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代史中，这位奇特而可爱的人物以最大胆的尝试，寻求一种哲学，以取代已失落的宗教信仰。1632年11月24日，他出生于阿姆斯特丹。他的先祖可以追溯到西班牙利昂省（León）布尔戈斯附近的伊史宾诺沙镇（Espinosa）人。他们是皈依了基督教的犹太人，为了逃避西班牙的宗教裁判所而移居葡萄牙。在贝雅（Beja）附近的威第哥拉居住一段日子后，这位哲学家的祖父和父亲又迁到法国的南特，又于1593年移居阿姆斯特丹。他们是最早定居于那个城市的犹太人，渴望享受乌得勒支联邦所保障的宗教自由。最迟于1628年，他的祖父已是阿姆斯特丹西班牙籍犹太裔的领袖，他的父亲数次出任当地犹太学校的监督和葡萄牙犹太会堂（synagogue）慈善组织的主席。母亲汉娜·德博拉由里斯本嫁到阿姆斯特丹。巴鲁克（Baruch）6岁时，她撒手西归了，留给他家族遗传的肺病。他由父亲和第三任母亲抚养长大。“巴鲁克”在希伯来文中的意思是“庇佑”，这个孩子后来在正式的拉丁文文件中，就称为贝尼迪克特斯（Benedictcus）。
巴鲁克在犹太会堂接受最出色的宗教教育，以《旧约》和《塔木德》为基础，也有一些研究希伯来哲学家的课程，尤其是伊本·埃兹拉（Abraham ibn Ezra）、迈蒙（Moses ben Maimon）、克莱卡斯（Hasdai Crescas）等人，或许也涉猎过一些犹太教的《秘学》。他的老师中有两个人，莫帖拉（Saul Morteira）与梅纳西·伊思雷尔，是犹太人中杰出的有才之士。在校外，巴鲁克以西班牙文接受许多世俗事务的教导，因为他父亲希望他以商为业。除西班牙文和希伯来文以外，他还学习葡萄牙文、荷兰文、拉丁文及后来接触的意大利文和法文。他养成了对数学的爱好，并将几何学作为他哲学方法与思想的最高理想。
一个心智异常灵活的青年，很自然地会对犹太公学教给他的教条产生一些疑问。也许他在那里就听过希伯来人的异端之说。伊本·埃兹拉早就指出，将《摩西五经》后半部归之于摩西，很不能让人信服。迈蒙尼德对《圣经》中晦涩难解的章节，曾提出寓言式的解释，而且有些怀疑个人的不朽，怀疑《创世记》中提到的违反世界的永生。克莱卡斯将延续归之于上帝，摒斥了所有以理智来证明意志的自由、灵魂的存在、上帝的存在等尝试。除这些杰出的正统犹太人以外，斯宾诺莎可能也读过格尔森（Levi ben Gerson）的作品，他将《圣经》的奇迹降低为自然的原因，并将信仰归于理智之下。他说：“我们的理智要我们相信是真理的，《摩西五经》无法阻止我们去相信。”而此前不久，在阿姆斯特丹的宗社里，阿科斯塔曾向不朽的信仰挑战，而被处以破门律，并因此饮弹自尽（1647年）。他感到他的家人和族人所信的神学已和他绝缘时，对那个犹在眼前的悲剧的回忆，一定加深了斯宾诺莎内心的混乱。
1654年，他的父亲过世，有一个女儿要求继承所有的财产，斯宾诺莎诉之于公庭，胜诉后，再将所有的遗产转让给她，只留下一张床。现在，他自食其力，以磨眼镜、显微镜和望远镜的镜片为生。除了教授几个私人学生外，他在弗朗斯·恩德（Frans van den Ende）所办的拉丁语学校任教。恩德曾是耶稣会士、自由思想家、剧作家与革命家。斯宾诺莎在那里进修拉丁文，也许因为恩德的激励而研究笛卡儿、培根和霍布斯，他这时可能已涉猎了阿奎那的《神学大全》。他可能因校长的女儿坠入情网，但她较垂青于另一位更阔气的求婚者。就我们所知，斯宾诺莎在婚姻上没有再进一步。
