菲利普二世的首要任务是恢复国家的经济秩序与稳定。他继承了一个破产的政府，负债24亿利维尔，还有浮动债款5.9亿利维尔——流行于国内的王室特定票据，现在面值几乎不到原来的1/3。政府1715年的净收入为6900万利维尔，而花费则为1.47亿。1716年的大部分收入均已预先支出。
圣西蒙建议断然宣告破产，但遭诺瓦耶公爵反对。摄政当局采取节省与改革并行的折中办法，把军队减至2.5万人；退役军人免纳税6年；有8个孩子者永久免税。封建领主的租税、盐税、人口税及其他赋税均已降低；滥用积蓄皆受指责，有些甚至被矫正。很多政府冗员被解雇——仅巴黎就有2400人。当时还成立了正义法庭（1716年3月），那些资本家、商人及其他人士，均以曾经骗取政府财物的罪名，受召出庭。熟谙军事措施的诺瓦耶，开始了令人恐怖的行动：凡揭发别人没履行契约的人，被应允受宽大处理；告密者因而收回被查扣款额的1/5；凡干涉揭发者，均处以死刑；财产公告不实者，须没收财产，并放逐海外。犯罪者有些被绞死；有些加上枷刑，在欢呼的民众面前游行。少数无以自表清白的金融家，终于自杀。方法虽好，效果却差。大部分罪犯贿赂法官、摄政者的亲信或情妇，以免除审问和罪行。官方的腐败甚至到了不是罪犯行贿而是朝臣索贿的程度。一位资本家被罚款120万利维尔，一位朝臣应允以30万利维尔为他脱罪。“亲爱的大人，”这位资本家说，“你来迟了一步。我刚刚和尊夫人达成协议，费用只是你所提的一半。”解散正义法庭的敕令公布下来（1717年3月），以罕见的坦诚说道：“各种犯罪遍布使各阶级几乎都受传染，因此，政府很难对如此多的罪犯施以公正的惩处而又不致危害到商业、社会秩序和国家。”待审讯结束时，政府净利约为7000万利维尔。
不满于这些结果，摄政转向于提供新财政制度的一位著名的苏格兰人。约翰·洛（John Law）生于1671年，是爱丁堡某位银行家的儿子，他在伦敦学习金融，亲眼目睹1694年英格兰银行的开幕。在一次因爱情纠纷的决斗中，他一时失手杀死了对手，因而顶着死刑的罪名，逃到欧洲大陆。他英俊、和蔼，有数学天赋；在外币汇兑方面的投机颇为成功，而且他对纸牌组合的计算与记忆能力，帮助他在各地牟取利益。他观察了阿姆斯特丹、汉堡、威尼斯、热那亚银行的运营。在阿姆斯特丹，他尤其感到信贷制度的魔力，即银行发行抵得几倍国库金价的纸币，同时以10基尔德担保，结果刺激、促进并繁殖了工商活动。他看出不必麻烦地携带或以金银交易，而仅仅转移银行票据，即可进行买卖。他不相信在法国竟然无法建立这种国家银行和信贷制度。他预想出后来被称为他的“制度”的这一学说。
他的主要构想是以国家赊账，发行纸币，以使物资两倍于国家现存的金、银与土地的总值，同时降低利息，以鼓励企业家向银行借钱，图谋工商企业与方法的革新。这样，金钱创造事业，而事业则增加雇员与产品，国家税收和贮藏将逐渐丰富，同时也可发行更多的钱币，如此，利润便可获得扩展。如果人民能够被优厚的利息吸引，将他们的积蓄储存于国家银行，而不私藏珍贵金属，则人民的积蓄增加了储金，更多的纸币就能发行，散漫的金钱，将集中在一起而发生作用，国家的繁荣即可促进。
