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特内尔在百年生涯的前40年，独立于比他早些的皮埃尔，孤军进行哲学之战，皮埃尔去世后，他以小慢板式继续该战争达半个世纪之久。他是享寿长久者之一，正好弥补了波舒哀与狄德罗之间的裂缝，而把17世纪较温和、较严谨的怀疑主义带到18世纪的思想混战中。
他1657年2月11日生于里昂，甚为孱弱，人们生怕他在天黑前就死去，所以立刻让他受洗。他的所有循环系统都很脆弱，肺很不健康，甚至打弹子时也会呕血。但他节省精力，避免婚姻，禁绝欲望，充分睡眠，因而比同时代的人活得更长久，而且和伏尔泰谈话时还记得莫里哀。
他时常有写作冲动。他也梦想写戏剧，但他所写的剧本和歌剧牧歌、情诗都缺乏热情，由于冷酷而毫无生趣。法国的文学正失去其艺术之光和新思想时，丰特内尔发现科学可能成为比《启示录》更骇人的启示、哲学是一种超然于所有争战之上的悲天悯人之战后，他发现了自己。他不是一个战士，他太和蔼而不宜于争论，心胸极为开朗，不会在辩论中发脾气。他深知真理的相对性，不会把他的思想系在绝对的层面。然而，他“洒下了龙齿”（sowed dragon’s teeth）。他和想象中的伯爵夫人故作交谈时，启蒙运动大军随着伏尔泰那匹风驰电掣的快马、费尔巴哈的骑兵团、百科全书派的工兵及狄德罗的炮兵蜂拥而起。
他对哲学的第一炮攻击是一篇15页的论文《寓言来源》（“L’Origine des Fables”），事实上这是一个对神的来源的社会性研究。我们几乎难以相信他的传记上所说的，这是他23岁时的作品，虽说他很世故地把原稿形式保留到1724年弛禁时，文章的精神却完全是“近代”的。它认为神话源于原始的想象，而不是僧侣的发明——最重要的是，它以为神话是因单纯心灵易于将过程人格化而产生的。这样一来，河流之所以流，是因为上帝倒了水，所有的自然作用也都成了神祇的作为。
人们看到许多超乎他们能力之上的奇迹：击雷、兴风作浪……人类想象能制造这些现象的，是比他们具有更大能力的生灵。这些能力高超的生灵必须具备人形，因为人们无法想象出其他形象……因此神便是被赋予优越能力的人……原始人类不能想见比体力更值得崇拜的性质，他们不曾想到“智慧”、“正义”，也没有相当于此的字眼。
丰特内尔早于卢梭半个世纪驳斥卢梭对野蛮人的理想化，原始人是既笨又野蛮的，但是，他补充道：“人类是很相似的，因此没有任何一个种族的愚昧不令我们战栗。”他还特意补充说他对神的自然解释并不适于基督教或犹太教的神。
丰特内尔一面把那篇小文章搁置以待安全时机，一面从卢奇安那里借用了一页和一个标题，于1683年1月出版了一本小书，称为《死者之语》（Dialogues des Morts）。这些想象出来的已逝大人物之间的交谈非常受欢迎，3个月中便再版，旋即又出了第三版。皮埃尔在他的《新闻》（Nouvelles）一刊中对它倍加赞赏。1683年末，该书已被译成意大利文和英文，时年26岁的丰特内尔也赢得了全欧的声名。交谈式的体裁在一个充满查禁风气的世界中是很有用的，几乎任何想法都可以通过交谈者之一说出，而被另一人“驳斥”，然后又被作者否认。然而，丰特内尔风趣的心情大于叛逆的念头，他讨论的问题都不过于激烈，没让任何神职人员受到打击。但这位从奢侈逸乐中心来的人，也承认纵欲派的生活是枉然的，因为它会因过度而减少快乐，并增加痛苦的来源和程度。荷马赞扬伊索用寓言来教人真理，却警告他说真理是人类最不重视的东西。“人类的精神非常同情于虚伪……真理只得假虚伪之形才会被人类以愉悦的心情接受。”丰特内尔说，“假如我手里掌握着所有的真理，我一定会小心翼翼地不让人们知道。”不过，那也许是因为对人类的同情及不顾一切的追求之故。