同时，他对信仰已开始失去信心，20岁以前，他已在某些刺激性的观念上冒险。这一个蜕变给他那颗敏感的心带来无比的煎熬与震栗，如思考万物或即上帝的本体，天使或即冥想的幻影。《圣经》中毫未述及不朽、灵魂与生命是合一的。在他父亲的有生之年，他还保留着这些堂皇异论，假使没有一些朋友用这类问题缠他的话，在他父亲谢世后，他还会保持沉默。犹豫了一阵后，他终于向他们表白自己信仰的动摇，于是他们上告于犹太会堂。
一般来说，阿姆斯特丹犹太宗社的领袖，在处理诘难基督教根基与犹太教教条的异端时，他们的立场十分为难。犹太人在荷兰共和国享有别的基督教国家所不许的宗教宽容。然而，如果他们容忍了那些可以动摇道德与社会秩序的宗教基础的观念，这种宗教宽容可能会被收回。根据住在荷兰的法国难民卢卡斯在斯宾诺莎去世那年所写的传记，在报告巴鲁克的怀疑时，学生们不实地加上一笔指控，指控他诋毁犹太人自视为上帝特别的选民，并诋毁他们相信上帝是《摩西法典》的作者。我们不知道这个记载有多少可信度。无论如何，犹太领袖一定痛恨任何信仰的分裂。这个信仰在犹太人历经几个世纪的苦难中，一直是力量之塔与慰藉之源。
长老们召见斯宾诺莎，申斥他辜负了他的师长对他将来在宗社中的希望。其中的一个老师伊思雷尔当时正在伦敦，另一位老师莫帖拉则恳请这位年轻人放弃他的异论。为了对长老们公平起见，我们必须注意到卢卡斯，虽然极同情斯宾诺莎，但他记载说，莫帖拉回忆起以前他教育这位爱徒所予的看顾时，巴鲁克说道，为了还报莫帖拉教他希伯来文之劳，他（斯宾诺莎）现在乐意教他的老师如何将自己逐出教会。这和我们在别处听说的斯宾诺莎的个性似乎大相径庭，而且（套用一句西塞罗的话）天下最蠢的事，只有在哲学家的生平中才找得到。
我们听说，会堂的领袖愿意赠给斯宾诺莎年薪1000金币，如果他答应不再采取任何与犹太教敌对的立场，而且愿意常常在会堂中露面的话。起初长老们只打算对他处以“轻一点的破门律”，仅仅禁止他30天里不准与犹太宗社往来。我们听说，他以轻松的心情接受此项判决，说道：“还好，他们没有逼我去做我不愿做的事。”可能他早已住到城里的犹太区之外了，一名狂徒曾企图行刺他，好在凶器只划破了斯宾诺莎的外衣。1656年7月24日，犹太宗社的宗教与世俗当局在葡萄牙犹太会堂的讲坛，郑重宣布巴鲁克·斯宾诺莎被处以破门律，并附以其惯有的诅咒和禁绝：任何人不准和他交谈、通信，为之效劳，阅读其作品，或在4英尺之内接近他。莫帖拉在阿姆斯特丹的官员面前通知这些罪名和破门律，并要求将斯宾诺莎赶出城。他们宣判将斯宾诺莎“放逐几个月”。他住在城市附近的村子奥德克，但很快就回到阿姆斯特丹。
他对希伯来文的知识使他赢得以迈耶（Lodewijk Meyer）与德弗里斯（Simon de Vries）为首的一小圈学者朋友。迈耶曾获得哲学与医学学位，1666年他出版了《圣经注解的神圣哲学》，此书将《圣经》屈于理智之下，这可能反映或者影响了斯宾诺莎的观点。德弗里斯是一位成功的商人，因喜欢斯宾诺莎而要赠他2000法郎，斯宾诺莎拒绝接受。德弗里斯临死之际，有意要斯宾诺莎成为他的继承人，因为他不曾结婚。斯宾诺莎劝他把全部财产留给一位兄弟，这位感激不尽的兄弟馈赠他500法郎，斯宾诺莎收下300。另一位在阿姆斯特丹的朋友鲍梅斯德（Johan Bouwmeester）写信给斯宾诺莎说：“爱我吧，因为我全心全意地爱着你。”友谊是斯宾诺莎生活中仅次于哲学的主要支柱。他在一封信中写道：