1708年，约翰·洛向法国政府提供他的意见，但路易十四不予采用。菲利普二世摄政时，约翰·洛再提出他的学说以解救法国破产的财政。他问道：在欧洲各主要国家中，为何单独法国、西班牙与葡萄牙仍未成立国家银行；土地如此富饶、人民如此聪颖的法国，为何仍然平躺在经济的停滞状态之中。于是菲利普二世的态度有所松动，允许他建立普通银行；作为私人冒险。银行接受存款，支付利息，提供贷款，发行10、100、1000法郎不等的银行票据，其稳定的价值，因有固定重量的银子作为基础，因此很快成为人所乐用的买卖媒介。这些票据首次构成正规的纸币，约翰·洛的银行及遍布各地的支行，建立了法国有史以来第一次有组织的信贷制度。1717年4月，银行票据被认可代替缴税。
同年9月，约翰·洛把他的主张带到更为冒险的阶段。他要求摄政当局把特权赋予新成立的欧洲公司，以开发整个密西西比河流域，然后归法国管辖。他以每股500法郎的价格把欧洲公司的20万股卖给人民，那是很高的价格，但其中3/4的款额可由政府票据以其面值支给，3倍于其实在价值。很高兴有此机会将跌落的纸币转换成可分红的企业股份，人民很快便买光了所有的股份。越来越如意的约翰·洛指导他的银行买下皇家烟草专利权及所有进行对外贸易的法国公司；将它们与欧洲公司联合起来成为印度公司，其目的在于垄断全部对外贸易。
1718年12月4日，约翰·洛重组他的银行为皇家银行（Banque Royale）；它的票据被承认为合法的偿债钱币，几乎完全控制了国家财政。他在印度公司以每股550法郎发行新股票，一时被抢购一空。期待高价报酬提高了人们对股份价值的估计；在一片投机潮中，人们纷纷以不断上升的价格来买卖股票，直到喊出5000法郎，9倍或10倍于其面值为止。蒙塔古女士1718年路经巴黎，对法国经济命脉竟受制于一位英国人的现象，报以微笑。约翰·洛的想象超过了他的判断。这个新的皇家银行不仅管理制币厂与所有税收，并以政府规定的5000法郎的股价交换印度公司的股份，转而接管国家债务。这样一来，被动资金就会在他各个企业中用活。他又将2400股献给摄政者作为礼物，而危害到银行偿债的能力。
虽然这般轻率地冒险，人们对他的信任毫不受损，人们对公司的热忱愈来愈高，股份买主喊着愈来愈高的价格。骗徒在市场中兜售假股证件，使行情更为狂热。银行所在的那条狭窄、肮脏的柯堪坡街，两年来变成了巴黎的华尔街。各阶层的买者、卖者，公爵夫人、娼妓、巴黎人、乡下人、外国人，群集于此，而且骚乱每天上升。有些人在拥挤中被践踏致死，有些人则被贵族的马车辗倒。马雷夏尔·维拉尔（Maréchal de Villars）乘车路过，曾驻足演说，训斥群众贪婪的狂热。小街中陋屋每月的租金，比过去20年来的总收入还多。居民抱怨嘈杂声难以忍受。买者还是竞相喊价；股份价格几乎每天，有时甚至每小时都在上涨；1719年底，有些股份已售到每股1.2万法郎；当时未出售股份的市场价格80倍于法国公认的金银总价。因为每股只需支付面值的1/10，因此周转率高，一天就可致富。一位银行家赚了1亿法郎，一位旅馆侍者赚了3000万法郎。人们首次听到“百万富翁”这个称呼。
约翰·洛一时成了风云人物。1720年，他被任命为财政总长。华丽的贵族、女士，翩临其接待室，纷纷请教他对金银财宝的高见或寻求他的支持。“我曾经亲眼，”伏尔泰回忆说，“看见他通过巴黎皇宫的走廊，后面跟着公爵、贵族、法国高级将领、教会主教。”一位公爵夫人谦逊地吻他的手。
他并未因其主张的辉煌胜利或权力的伸张而骄纵恣肆，事实上他还震惊于人们的贪婪对公司股份所喊出的高价。他也没有借此机会中饱私囊。反对这一制度的圣西蒙宣称：
他的为人既不贪婪，也不欺诈。他是一位慷慨、善良、可敬的人物。太多的债权和财富并没有宠坏他，他的举止、马车、桌子、家具，任何人见了都不会愤慨。他一心一意，坚忍不拔地忍受事业带来的烦恼；直到最后……他变得急躁而常发脾气。
