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70年5月，《神学政治论》出版不久，斯宾诺莎迁到海牙，这样可能比较接近维特及其他有影响力的朋友。他在韦伦的家里待了一年，而后迁到亨德里克在帕维龙的家。这栋建筑于1927年被一个国际委员会购置，保存为斯宾诺莎纪念堂（Domus Spinozana）。他在那里一直住到逝世。在最顶楼他占有一个房间，睡在一张白天可以叠入墙中的床上。他“有时一连3个月足不出户”，皮埃尔说，也许他的病肺使他畏惧冬天的湿气。但访问他的人很多，（也是依据皮埃尔）“他时常访问要人……以谈论政治事件”。这些“他极为了解”。他继续磨镜片，惠更斯曾论及这些镜片之佳。关于他的开支，他有一本记录，使我们知道他每天花费4.5苏。他的朋友们坚持帮助他，因为他们一定看到他把自己困于屋内的情形及镜片磨出的尘埃，都在加重他得自遗传的疾病（肺病）。
一群暴徒在海牙街上刺杀了维特兄弟时，扬·维特给予斯宾诺莎的保护从此结束了（1672年8月20日）。一听到这件谋杀案，斯宾诺莎就要出去当众指责他们是低贱的蛮人，但他的房东锁上了门，以防止他离开屋子。扬·维特遗嘱中留给斯宾诺莎每年200法郎。维特死后，行政大权落入亨利亲王之手，他需要加尔文派教徒的支持。《神学政治论》第二版于1674年出版时，亲王和荷兰议会颁布了一道法令，禁止此书出售。1675年，海牙的加尔文派地方政府发布一项文告，命令所有的市民立刻报告想要印刷斯宾诺莎任何著作的任何企图。1650年至1680年，教会一共发布50道诏令，禁止阅读或流传斯宾诺莎的作品。可这些禁令却把他的名声传入德国、英国和法国。1673年2月16日，海德堡大学的教授法布里丘斯（Johann Fabritius），以倾向自由主义的巴拉丁选帝侯、路易斯亲王的名义，写信给“极为著名的哲学家”斯宾诺莎：
亲王殿下……命我写信给你……并问你是否愿意在他那所著名的大学中，接受一个哲学教授的普通教职。你会被付以当今一般教授享受的年薪。你在别处绝找不出一位比他更能赏识杰出天才的亲王，他认为你是其中的一位天才。你将有哲学思考的极大自由，他相信你不会误用才能，以扰乱大众建立起来的宗教……
斯宾诺莎于3月30日回信：
阁下：
假如我曾想要在任何一处担任教授的职位，我只期望亲王殿下和巴拉丁选帝侯经您供给我的教职……不过，因为我无意于公开的指导，我不能被说服去拥抱这个光荣的机会……因为第一，我想假如我要找出时间以指导青年，那我必须停止发展我的哲学。第二……我不知道在哪些范围之内，哲学思考的自由应被限制，以避免发生意图扰乱大众所建的宗教之事。因为由宗教的虔诚之爱引起的宗教分裂，并不如因人不同的脾气或爱好冲突引起的那样多……我过着隐居孤独的生活时，我已经历过这些事。将来我的品格提升到这种程度后，这些事应更令人惧怕。因此您知道，至高无上的先生，我并不希望拥有某些更好的财富，而是由于爱好宁静。
幸好斯宾诺莎拒绝了，因为翌年蒂雷纳破坏了巴拉丁，大学被关闭了。
1673年5月，一支法国军队入侵荷兰联邦时，那支军队中的一名上校邀请斯宾诺莎去拜访在乌得勒支的孔德。斯宾诺莎与荷兰当局商量，后者因为亟须停战，可能已在这次邀请中看出一个打开和谈局面的机会。双方都给他发放安全通行证，这位哲学家便踏上乌得勒支之路。这时孔德已被路易十四调到另外的地方去了，他留言让斯宾诺莎等候他，但几个星期后另一个消息称，他被无限地拖延住了。卢森堡显然就在这时劝他呈献一给路易，保证他一定会获得宽厚的回应，这个提议没有受到理会。斯宾诺莎回到海牙，发现许多市民怀疑他叛国。含有敌意的群众聚在他屋子的四周，大声污辱他，并投掷石块。“不要担心，”他告诉他的房东，“我是无辜的，有许多居高位的……他们十分明白我为什么去乌得勒支。你听到门边有骚动的声音，我就立刻出去走向群众，即使他们会像对待善良的维特那样对待我。我是忠实的国民，国家的利益就是我的目标。”他的房东不让他出去，不久群众就散了。
