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位“启蒙运动之父”是一个在比利牛斯山山脚弗瓦公爵属地克拉城服务的胡格诺派牧师的儿子。皮埃尔25岁前一直住在那里，接受希腊文、拉丁文以及加尔文教的熏陶。他是一个敏感而易动情的年轻人。他的家人尽其能力所及送他到图卢兹的耶稣会学校接受最优良的古典教育（1669年），他很快改信天主教，信得非常诚笃，以至于想叫他的父兄也改教。他们对他很宽容，终于在17个月后，他恢复双亲的信仰。然而，此时他已成为一个故态复萌的异教徒，时时有被罗马公教迫害的危险。他的父亲为了保护他，将他送到日内瓦的加尔文教大学（1670年），希望他成为一个抗议教派的神职人员。但皮埃尔在那里发现了笛卡儿的作品，于是开始对各类形式的基督教产生怀疑。
完成学业后，他住在日内瓦、里昂、巴黎等处，当家庭教师维持生活，后来跃升为色当（Sedan）胡格诺派神学院的哲学教授（1675年）。1681年，神学院被路易十四下令关闭。皮埃尔来到鹿特丹，在杰出书院（?cole Illustre）任历史与哲学教授以栖身。
他那个时代许多流亡知识分子把荷兰共和国当成一个独立思想的避难所，他是其避难所的中的第一人。他的薪俸微薄，但他满足于过朴实的生活，只求有机会接近书本。他不曾结婚，宁可要图书馆而不要妻子。他并非不在意女性的优雅与娇媚，有女子向他柔媚求爱时他也会衷心感激，然而他一生为头痛和忧郁症所困，不愿使别人和他一起受束缚。他也会有尖酸刻薄的时候。有一回一位法籍耶稣会教士曼堡·路易斯在《加尔文教史》（History of Calvinism）一辩称天主教徒之所以改信新教是为了便于结婚，皮埃尔质问说那怎么可能，“因为还有什么十字架比婚姻的十字架更难背负”？
他在一部1682年出版的书信中评论缅因姆布尔格的书。他怀疑一个深信某一信仰的人能否写出真实公正的历史。对一个称路易十四对付胡格诺派教徒的方法为“公平、温和、慈善”的历史学家，我们怎么能信任呢？从当时深受法国人攻击的荷兰，他转向路易十四，问：“国王有什么权利强迫人民接受他自己的信仰？假如他有这个权利的话，那么罗马皇帝就可以理直气壮地迫害基督徒了。”皮埃尔认为良心才是人类信仰的唯一指导者。曼堡·路易斯从路易十四那儿弄来一道命令，下令行刑者焚毁法国可见的所有皮埃尔的著作作为答复。
同年，皮埃尔出版第一部重要的著作《彗星研究》，即对于1680年12月横过天际的彗星的种种思索。所有的欧洲人都被这颗尾巴似乎预言着世界大火的彗星震慑了。我们只有把自己置身于那个时代的恐惧时——天主教与新教都将这种现象看作是神的警告，而且相信它们随时都可能为充满罪恶的地球带来神的威怒——我们才能体会人们当时看到那颗彗星时的恐惧，也唯有如此，我们才能欣赏到皮埃尔言论的勇气与智慧。即如博学的弥尔顿也宣称“彗星从它可怕的毛发中掷下灾疫与战争”。皮埃尔根据他对新近天文学研究的讨论（1682年的哈雷彗星尚未出现）向他的读者保证说，彗星依一定的法则横过天际，与人类的祸福毫不相干。他慨叹人类对迷信的执迷不悟。“愿意找寻众人的谬误者便不会被灭绝”，他驳斥所有《新约》以外的神迹。“在完整的哲学中，自然不过是上帝依其自定法则而行动。因此，自然之手与神迹一样是神力的表现，即如有一力量大如神迹，要以此依照自然的世代法则来创造一个人，也如要人死而复生一般困难。”