有些望族不满他是外国人和新教徒，而且发现，他虽然和其英国太太恩爱相处，他们的结合却属非法。为了减少这些敌意，约翰·洛成为法国公民和罗马天主教徒。
他运用权力去刺激法国的繁荣。他减低赋税，并结束私人代理笨拙而腐败的税敛。他对群众表现出一般财政家少有的怜恤心。为了农夫的耕种，他禁止教会或财团占有大片土地；他甚至在刚刚上任总长时就强迫教会售出自1600年以来所占有的全部财产——那几乎是法国财富的一半。他先于杜尔哥（Turgot）废除了法国境内食物和货物的运输税。他有组织地筑路、修路、造桥、开发运河，同时从国外招进技工专家以建立新工业；降低贷款税率以鼓励工业的扩张；在他上任两年内（1719—1720年），法国企业增加了60%。他重振并扩张商业舰队，使商业延伸到亚洲、非洲和美洲；从事外贸的法国船只，1719年3月为16艘，1720年6月则达300艘。在约翰·洛的领导下，法国对外贸易再度达到柯尔伯（Colbert）任职时曾达到的最高峰。他说服法国贵族支援路易斯安那咖啡和烟草的生产，他自己则支援阿肯色河（Arkansas River）流域的开发。1718年，新奥尔良城正式建立，取摄政者家族之名以为纪念。
尽管约翰·洛和菲利普二世多方面地努力，但在美洲的事业并不蓬勃。密西西比河河谷的大部分地带，仍是尚未征服的荒野。政府尽一切力量招揽法国移民在此区域定居。约翰·洛提供每一户移民家庭迁徙资金及450亩土地。人们发现移民不比投机诱人后，罪犯、流氓、娼妓被驱逐到路易斯安那，而青年男女则像普莱沃（Prévost）小说中的曼侬·莱斯戈被诡计或武力强迫冒险。这些牺牲品由于伙食恶劣，许多死于途中。1720年5月的诸项敕令，方才禁止这种野蛮的强迫行为。殖民地本身，由于设备不良、管理不善，加上叛逆者阻碍了经济发展，使密西西比公司的利润远比投机者所预测的少。虽然约翰·洛自己也曾陶醉于这个梦想，但从殖民地土壤发掘金矿或珍贵矿物的希望，终属虚幻。
这些困境必已传回法国。最聪明的投机者判断出公司的股价已达高峰，认为现在该是出售的时候了，他们迅速售出而获得暴利；其他同样贪婪、但消息较不灵通或判断较不正确的数以千计投资者，则因脱手较慢而破产。到1719年12月，卖潮压过了买潮，在短短的一个月内，波旁公爵抛售了2000万法郎的股份；孔蒂王子售得1400万；后者招来三大马车以载运用银行票据与公司股权换来的黄金，约翰·洛并不敢加以拒绝。一位普鲁士投机者卖出他所有的股权，而带着相当于3000万法郎的金条离去。其他的人则兑换股份以购买土地、房屋、珠宝和其他以人类需要或虚荣为稳定基础的有价物品。曾经遭受正义法庭惩罚过的金融家，以兑现票据并将金条运出法国，作为报复。约翰·洛努力阻止金条外流，请求摄政者下令禁止人民私藏、交易或输出珍贵金属，并要求交出所有超过皇家银行500法郎以上的金银。银行官员受权进入住宅搜索私藏的珍贵金属。“许多百姓，”据圣西蒙说，“把金钱藏得如此隐秘，以致死时无法讲出以前匿藏之处，他们的小财宝因为长埋，没能传与子孙。”
股票的市值继续下降，约翰·洛竭尽全力（提供9000万法郎的纸币），欲图支持局面，但随之而来的银行钞票之增加，降低了币值，并提高了物价。1720年5月，物价已经比1716年上涨了100%，工资则上涨了75%。7月，一双丝袜高达40利维尔。通货膨胀的恐慌开始了，人们争相以纸币和贮藏物品证券交换货物。因此，福斯公爵囤积蜡烛，马雷夏尔贮存大量咖啡和巧克力。为了防止纸币脱手转购物品，约翰·洛宣布（5月21日），银行钞票和公司股份贬值50%。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或许是受到震恐的摄政者所施的压力，而后者则感到约翰·洛与其他贵族及教会仇敌所施的压力。菲利普二世把所有的公司股份投进银行，欲图挽救这一危机。