现在他41岁，海牙的斯宾诺莎纪念堂中有一张他的肖像，飘动的黑发、浓眉、黑亮而稍忧郁的眼睛，长直的鼻子，总之是一张相当英俊的脸，如果只和哈尔斯画的笛卡儿相比的话。“他的仪容十分整洁，”卢卡斯说，“要是没有披上使绅士异于学究的衣服，他绝不离开屋子。”他的态度严肃温和。奥尔登堡注意到他“扎实的学问交融着仁慈与高雅”。“同斯宾诺莎相识的那些人，”皮埃尔写道，“……都说他易于相处、诚实、友善，而且极有品德。”他对邻居绝口不谈异说，相反他鼓励他们继续上教堂，有时伴着他们去听一次布道。更胜于其他现代哲学家的是他因自制而获得平静。他极少答复别人的批评，他对付的是思想，而不是对人的攻击。除了他的宿命论、他与群众的隔绝、他的疾病，他绝不是一个悲观主义者。“行由义，则善。”明白最坏的一面而相信最好的一面，可能就是他思想的座右铭。
朋友和仰慕者使他门庭若市。奇斯霍斯想要看一看《伦理学》的原稿。“我求您，”这位数学家和物理学家写道，“在我不能正确领会您的意思的地方，用您一贯的礼貌来帮助我。”可能由这位好学的学者，莱布尼茨得以接近斯宾诺莎（1676年）及我们猜想尚未出版的大作。在阿姆斯特丹，迈耶博士圈子中还在的人都来看望他或与他通信。鲍克瑟（Hugo Boxel）一再劝他承认鬼的存在。1675年，解剖学家斯泰诺从佛罗伦萨送来一个很动人的请求，要斯宾诺莎皈依天主教：
如果你要的话，我很乐意向你显示……你的教训比我们落后，虽然我希望你……会向上帝驳斥你自己的错误……这样，如有因你早先的著作而使一千个人转变了对上帝的真正认识，公开撤回你的错误。由于你的示范作用，可以使100万人跟着你，犹如跟着奥古斯丁一样，一起引向上帝。我全心全意地祈祷这个恩赐是属于你的。再见。
天主教的魅力已俘虏了布尔格（Albert Burgh），他是斯宾诺莎的朋友联省财政长康拉德·布尔格之子。阿尔伯特·布尔格像斯泰诺一样，在意大利旅行时改变了他的信仰。1675年9月，他写信给斯宾诺莎，要他接受罗马天主教的信仰，挑战的意味多于请求：
你怎么知道，在过去世界上教过的哲学，或现在所教的，或将来教的哲学中，以你的哲学为最佳？你有没有仔细读过所有这些哲学，古老的和现代的，这些在此地、在印度和全世界各地所教的哲学？纵使你已合适地仔细读过它们，你怎么知道你所选的是最佳的？……
但是，假如你不相信基督，你比我所能说的还要可怜。但规正是很容易的：从你的罪恶中回头，认清你可怜而疯狂思想的极度傲慢……难道你，你这可怜的小人物，地上卑贱的小虫……竟敢，以你那不堪言的亵渎，把自己置于“化为人的，无垠的智慧”之上？
从你的原则中，你无法圆满地解释那些被魔鬼附身的人之间发生的惊人景象，所有这些，我都曾亲眼见过许多例子，而我也听过最确切的证据。
斯宾诺莎这样回答他（1675年12月）：
别人说到我时我几乎不相信的事，最后都从你的信中了解了，这就是你不但已成为罗马教会的一分子……而且是它的一名尖刻的斗士，还学会了暴烈地向对方诅咒和发怒。我原不想回你的信……但有几位跟我一样对你的天赋期望很大的朋友，热切地请我不能不尽一个朋友的义务，要我看在不久以前的你，而不是现在的你的份上……我已被这些劝说说服，而写给你这些话，我热切地请求你能以平静的心情来阅读。
我不愿在此重数神父和教皇的罪行，以使你转而离开他们，像反对罗马教会者常做的那样。因为他们时常恶意出版这些东西，而且其目的在于纷扰，而不在于指导。的确，我愿意承认，罗马教会里有学问、有德行的人，要比别的基督教会多。因为既然这个教会的信徒较多，他们的情况也较复杂……在每一个教会都有许多以公正和慈悲崇奉上帝的极老实的人……因为公正和慈悲是真正的天主教信仰最肯定的特征……无论什么地方有了这些，就有真正的基督存在，而缺乏了这些，就没有基督的存在。因为单以基督精神就能引导我们走向公正和慈悲的爱。如果你愿意把这些事实适当地在心中想一想，你就不致迷失，也不致使你的父母痛心了……