皮埃尔勇敢地涉及历史上最困难的一个问题：自然伦理是否可能存在？道德标准在除去超自然信仰的支持后是否能维持下去？无神论是否会败坏道德？皮埃尔说，假如是的话，则从遍布欧洲的罪行、贪污和不道德中，我们可以下结论说，大部分的基督徒都是秘密的无神论，犹太教徒、穆斯林、基督徒和异教徒在信仰上有所不同。表面上的宗教信仰对行为绝少有影响，因为欲望和狂热要比信仰强烈。基督教的教条对欧洲人的勇敢观念和荣誉感有些什么影响？这些概念大为赞扬那些毫不迟疑对侮辱、伤害加以报复的人，以及长于战争、发明无数武器以助攻伐的人，“异教徒从我们手中学会使用更佳武器。”皮埃尔下结论说，一个无神论的社会，其道德不会比一个基督教社会差。使我们安分守己的，并非是对地狱那种虚渺、不确定的恐惧，而是对警察、法律、社会人士的指责和耻辱及吊问者的恐惧，除了这些世俗的约束外，便是一团混乱。将这些保留下来，无神论社会便能存在。我们在古代也可以发现这类典型的无神论者，如伊壁鸠鲁与两位普林尼、近代的斯宾诺莎（皮埃尔未涉及平常人的道德在法律无宗教辅助时是否会更糟的问题）。
这篇有关彗星的文章匿名出版。皮埃尔在出版最主要的期刊之一《文学界新闻》时也同样小心防范。该刊第一期页数达104页，1684年3月在阿姆斯特丹出版。这份杂志有志于把所有在文学、科学、哲学、学术、探险、历史学上的重大发展报告给读者。就我们所知，皮埃尔一月接连一月包办所有内容，达3年之久。我们可以想象出他在这一期间的勤奋。1685年他鼓起勇气承认自己是作者。两年后他的健康崩溃，将主编的责任交予别人。
同时，皮埃尔的家人成了法国迫害胡格诺教徒的牺牲者。直接或间接地，由于龙骑兵的影响，他的母亲于1681年去世，父亲于1685年去世，他的一位兄弟被囚禁，不堪虐待而死。6天后（10月18日），《南特诏书》被撤销，皮埃尔深为此震惊。与伏尔泰一样，他除了笔之外没有别的武器。1686年，他以一篇宗教宽容的经典之作，向他的迫害者提出挑战。
宗教迫害者声称他们在一则基督所讲的寓言中找到上帝所予的行动许可。寓言说，一个人在见到一位他所邀的客人未赴宴后，对他的仆人说：“快到市内街头里巷间去，将穷人、残废者、跛子、瞎子都带来……强迫他们进来，好让我的房屋装满人。”皮埃尔可以轻易地说明这些话与强迫统一宗教信仰一事并无任何关联。相反，当时欲强使信仰趋于统一的企图使半个欧洲生灵涂炭，宗教派别分歧的状况使任何一教均无足够的力量实施禁教。再说，我们中有谁能确信自己拥有真理，可以伤害有歧见的人？皮埃尔对新教徒和天主教徒的迫害行为、基督徒对非基督徒的迫害行为都一并加以声讨。他和洛克不同，他主张把信仰自由扩展到犹太人、穆斯林及自由思想家身上。然而，他忘记了自己所说的无神论者和基督徒同样是好公民的话，而提议对不信天命及惩恶的自然神的人不应施以宽容。这些不畏上帝而做伪证者会使法律难以施行。至于其余的，则唯有不宽容才不应被宽容。一个新教徒国家对自以为拥有唯一真正的信仰，因而阻止不宽容的天主教的兴起是否应该宽容？皮埃尔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天主教徒“应当被剥夺作恶的力量……但我决不赞成他们个人受到侮辱，也不赞成干涉他们信仰其宗教和享受其财产，也不赞成在他们诉诸法律时对其施以不平等的待遇”。
新教徒和天主教徒一样，对这一宽容计划都很不以为然。皮埃尔在色当的友人和同事皮埃尔·朱利厄（Pierre Jurieu），那时已是鹿特丹的加尔文教公理会的牧师，他在一篇题为《宗教上两统治者——良心及王侯的权利》（“The Rights of the Two Sovereigns in the Matter of Religion：the Conscience and the Prince”，1687年）的文章中攻击皮埃尔。