在我能力之外的一切事物中，我最珍惜的，莫过于有幸可以和真诚热爱真理的人交往。因为，在我的能力以外的事物中，我相信在这世上，除了这种人，就没有我们可以淡然爱之的了。
他不是隐士，也不是苦行者。他赞赏“佳肴美酒、美的欣赏与种花、听音乐、观戏剧”。那次未遂的谋杀，就是在他去观剧时发生的。他仍然不得不防备袭击，在他的图章戒指上有一个词——“Caute”——留心。但比起娱乐甚至友谊，他更爱隐居、读书和生活的宁静。据皮埃尔说，“由于他的朋友来访过密，打断了他的思虑”。斯宾诺莎于1660年离开阿姆斯特丹，住在莱茵河畔一个平静的村庄莱茵堡，该村距离莱顿6英里。社友会（Collegiants），类似教友派的门诺教派（Mennonite）支派，即以该地为主区，斯宾诺莎在他们其中的一个家庭很受欢迎。
这个朴素的居处，现已辟为斯宾诺莎纪念馆。在此处，这位哲学家写了几部较不重要的作品及《伦理学》（Ethics）的第1册。1662年，他完成了《概论上帝、人类及其幸福》（Short Treatise on God，Man，and His Well-Being），但此书大多反映笛卡儿的观点。更有趣的是《智力的改造》（De Intellectus Emendatione），在同年没有写完就放弃了。在《智力的改造》中，我们可先获得斯宾诺莎哲学的见解。在开始的几个句子中，我们感觉出被驱逐的孤独：
随后经验告诉我，日常生活时常发生的事，都是徒劳无益的。我知道我害怕的及使我害怕的事，其中并无善恶存在，而心灵受到影响，最后我决心去探讨究竟有无真正是善的事物，或者能传递善的事物存在。借此可以影响心灵，以排斥其他所有的事物。
他觉得富贵不能致此，名誉（荣誉）也不能，肉体的快乐也枉然，苦难和忧伤则常混杂着这些快乐。“唯有深爱着永恒的事物，才能以快乐喂养心灵……免除所有的痛苦。”肯比斯或雅各布也可能这样写，斯宾诺莎确实一直有神秘主义的特征与心境，这可能源于犹太人的《秘学》，而在他独处时得到滋养。在他心中的“永恒的善”，可以名之为上帝，但只有在斯宾诺莎后来的定义中，上帝才包含具有创造力和法则的自然。“至善”，《智力的改造》中说：“……是心灵与整个自然结合的知识……心灵越能体会自然的秩序，就越容易从无益的事物中解脱出来”。这是斯宾诺莎第一句“知识上对上帝的爱”——协调了个人与事物的本质和宇宙的法则。
这篇雄辩滔滔的小论文，也说出斯宾诺莎思想的目标，及他对科学和哲学的了解。“我希望把所有的科学引向一个方向或一个目标，即尽可能地为人类的完美努力，这么一来科学上每一件不能做此种努力的事物，都必须斥为无用。”这和我们听到的培根的论点有很大的不同。科学的进步，如果只是增加人类对事物的控制，而不曾改善他的性格和愿望，就是一种病症。因此，这一现代哲学的经典大作要被称为《伦理学》，而不管其冗长的形而上学的开端，也因此，其中有那么多篇幅用以分析人类被愿望所桎梏，并由理性解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