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世纪是科学史上成就最高的时期之一。看看它高耸如拱的全景吧，从培根号召为促进学问而奋斗到笛卡儿使代数和几何结合；从望远镜、显微镜、气压计、温度计、抽气机等仪器的发明和数学的进步，从开普勒的行星定律、伽利略的扩张天空说、哈维的血液图、盖里克那难以分开的两个半球、玻意耳怀疑论的化学、惠更斯五花八门的物理、胡克各种各样的实验和哈雷的宇宙预测，到莱布尼茨的微积分和牛顿的宇宙论。从前哪一个世纪能创造这些成绩？怀特黑德（Alfred North Whitehead）说，现代人“是在17世纪的天才们所积聚供应的思想资本上讨生活”（包括科学、文学与哲学）。
科学的影响扩散开来。物理和化学在工艺上的新尝试，影响了工业。在教育上，它迫使人文学科——文学、历史和哲学——的重要性降低，因为工业、贸易与航海的发展需要实际的知识和实干的人才。文学本身也感受到新的影响。科学家们追求秩序、精密和彻底明了的精神，并建议诗人和散文也该有同样的优点，以莫里哀、布瓦洛和拉辛、艾迪生、斯威夫特和蒲柏等人为代表的古典派诗人，正与上述情形完全一致。据皇家学会的历史编写人说，这要求它的会员“用结实的、赤裸的、自然的方法说话……尽可能把一切事情弄得像数学那样明白”。
数学和物理学的丰功伟业预测出彗星的周期、找出星球的法则，也影响了哲学和宗教。笛卡儿和斯宾诺莎承认几何是阐释哲学的理想模型，此后除了物质和运动外，似乎不必假设宇宙中还有什么了。除人和神以外，笛卡儿把整个世界看成一部机器。霍布斯则向上述的例外挑战，形成一种唯物论，甚至宗教在这里也成为政府操纵“人械”（human machines）的工具。新物理学、化学和天文学似乎表明宇宙遵循不变的规律而运行。这个宇宙不允许奇迹发生，因此它不回应祈祷，也因此上帝不再被需要。他或许可以只当作世界机器开始运转时的动力而被保留，但此后他应该退隐为一个伊壁鸠鲁-卢克莱修派的神，不再过问人事与世事。据说哈雷曾向贝克莱的一个朋友保证：“基督教义”现在“是不可想象的”了。然而玻意耳却从科学所揭露的秘密，看出另一些上帝存在的证据。他写道：“照这世界运作的情形来看，似乎有一个大智慧的人物散布在宇宙中。”在想起帕斯卡时，他又加上一句：“人类的灵魂‘是’一种比整个物质世界更高贵、更有价值的东西。”
许多科学家赞同玻意耳，许多基督徒也加入赞美科学的行列。“在过去的100年中，”朱艾顿在这个世纪落幕时说，“一个新的大自然几乎在我们面前揭露——更多的错误……被找出来，更多有用的实验被做成，更多光学、医学、解剖学与天文学上著名的秘密被发现，这些发现比从亚里士多德到我们之间这些糊涂而轻信的时代还多。”这是鲁莽却意味深长的夸张之词，揭示出“现代人”在古今文化论战中战胜了“拥古派”后给他们定的罪。无论如何，修道士们在争辩神学、政客们在打仗时，人们看到的只是科学正在增加人类的知识。现在科学在人类的事业中上升到新的光荣地位。的确，在这个时代结束时，把科学当作乌托邦的先驱和人类拯救者的呼声是最高的。丰特内尔于1702年说：“科学应用在自然上，会日益不停地增长，越来越广泛，越来越强烈，我们将会看到新奇的东西一个接一个地出现。人类装上翅膀、翱翔空中的那一天将会到来。这种技术将更进步……直到有一天我们能飞向月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