《死者之语》中最令人愉快的地方是蒙田遇见苏格拉底，其人必在地狱无疑，他们大谈起进步的观念：
蒙：这可是您——可敬的苏格拉底吗？见到您多令人高兴啊！我从刚踏入这里起一直在找您。终于，在把您的名字和美填满于后，我可以与您交谈了。
苏：我很高兴看到已逝的人竟曾是个哲学家。但是既然您最近方才打从那上边来……让我向您打听打听新闻。世界如何了？它难道不曾改变许多吗？
蒙：确是改变许多，您恐怕都要认不得啦！
苏：我很高兴听到这个消息。我一向相信它会变得比我在的时候更好或更具智慧。
蒙：您说什么？它比以往更疯狂、更腐败了。那才是我要与您讨论的改变。我一直都期望着从您那里得到您生活的时代，那个充满诚实与正义的时代的情形。
苏：我吗？恰好相反，一直都期望着知道一些您生活那时代的形形色色。什么？人类还没有改正古老的愚昧？……我希望事情能够转向理智那一面，也希望人类能从这许多年来得到经验。
蒙：人类从经验中得到益处？他们就好比是一再被捕捉的千万只同类鸟儿所生的小鸟。每个人开始新的生命，父母亲的错误又传给孩子了……任何时代的人类都具有相同的倾向，那是理智无法控制的。无论何时，有人类便有愚昧，甚至是相同的愚昧……
苏：因为您对您自己的时代感到愤慨，所以您把古代理想化了……我们活着的时候，对祖先的评价超过他们应得的，现在我们的后代又过度地赞美我们，然而我们的祖先、我们自己及我们的后代，却是不分轩轾的。
蒙：难道不是有些时代较富道德，而有些时代较邪恶吗？
苏：不见得。衣着会改变，但这并不是说身体的形态也会改变了。文雅与鄙俗、知与无知……不过是人类外在所有的，那些都会改变，心灵却丝毫不曾改变……百年之中的无数广大愚众中，自然这里或那里会有……几十个有理性的人。
这个悲观结论得出几年后，丰特内尔在《古今别话》（1688年1月）一采取了较为乐观的看法。在此，他做了一个有益的区分，在诗歌和艺术方面不曾有可见的进步，因为这些是依赖情感和想象的，是世世代代几乎不会改变的。但在科学和知识上，则出于缓慢的积累之故，我们可能超越前人。丰特内尔指出，每个国家都经过类似个人的几个阶段：婴儿时代，它全心全力求满足物质上的需要；年轻时代，它加上想象力、诗歌及艺术；成熟时，它可能达到科学与哲学的境界。
丰特内尔认为他能看到真理，是因为渐渐剔除了错误的观点。“古人已将可能形成的谬误理论一一澄清，真使我们受惠不浅。”他假定笛卡儿已发现了一个新的、更好的推理模式——数学的推理，他希望科学能因此而跃进成长：
我们看看过去百年来在有偏见和障碍存在、科学界人士很少的情况下，科学取得的进步，我们几乎会受欺而对未来寄予过高的期望。我们的科学尚在襁褓之中，然而我们将见到新的科学会从空无一物中产生。
如此，丰特内尔构成了他的进步理论——《事物的进步》。一如百年后的孔多塞（Condorcet），他认为这个进步在将来是无可限量的，此处已出现“人类无可限量地臻于完美的可能”。进步的观念已全面传播开来了，经过18世纪而变成了今日思想的利器之一。
同时，想象力始终惹人注意的丰特内尔也走近了巴士底狱。约1685年，他出版了一篇简短的《婆罗洲之旅》。丰特内尔把这次航行描写得非常生动（继起者便是笛福和斯威夫特），以至皮埃尔在他的《新闻》中还把它当成真实的历史看待。它描述的伊内古和雷欧的冲突，便是对日内瓦和罗马间冲突的明显讽刺。法国政府推敲文字后，丰特内尔似乎难逃牢狱之灾了，因为这段取笑文字就是在《南特诏书》撤销令之后出现的。他于是迅速印行一首诗，高呼“路易大帝时代的宗教胜利”。他的道歉被接受了，事后丰特内尔故意让政府不懂他的哲学。