朱利厄主张击毁漠视宗教的教条及一本称为《一个哲学评论》（A Philosophical Commentary）的普遍宽容。他同意教皇的说法，认为一个统治者有权击毁一种假宗教，他更为宽容犹太人、穆斯林、苏塞纳斯教徒、异教徒的说法感到震惊。1691年，朱利厄向鹿特丹的市政首领们提出请愿，要求开除皮埃尔的教授籍，他们拒绝。但1693年的选举更换了政府人事，朱利厄再度出击，控诉皮埃尔是无神论者，皮埃尔终于被开除了。“上帝使我们免于新教徒的宗教裁判，”这位哲学家说，“五六年后，情况会变得更可怕，那时候人们就会期望罗马人再回来了。”
皮埃尔很快恢复他的洞察力与好性情，使自己适应当时的环境。现在他可以把所有的工作时间，都集中在编纂已着手的划时代的《字典》上，对于他来说这已是莫大的安慰。他使自己习惯于依赖积蓄和一些出版商的酬金过活。他接受法国驻荷兰大使和3位英国伯爵的资助，却婉拒沙夫兹伯里伯爵200先令的赞助费，后者要求把《字典》献给他。他有一些朋友，但很少娱乐，“一般消遣、游戏、乡间小游……及其他娱乐都不是我的正事。我不花时间在那上面，也不在家务上费心，从不刻意追求喜好的事物……我在所从事的研究工作中发现甜美与安详，那便是我的快乐……我要对自己和缪斯女神欢唱”。
如此他便静静地待在屋子里，每天工作14小时，一页接着一页地写那部日后将成为启蒙运动源泉的书，那两部2600页的巨大对开于1697年在鹿特丹出版。他称它们为《历史与批判字典》，它们不是字汇的累积，而是对历史、地理、神学、道德、文学、哲学上的人名、地名、思想的研究。他把最后的试印本送给印刷商时，他叫道：“骰子已掷下去了！”这是一个生命与自由的大赌注，因为那比同世纪其他书含有更多的异端思想，甚至比它的孙辈作品，即狄德罗与达朗贝尔的《百科全书》（1751年）也有过之而无不及。
皮埃尔起初只带着一个有限的目的——从正统天主教的观点为路易·莫雷里（Louis Moréri）于1674年出版的《历史大字典》做修订辑补的工作。然而，随着工作的进行，他的目标也随之扩大。他从未敢让他的书做到巨细靡遗，也没有讨论西塞罗、培根、蒙泰涅、伽利略、贺拉斯、尼罗、托马斯·莫尔的文字，科学与艺术多被忽略。另一方面，它包含有一些关于鲜为人知者如阿吉巴、阿科斯塔、伊萨克·阿布拉瓦内尔的文章。所占篇幅的多寡也不依其历史重要性，而是依皮埃尔的兴趣而定。在莫雷里仅占1页的伊拉斯谟，在皮埃尔的却占及15页，阿贝拉尔也占去18页。编排按照字母顺序，重要的事实在正文中，但在许多地方，皮埃尔往往附上一个小注，在那里做“零碎的证明和讨论……有时还有一连串的哲学思考”。他就是用这种编排方式把异端思想瞒过众人耳目的。他在空白处标明出处，这些都显示出一个人在一生中几难达到的阅读和研究深度。有些注中含有不雅的掌故，皮埃尔希望如此可以增加销路，他在私底下则引以为乐。读者们很欣赏他那遒劲潇洒尖酸的风格，巧妙地暴露时下信仰的弱点，及不经意的加尔文正统口吻。第一版的1000册在4个月内即已售罄。
皮埃尔的方法是检点权威，搜寻出事实，阐明对立或矛盾的道德，按理求得结论，然后，假如这些有害正统，即虔诚地引用《圣经》和信仰来驳斥它们。朱利厄生气地质问：“对皮埃尔认为牢不可破的反对理论，人们难道就没信心来驳斥吗？”此外，字典编排不好，有些重要的讨论出现在琐碎的题目或不切题的标题下。“我没办法老是思考同一问题，我太喜好改变。我经常逸出题外，跳到令人摸不清出处的地方。”大多数时候，他的口气是斯文有礼、谦逊、无教条意味而风趣的，然而有时，皮埃尔变得尖酸刻薄。在论奥古斯丁的文章中，对这位伟大的加尔文教徒的历史坚贞、深沉的哲学及宗教不宽容不给予丝毫宽容。