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宾诺莎完成《伦理学》时，他也许与许多基督圣徒一样，觉得自己已经完成了一门为济助个人而远甚于指导一国公民的哲学。因此，1675年，基于认为人是“政治的动物”并能将理智应用于社会问题的这一观点，开始以一种解析激情一样的方式，以客观的、几何的、物理的方式，着手于其未完成的《政治论》：
我以我们通常应用数学时的精神自由，来审视科学的主体，我曾谨慎地不将力量花在愚弄、哀悼或詈骂人类的行为上，而在求了解他们。在此目标之上，我也曾注意到激情，诸如爱、恨、怒、妒、贪、怜及其他心灵的不安等并非人类本性的恶的一面，而是与空气本质相关的冷热、风暴、雷电等性质一样。
因为人类的本性是政治的素材，斯宾诺莎觉得，研究一个国家当始于考虑人类的基本性格，如果我们去想象在社会组织以约束力、道德力和法律陶冶之前的人类，则我们对其了解将更真切些。倘使我们记得，在全然地或勉强地顺服于社会影响的情况下，他仍然被那种不法的冲动所搅动——这种冲动在“自然状态”中只能被对敌对势力的恐惧所抑制，则我们对之了解或将更真切些。斯宾诺莎与霍布斯一样，假定人类曾处于以上情况中，他对人类野性的设定，几乎与《利维坦》一样黑暗，在“罪恶之园”（Garden of Evil）中，个人的力量就是公理，并无罪可言，因为根本没有法律；也没有公正、偏私及对错可言，因为根本没有道德戒规。因此，“自然法……并无所禁……其并不反对倾轧、仇恨、愤怒、暴虐或因欲念所引发的任何东西”。依据“自然权力”——就“自然”是一种外于社会法治的观点来看——每个人的生存，在于其有能力自持与自保。而这仍为其同类和国家获取，所以人类会以其“自然权力”去役使或食用动物。
斯宾诺莎认为人类野性的改变，是由于其一出生便已生活在社会团体中，“由于所有人类对孤独的存在有所惧——因为在孤独下，人没有足够的能力以自卫、获取生活必需品——因此使其自然趋向于社会组织。”所以，人类不但具有社会的，而且具有个人主义的本能，社会与国家具有人类本性的根源，一旦人类与家庭成为一体，则“自然权力”或个人的力量便会受团体的权利和力量限制。无疑，人类勉强地接受这些限制；但他们接受是因为他们明白，社会组织是个人生存与发展的最有力的工具。至此，德行是为了“自存的努力”，可以再扩充至使团体生存的特质之中。社会组织，不约束国家，不左右文化——这是人类求其自存与发展下的一大收获。
由此，在伏尔泰回复卢梭之前，斯宾诺莎便有所论：
任讽刺家放怀狂笑世间事，任神学家去诟辱它们，任忧郁尽情去颂扬那朴野未开的孤立生活，任它们去鄙视人类而推崇野兽。莫去管它，人类会发现互助更能轻易地获其所需……一个受理智引导的人，其生活于法治国家之下，比居于法律之外更为自由。
斯宾诺莎也反对哲学上的无政府主义的乌托邦：
诚然，理智能抑制并转化为激情……可是我们知道……理智指出的路是非常险峻的。因此，劝自己信服群众……能导致依理智的简单指示而生活，则一定是诗人的黄金时代，或者是一些剧中的梦想。
国家的目的与功用，应当使其成员依理智而生活：
国家的最终目标，不在于驾驭人类或以恐惧制服他们，而是使人人无所恐惧，而且能在充分安全与不伤害自身和邻人的情况下而生活。国家的目标……并不是在使明理的人类成为粗野的兽类和机器（如在战时）。而在使他们的身体和心智安然地运作，它们致使人类依真正的理智而生活，而活动……国家的目的是真正的自由。
因此，斯宾诺莎重新争取言论自由，或至少思想的自由，但与霍布斯一样，最终屈服于神学的盲信和斗争的恐惧之下，他并未主张将教会置于国家治辖之下；而认为国家可以决定教百姓何种教义。
他着手讨论政府的传统形态，由于对路易十四入侵荷兰感到愤怒，他成为一个荷兰的爱国者。他不但一点也不称赞君主制，还激烈地驳斥霍布斯的绝对论：
一个人拥有一切权威时，就会假设，是经验在指导并促成和平与和谐。因为没有一个政治体系，也就一直没有显著的变化；同时，没有一个深孚众望的或民主的国家，会非常短命，而甚为动乱所扰。如果说，奴役、野蛮与摧残能算是和平的话，则和平会是降之于国家的大不幸。奴役不是和平，而是独夫揽权，因为和平并非只包括战争的离去，而是更包含了人类灵气的统一和和谐。
所谓“最佳政府”的贵族政体，如果其最佳是在于其不从属于阶级精神、派系倾轧及个人和家族的贪婪的话，则可以称是，“倘若，贵族们……不感情用事，并仅衷心依循大众福利……则无一政体堪与贵族政体媲美，然而经验告诉我们，一切恰恰与之相反”。
因此，斯宾诺莎开始描述他民主的期望，他并不盲目附和群众，他爱那遭暴民杀害的维特。“凡对百姓性情如何转变具有经验的人，几乎都会很丧气，因为大众是受情感而非理智摆布的。它先于各个事物之前，并会轻易地被贪婪和奢侈腐化。”“我越来越相信民主是所有政府最自然的形式，也是最调和于个人自由的。基于此，没有人会将其自然权力绝对地让渡：他只将之委付多数。”斯宾诺莎主张，除未成年者、犯人与奴隶外，所有男性都应有选举权。他将女性除外，因为他判断，在策议和管理上，她们的天资和承受力不如男性。他认为，假如“国民军只由公民组成，而且无一人可免役”，则当以端良的举止与和平的政策鼓励统理官员，“因为，一个武装的人，是比一个非武装的人更来得独立”。他觉得，照应穷困者是整个社会的责任。同时，应当只有一种单一税：
田地、所有的土地及可以使用的物件和住舍等，都该是公产，就是说，拥有国产权的人每年将之租与公民……除此，各种税收，均将免除。
然而，就在他刚开始其学说最珍贵的部分时，死神将他的笔从他手中拿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