他折返科学，自承起在法国传播科学的责任。他太好安逸，不愿直接做实验或研究，但他很懂科学，一点一点地饰以文字技巧，而介绍给他智慧渐启的读者。为了普及哥白尼的科学，他创作了《世界多元性丛谈》（1686年）——虽然时距哥白尼的“地转说”之出现已有143年，但在法国很少人接受太阳中心论，即使大学生也不接受。
丰特内尔以巧妙和潇洒的笔调来处理这个问题。他设想自己和一位美丽的女侯爵讨论这个问题，6篇《谈话》写的是“黄昏”，背景是女侯爵在里昂附近的花园。目的是要使法国人（或至少是沙龙中的仕女们）了解地球的自转和公转及笛卡儿的“旋涡理论”。为了增加吸引力，丰特内尔提出了月球和行星上是否有人居住的问题。他相信有，但顾虑到读者恐怕会被这世界上有人不是来自亚当和夏娃的想法困扰，他很谨慎地解释说，这些月球人或行星人其实并非是人类。但他揣测说他们可能有其他的感官，或许比我们的还要好，若是如此，他们将看到不同于我们所见的东西，这么说来，真理会不会是相对的？这个说法会引起大骚动，比哥白尼引起的骚动还大。丰特内尔为挽回事态，以手表做比较，指出宇宙的美与秩序，因而从宇宙的结构中引出一位聪明绝顶的造物者。
1688年12月，丰特内尔再度冒着进巴士底狱的危险，匿名出版最大胆的短文《神谕历史》（“L’Histoire des Oracles”）。他坦承取材自范戴尔（van Dael）的作品《神谕论》（De Oraculis），但他以简捷活泼的体裁将之改写。一位读者说“他连哄带骗地把真理告诉我们”。于是他把数学比作爱人们：“给数学家最少的原理，他便会从那里导出一个结果，你也得承认，从这个又导出另一个……”神学家早接受了一些异教圣谕，但认为其偶然的正确性来自魔鬼的灵感，他们认为这些圣谕在耶稣降生后便不再发生作用，这是教会神圣源流的明证。但是，丰特内尔证明它们直到5世纪还有作用。这篇论文和《寓言来源》，不仅是为启蒙运动所做的巧妙一击，也是研究神学问题的新历史方法——解释人类超俗信仰的来源，把超自然变成自然的。
《神谕历史》是丰特内尔的最后攻势。1691年，他当选为法国国家科学院院士，提名时曾遭到拉辛和布瓦洛的反对。1697年，他出任国家科学院常任秘书，担任此职达42年之久。他撰写了一部科学院的沿革史，并为去世者编撰了图文并茂的颂词，这些构成了一部50年来法国科学成就的简明史。除了从事科学工作外，丰特内尔还周旋于沙龙中，先是与朗贝尔夫人来往，继而是唐森夫人，再是若弗兰夫人沙龙中的常客。他在沙龙中颇受欢迎，人们之所以欢迎他，并不是因为他是一个有名气的作家，而是他始终彬彬有礼。他谨言慎行，不做无谓争辩，机智又不刺人，“与他同时代的人，没有人比他更开明而不具偏见”。但热心的唐森夫人说他在心肝处多了一个头脑（理智重于感情）。而在那个环境里长大的反上帝思想的青年，对他的中庸态度的了解，不如他对他们那种偏好教条思想与暴力了解来得多。他说：“我被我周遭的必然性震慑。”年岁渐大，听觉日衰，他仍屹立如是。
约50岁时，他显然决心只和女士们进行精神上的交往，但对女士的殷勤并不减弱。90岁时，有次遇见一位年轻貌美的女士，他对她慨叹：“我现在如果是80岁多好。”近98岁时，他尚且伴着爱尔维修的一岁半女儿为新年舞会跳第一支开场舞。当和他一样大年纪的格里莫夫人对他说：“看，我们这么大把年纪还活着。”他用手指压唇轻声说：“小声点！夫人，上帝忘了把我抬回去了！”
但上苍还是找到了他。1757年1月9日，在卧病一天后，终于把他静悄悄地带走了。他对他的朋友们说他因存在而感到痛苦，他可能是感到他的引力太大。他差33天就可活100年。他生于路易十四执政之前，在波舒哀主政的盛世成长，经过了废除令和龙骑兵之乱，他活着看到了百科全书派的出现，也听到了伏尔泰高呼哲学家们对罪恶作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