皮埃尔宣称他承认《圣经》是上帝的话，但他圆滑地指出，要不是它有如此杰出的作者，他绝不会相信其中的一些奇迹故事。他把异教徒的传奇故事——海格力斯被一只鲸鱼吞食的故事，与《圣经》中类似的故事编排在一起，好让读者们去思考为何一个故事会被接受，另一个故事却要被排斥。他在他最著名的文章内重述大卫王的屠杀、险诈及奸淫故事，让读者去思索为何这么一个戴了皇冠的流氓，居然会被基督徒推崇为基督的祖先。他发觉要接受约拿和鲸鱼的故事还容易些，但是要相信亚当和夏娃堕落的故事却难多了。一位全能的主怎么可能在已预知他们会使全人类蒙上“原罪”之耻并使他们受千百灾难的情况下创造出他们？
人假如是至善、至圣与全能的生灵，他会生病、会受寒暑、饥渴、苦痛与悲伤的打击吗？他会有这么多劣根性吗？他会犯这么多罪吗？至圣会塑造犯人吗？至善会制造不快乐的人吗？全能，加上无疆之善难道不会为它们自己的产品添置足够的好东西，使他们不至于受恶事所害吗？
《创世记》中的上帝如果不是残酷的神，便是神力有限。皮埃尔以极富同情的态度与有力之笔阐示摩尼教（Monichean）的二神观念：一为善神，一为恶神，两相争夺以控制人类。既然“拥教皇者（the Papist）以及新教徒都同意鲜有人能逃避天惩”，如此看来则恶神似正赢得对基督之战，而且他的胜利是永远的，因为神学家已向我们保证说，地狱难逃。既然有，或者说将有比在天堂更多的人在地狱，而且那些在地狱的人“永远咒骂上帝，则恨上帝的人就会比爱上帝的人更多了”。皮埃尔恶意地归结说：“我们在订下崇荣信仰、诋毁理性的学理之前，不应与摩尼教徒互相攻伐。”
论皮洛（Pyrrho）的文章显示出他对“三位一体”的怀疑。因为“与第三者没有分别的事物，彼此也不应有分别”。至于变质说，则因“物质的形态”“不能脱离其所缘饰事物的本质而存在”——因此面包与酒的外表便不能改变。至于所有继承亚当与夏娃的罪过的人们，则“一个不存在的生灵，不可能是坏事的共谋者”。这些疑点由他安排从他人口中说出，他自己仍立在信仰这边驳斥那些言论。皮埃尔引述说：“不虔敬的人妄称宗教不过是人类的创造物，统治者借以维持子民忠诚的东西。”在论斯宾诺莎的文章中，他离题攻击这位犹太泛神论者，说他是无神论者，但他也发现斯宾诺莎有吸引人之处，因为这篇文章是他的《字典》中最长的一篇。皮埃尔向神学家们重提保证说，他在文章中表示的怀疑绝不会摧毁宗教——因为这些事情不是愚夫愚妇们所能了解的。
法盖（Emile Faguet）认为皮埃尔是“无可怀疑的无神论者”，事实上他不仅是怀疑论者，他对怀疑论也有怀疑。既然次层的感觉官能多是主观的，客观的世界与显示在我们眼前的世界应大大有别。“事物的绝对性质不为我们所知，我们仅知道它们彼此之间的一些关系。”在2600页的推理中，他承认推理的弱点。一如它所依赖的感官一样，它也会欺骗我们，因为它经常会被狂热的情绪蒙蔽。决定我们行动的，是欲望和狂热的情绪，不是理性：
怀疑的理由本身也值得怀疑，因此一个人必须怀疑他是否应该怀疑。多糟啊！对心灵是何等的折磨……我们的理性便是通向流浪之途，因为它在展现最微妙的功用时，也把我们掷进了深渊……人类的理性正是毁灭的原理，而不是启迪的原理，它只适于引起怀疑，然后便千方百计地延续争论。
因此，皮埃尔劝告哲学家们不要给哲学过高的评价，他还建议所有的改革家不要期望过多的改革。因为，既然人性在每个时代中总是一样的，它继续以其贪婪、好斗、情欲等本性，造成扰乱社会的问题，使乌托邦的理想夭折。人类不会从历史上得到教训，每个时代的人都表现了同样的情欲、妄想与罪行，因此民主越彻底，错误也更大。让那些忙碌、没有知识、易冲动的群众选择统治者和政策，等于是国家的自杀。即使是在民主的外表下，某种程度的君政也是需要的。进步也是一种妄想，我们错把运动当作进步，实际上它们可能只是前后摇摆而已。我们充其量只能希望有这么一个政府，它虽然被贪污与不完美的人掌控，却能给我们法律与秩序，好让我们安全地培植我们的园地，静静地追寻我们的学问与嗜好。
