作家-法国:摄政时期(1715—1723)

时间:2024-11-21 16:35:02关键词:法国摄政时期

在道德松弛和宽容的摄政政治之下,文学蓬勃发展,异教也取得了再也不会丧失的基脚。受到已故国王和门特隆夫人唾弃的戏院与歌剧也恢复了;菲利普二世或他的家眷几乎每晚光临歌剧院、滑稽剧院、法兰西剧院或意大利剧院。法兰西剧院除了保存高乃依、拉辛、莫里哀诸人剧作以外,尚演出新剧像伏尔泰的《俄狄浦斯》(Oedipe),代表新的反叛的呼声。

除伏尔泰外,这个时代最伟大的作家,均为保守分子。勒萨日生于1668年,他虽然活到1747年,但在精神和风格方面,仍属于17世纪。他在瓦纳接受耶稣会的教育,然后到巴黎学习法律——由他的情妇供给学费。他为一位收税员服务很久,使他厌恶资本家。他以著书来维持妻子儿女的生活,若非一位仁慈的传教士每年资助他600法郎,他可能已经饿死。他翻译了一些西班牙的戏剧和阿维亚内达(Avellaneda)的堂吉诃德续传。受格瓦拉《跛腿恶魔》的启示,他以《跛魔》(Le Diable Boiteux,1707年)这一作品来造就欢乐的气息,描写一位喜欢恶作剧的恶魔阿斯莫底斯栖息在巴黎的尖峰处,用他的魔杖随意地揭开屋顶,将看上去很正派的居民的私生活和风流韵事揭露在他朋友之前。故事的结局在于揭发人类的卑鄙、伪善、罪恶和诡计。一位贵妇与男仆在床上偷情时被丈夫发现,她马上哭号着说被强奸,因而解决了一切问题。她的丈夫杀了这个男仆,而这位夫人挽救了她的品德和生命,死人连辩解的余地都没有。几乎人人都去买或借这,乐于见到别人被揭穿秘密。“两位宫廷要员,”1707年12月发行的《凡尔登报》(Journa de Verdun)说,“他们在巴宾的店里,手里握剑争夺第二版的最后一。”圣伯夫在阿斯莫底斯和另一魔鬼争吵的话中,找到了几乎是那个时代的缩影:“我们彼此拥抱,而且从那时起,我们便是死敌。”

两年后,勒萨日以一出讥刺资本家的喜剧,几与莫里哀齐名。有些资本家预先获得《杜卡莱先生》这出喜剧的消息,并设法阻止它的演出。有传闻说他们出价10万法郎要求作者收回这出戏剧。路易十四的儿子下令上演。杜卡莱是一位在战争中依然奢侈度日的放高利贷商人。他对女人慷慨,她们抽他的血,就像他不停地抽人民的血一样。“人类的生活着实让我吃惊,”他的男仆弗龙坦说,“我们敲诈风骚女郎,风骚女郎则吞噬办事人员,而后者又去剥夺别人;这一切演变成可能想象的一连串最曲折有趣的恶行。”

讽刺或许不公,而且易受报复。18世纪法国最负盛名的小说家勒萨日以比较客观的态度成功地描述更为复杂的人物。继西班牙风格之后,《吉尔奇遇记》(Adventures of Gil Blas de Santillane)以恶汉及其冒险为主题,描写土匪抢劫、醉酒、诱拐、勾引及玩弄政治手腕,他们以机智压过品格,一切以胜利为首要。吉尔开始时是一个淳朴的青年,胸中充满着理想和爱人的热情,然而轻信别人,多嘴而自负。他被强盗掳获,加入他们的行列,学习他们的技术和生活方式,然后离开他们到西班牙宫廷,当莱尔马公爵的助手和淫媒。“在我未进入宫廷前,我生性怜悯而且慈悲为怀;但仁慈的心肠在那里是不合时宜的弱点,我的心肠因而比任何铁石坚硬。此地是修正人们对想象中的友谊情感最好的学校。”他对双亲不理不睬,拒绝帮助他们。他的运气不佳,被捕入狱,于是下决心改过自新;被释放后,退休到乡下,结了婚,安分守己做个好市民。但他终于忍受不了这种令人厌烦的平淡,又回到了宫廷,重操旧业。他被授以爵位,再度结婚,他惊讶于妻子的忠贞和他对孩子的喜爱,“我真诚地深信我自己是他们的父亲”。

作家-法国:摄政时期(1715—1723)

在雨果的《悲惨世界》(Les Misérables,1862年)以其规模和辉煌挑战之前,《吉尔奇遇记》是法国最受欢迎的小说。勒萨日酷爱这,前后用去20年续写该书。第一、二册出版于1715年,第三册出版于1724年,第四册出版于1735年。与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一样,从头到尾都很精彩。他晚年以替大众化的拉·富瓦雷剧院写小型喜剧为生;1738年,他出版另一部小说《萨拉曼卡的大学生》(Le Bachelier de Salamanque),此书充塞了当时拒不承认的偷窃之风。40岁时,他几乎变聋了,仅能听到喇叭声;他能够像我们睁、闭眼睛一样,随意控制耳朵,未尝不是一种幸福。到了生命终点,“除了在白天”,他已丧失各官能作用,所以他的朋友说“他的心灵似乎随着太阳起落”。他死于1747年,享年80岁。

今天,勒萨日的《吉尔奇遇记》比路易·鲁弗鲁瓦(Louis de Rouvroy)和圣西蒙公爵所著的《回忆录》读者更少。但现在没人喜欢圣西蒙公爵这个人,因为他缺少有修养者的谦逊。他常自诩为法国的贵族公爵之一,其伟大仅次于皇室家族;他极力反对路易十四在政府行政方面任用能干的中产人士甚于平庸的贵族,及在宫廷王位继承人和宫廷礼仪上把王室私生子列在贵族之前。1715年9月1日,他告诉我们:

我醒时知道了国王的死讯。嗣后,我立即到新王面前表示了我最大的敬意……然后到奥尔良公爵那里,提醒他答应我的诺言,即允许公爵在选举投票时,可以戴帽。

圣西蒙忠爱摄政,在国家议会为他服务,告诫他戒色,在伤恸和挫败时给予他安慰和鼓励。他于1694年开始记录官场生活——以他的阶级立场——从他1675年出生到1723年摄政逝世为止。他自己活到1755年。克雷基女侯爵把他贬为“一只老而多病的乌鸦,心胸燃烧着嫉妒之火,并被贪婪吞噬”。

这位聒噪的公爵总是心存偏见,他的判断常不公平,有时根本不顾虑到年代,有时故作错误的报道。除了政治外,他一切不管,偶尔也迷失于人们对贵族社会无益的闲言闲语之中;但是,他写下的20册书是观察入微、见解深刻、文笔流畅的详细、珍贵的记录。这些记录使我们得以看到门特隆夫人、费奈隆、奥尔良·菲利普和圣西蒙,如同布列纳(Bourrienne)使我们看到拿破仑那般栩栩如生。为了避免人们对他的偏见加以攻击,他尽量让他的回忆录保持机密,在他死后100年内禁止出书。1781年以前,没有一册出版,有许多书甚至到1830年才出现。在描述法国历史的所有回忆录中,此书独占鳌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