但卖潮仍然持续。7月，银行被迫对超过10法郎的票据暂停付款。票据的持有者围困银行，喧闹着要兑换纸币为金条或银条。在巴黎，涌动的人潮在混乱中踏死了10名妇女，稍后，愤怒的群众扛着其中3具尸体在摄政者的窗下游行示威。因自己疯狂的投机引起这一制度崩溃的人民，却指责约翰·洛，要求他对一切困难负责。他们设法捉他，想要杀他泄愤，不得逞后，于是将皇宫庭院内他的大马车予以捣碎。反复的骚动显示出人民觉得受经济骗术玩弄，及高阶层者以公众牺牲为代价而中饱私囊这一情绪。国会联合起来攻击约翰·洛，菲利普二世将他贬到蓬图瓦兹（Pontoise，7月20日），人民拥护国会。
8月，曾经达到1.2万法郎的密西西比公司的股价，现在降到2000，而银行钞票则降到原有价值的1/10。10月，消息泄漏出来——而且很快流传开来——摄政当局在皇家银行鼎盛时，从中提出总额30亿法郎，其中大部分花费在馈赠亲友或情妇的奢侈品上。大约同时，一位银行出纳员私卷大量金条，潜逃至普鲁士。密西西比公司的股价跌至200法郎。摄政当局一则废除银行（12月），解雇约翰·洛，一则重开国会。14日，约翰·洛带着儿子离开法国。他已经将私人财产全部投进印度公司，与大多数股东遭受同样的命运；他未在外地存钱；现在他仅仅剩下2000利维尔和一些不珍贵的珠宝。在布鲁塞尔，彼得大帝邀请他掌管俄罗斯的财政。他予以拒绝。他退休到威尼斯，与妻子和女儿团圆，过着默默无闻、贫穷的生活。1729年，他终于在该地告别人间。
他建立银行的原则，理论健全；若不是投机者令人难以置信的贪婪与摄政者的挥霍无度，将使法国偿清债务并繁荣强盛。约翰·洛的看法经过考验，被证为无误。法国经济一时显然停顿在颓废状况之中：股份与票据持有者要求无法兑现的付款，钱币的流通几乎瘫痪，工业滞阻，对外贸易也停顿下来，物价超过人民的支付能力；摄政者召集巴黎的首脑人物，商讨维持秩序，平息混乱之策。他们买进全部钞票，并以政府税收为抵押赎回各种不同的股权，持有者损失16%—95%不等。狂怒泄尽的民众，只好耐心地屈服于这种实际的破产。
有些事情则未受到混乱的影响。农民由于产物价格上涨与钱币贬值，反而得益。工业受到低利和高价的刺激，迅速复原；新企业纷纷成立。国内贸易因路税减低而蒙利；商业自混乱消退后，也再度扩张到海外。视求利为自然而必需的中产阶级，不但没受伤害，而且更加扩大。金融家的数目与势力均已倍增。贵族以贬值的钱币偿债而受益，但因在投机的热潮中表现出和各阶级无异的求利欲而丧失面子。摄政因无法履行财政契约，又在一片灾情中仍旧奢侈生活，而失尽光彩。一位匿名的评论家批评说：“我们需要几个世纪的时间，才能根除约翰·洛造成的恶习：纵坏人民过惯安逸、奢侈的生活，使他们不满足现状，扬升食物及手工品的价格，使所有的商人追求暴利。”但那同样的商业精神，虽则败坏了法国社会的道德风气，也刺激了经济发展和法国人的智慧。1722年，法国的财政已恢复到足以让摄政怀着对政府所具有的松弛良心，而回到惯有的宽仁统治与挥霍淫乱的道路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