皮埃尔在他剩余的9年中却不曾获得这份宁静。他的读者们读完他那些奔放豪迈的文章后，一股愤恨之潮汹涌而起。鹿特丹华隆教会（the Walloon church）的宗教会议召令皮埃尔前去，控诉他的《字典》含有“不道德词语及许多淫秽的引文”，在论无神论、伊壁鸠鲁的文字中有冒犯性的字眼。朱利厄盛怒不减，再度攻击他，于1706年发表了一篇煽动性的文字《被控诉、攻击、定罪了的鹿特丹哲学家》（“The Philosopher of Rotterdam Accused，Attacked，and Convicted”）。
皮埃尔在此文再版后健康崩溃，患了肺病。这些年里，他一直咳嗽，时发高烧，因头疼而变得沮丧。他心知病治不好，便向死亡投降，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夜以继日地针对他的批评者做答辩。1706年12月27日，他把稿子送给印刷者。次日早晨，他的友人发现他已逝于榻上。
他的影响弥漫18世纪。他的《字典》一再重印，与成千精神反叛者的内心戚戚共鸣。1750年，法文已发行9版、英文3版、德文1版。鹿特丹的崇拜者为他竖了一尊铜像，和伊拉斯谟并列。在他去世的10年中，学生们在巴黎马扎然图书馆（Mazarin Library）排长龙等候阅览《字典》。我们检视一下法国的私立图书馆，可以发现这比其他的书被更多的地方收藏。几乎每一位有影响的大思想家都受到他的影响。莱布尼茨的《神正论》（Theodicy）一书大部分便是用来回答皮埃尔的。莱辛的心灵的解放及他为宗教宽容所做的辩论，都源自皮埃尔。腓特烈大帝最初也许是从皮埃尔处得到他的怀疑主义，而不是得自伏尔泰，他称该《字典》是“理智的日祈书”，在他的图书馆里藏有4部，同时督导发行一种节缩为两册的较便宜版本，以吸引更多的读者。沙夫兹伯里和洛克较少受皮埃尔的影响，他们都在荷兰与他相识，洛克的《宽容论》是按照皮埃尔的《评论》（Commentaire，1686年）的方式写成的。
然而，皮埃尔的最大影响当然是针对启蒙运动哲学家们的，他们幼年时所赖以哺育的便是《字典》，孟德斯鸠和伏尔泰拿亚洲做比较，以批评欧洲建立新政治制度的技巧可能都学自皮埃尔。一如法盖所下的判断：1751年的《百科全书》不“仅仅是皮埃尔《字典》的修订、校正、稍增后的版本”，实际上它的许多立论基础和启发性的观念，都是从那两册来的。该书论宽容的文章还似乎过于慷慨，向读者指出皮埃尔的《评论》已“穷尽了这个题目”。狄德罗秉其坦诚胸怀，承认他的受惠，而敬称皮埃尔为“古今人物中最可敬畏的怀疑主义斗士”。伏尔泰是皮埃尔的学生，具有更健康的胸肺、更大的能力，更长寿、更富有、更充满机智。百科全书派的哲士们正是皮埃尔的回响。费内（Ferney）常常和皮埃尔意见相左，如：伏尔泰认为宗教助长了道德，假如皮埃尔有五六百个农民治理，他一定毫不迟疑地为他们立一惩恶劝善的上帝。他认为皮埃尔是“曾有著作者中最伟大的说理辩证家”。总括来说，18世纪的法国哲学是皮埃尔的爆发性拓展。随着霍布斯、斯宾诺莎、皮埃尔、丰特内尔，17世纪基督教和哲学之间展开了一场历久艰苦的战斗，带来了巴士底狱的崩溃及一场理性女神的飨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