你问我，我怎么知道，在过去世界上教过的哲学，或现在教的，或将来要教的哲学中，以我的哲学为最佳。这个，我倒有更好的权利问你呢。因为我并不以为我已发现了最佳的哲学，不过我知道我认为（它）是真正的一个……可是你，自认为你至少发现了最佳的宗教，或者说发现了最佳的人物而轻信了他们，你怎么知道，在过去曾传授别的宗教的人之中，或现在正在传教的，或将来要传教的人之中，他们是最佳的人选呢？你有没有仔细读过这些宗教，古代的与现代的，这些传授于此地及印度，及全世界各地的宗教？纵使你已合适地审过它们，你怎么知道你所选的是最佳的？……
因为我运用我的理性，毫无抗议地接受存在于心中，而且不能被侮辱而败坏的真正的上帝的圣道，你就认为是傲慢和骄矜吗？把这致命的迷信拿开吧。如果你不愿加入野兽群中，那就鸣谢上帝赐予你的理智且培植它吧……如果你愿仔细审查教会的历史（这方面我知道你是最不了解的），以了解许多教皇的传统是多么的错误，及罗马教皇以何种……的方法，在基督出生之后的600年，而获得独立于教会之上的权利，我不会奇怪，最后你会回到你的理智之中。我衷心地希望你会如此。再见。
布尔格加入圣方济教派，死在罗马的一个修道院中。
斯宾诺莎现存的书信，大部分是跟奥尔登堡往来的。我们惊奇地发现大部分谈的都是科学，是斯宾诺莎进行物理和化学的实验，他的信中画满了图样。通信中断于1665年，奥尔登堡于1667年被捕，以私通外国的罪名被关在伦敦塔。一被释放，他即转向宗教。而他继续和斯宾诺莎通信时（1675年），他也努力劝说斯宾诺莎回到某种形式的正统基督教中。他请求斯宾诺莎把基督复活的故事当作是真实的，而非象征性的。“整个基督教及其真理，”他认为，“都依赖在这个复活的事件之上。如果被推翻了，基督的使命及其天堂的教训都将崩溃。”最后他放弃了斯宾诺莎，因为他认为斯宾诺莎是一个迷失者，并中止了同斯宾诺莎的书信来往（1677年）。
1662年之后的几年，斯宾诺莎一直都在写《伦理学》。1662年4月，他写信给奥尔登堡，说他想把它出版，不过“我自然害怕把神学家……激怒，而用他们一向的愤恨攻击我，而我是最不愿争吵的”。奥尔登堡力劝他出版，“不理神学的伪道者如何咆哮”，斯宾诺莎依然犹豫着。他让几位朋友读过部分原稿，可能由于他们的批评，他一再地删改。《神学政治论》引起的叫嚣使他有理由警惕。维特的谋杀案及他拜访法军后人们对他的怀疑，更使他苦恼。一直到1675年，他才把《伦理学》出版。他曾把结果报告给奥尔登堡：
7月22日我接到你的信时，我正要前往阿姆斯特丹，想要出版我曾写信告诉你的作品。我正在着手做这件事时，一个谣言传开了，说是我有一本关于上帝的书正在付印，说是我在表示没有上帝的存在。许多人相信这个谣言。因此某些神学家……抓住了机会，在亲王和官员面前抱怨我的不是……我一听到所有这些事，决定暂缓正在筹备的出版。
他抛弃了原稿，转而去写一篇论国家的论文《政治论》（“Tractatus Politicus”），但在完成之前，死神已接近他了。
1677年2月6日，一位年轻的医生赫曼·舒勒写信给莱布尼茨：“我担心斯宾诺莎先生即将离开我们，因为肺病好像日甚一日。”两个星期后，其余人都不在时，这位哲学家陷入了他最后的苦痛中。这时只有舒勒一人（并没有迈耶，如以往所假想的）和他在一起。斯宾诺莎遗言指示，把他那寒酸的所有物变卖还债，把他没有焚烧的遗稿匿名出版。他死于1677年2月20日，没有举行任何宗教仪式。他葬在海牙新教会的墓地，靠近扬·维特的墓。他的手稿——主要是《政治学》（Tractatus politicus）和《智力的改造》的论文，由迈耶、舒勒和其他人筹备付梓，1677年底在阿姆斯特丹出版。
因此，我们最后才获得这本斯宾诺莎注入了他的生命与孤独的灵魂的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