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些热心人士值得现代人尊敬。康加（Cange）震惊了他同时代的人——他们认为他只是一个巴黎的律师——因为他出版了一本上古末期和中古拉丁文字典（1678年），这书分3册，对古典文学不厌其烦地书写，因此仍是这方面的权威之作。皮埃尔发现并刊行了一部重要的奥林根手抄本。他懂得古叙利亚文、阿拉伯文和化学，做过800次组织解剖，也写诗和小说，而且参与博学的达西耶为了教导太子多芬而编纂的著名的60卷“皇太子”版古典拉丁文作品的工作。他被任命为阿夫朗什主教，临死时留下的一座图书馆，现在成为法国国家图书馆的珍藏。耶稣会的博兰迪斯兹继续编纂他们的《密室教义录》。在马毕龙的领导下，巴黎的本笃派圣·莫尔学会编纂了一部20卷的本笃派圣徒历史书，他们阐明了法国中古的年鉴与文学的重要性。马毕龙本人在他的书《外交谈》（1681年）中，赋予古拉丁语一种新形式，这不是一本外交教科书，而是一篇有关时间、人物、古代敕书和手抄本真实性的论文。有一次，在完成一本厚厚的对开籍后，马毕龙写道：“这么多年以来，我研究圣徒的行为，而自己和他们相像的地方却如此之少，愿天主不要把这当作一项罪恶归之于我。”
这个时代古典学识最渊博的是本特利，40年来他一直是剑桥三一学院严格的校长。他年轻的岁月完全消耗在包德里图书馆的桌子上，29岁时，他已跻身于欧洲、希腊、拉丁、希伯来文学及古物研究的学术泰斗之林了。1691年，他发表了一封给密尔（John Mill）的信，即长达200页的《万言书》（Epistola ad Millium），这封信把古典学术讲得既精确又深奥，使他享誉欧洲。30岁时，他被选出来从事一系列的演讲，演讲的基金和名义是由虔诚的化学家玻意耳的遗嘱提供的。本特利的回报是有力的辩称：牛顿发表不久的《数学原理》中涉及的宇宙秩序，证明了上帝的存在。这对牛顿是一大安慰，因为他因无神论之嫌而大遭非难。本特利被任命为皇家图书馆馆长，在圣詹姆士宫有一个房间，在那儿他经常见到牛顿、洛克、伊夫林和雷恩（Christopher Wren）。在那个根据地，他打了英国古典学术史上著名的一仗。
这次论战起因于英国人参加了古代文学与现代文学孰是孰非的辩论。坦普尔爵士用《论古学与今学》一文开火，为古代文学辩护。如果这篇文章不是赞扬发拉里斯（Phalaris）可以代表希腊文学的卓越，本特利也许还会赞扬这篇文章。发拉里斯是公元前6世纪希腊殖民地西西里的阿格里真托（Agrigento）的独裁者，历史或传说描写他在一个铜牛的肚子里烤死他的敌人，但也推崇他是文学的守护神，有148封流传后世的信被断定出于他的手笔。一个牛津大学基督学院的大学生玻意耳（Charles Boyle）于1695年把这些信印出来。沃顿（William Wotton）已准备将他的书《古代与现代学术管见》（Reflections upon Ancient and Modern Learning）出第二版。在他反对坦普尔，于是他请本特利来断定这些信的真伪。本特利回答，把它们算作发拉里斯的东西是一个错误，因为它们是在2世纪写成的。他不经意地指出玻意耳的的几个错误。玻意耳和他的老师们发表了一篇措辞强烈的文章，替发拉里斯是作者辩护。而坦普尔的秘书斯威夫特加入战团，站在他老板一边，用《书之战》来嘲笑本特利。学者们大多支持玻意耳。他的朋友都为之悲叹，因为很明显，本特利的名声瓦解了。他对他们的回答却值得永远记住：“人必自侮而后人侮之。”1699年，他发表了一篇经过扩充的《发拉里斯书函论》（“Dissertation on the Epistles of Phalaris”）。这篇文章不仅证明了他的立场，而且在希腊语言演变的问题上，取得了辉煌成就，使学术界为他能加入斯卡利哲、卡索邦、索默斯等名家之列欢呼。本特利认为这些信本身的风格，足以否定它们属于公元前6世纪的说法，他接着说：
像活着的动物身体时常冒汗一样，每一种通用的语言都永远在动、在变，某些字被淘汰成为废字，其他的被引进，或多或少地通用起来。有时，一个同样的字会被反转过来，变成一种新意义、新说法。时间久了，会使一种语言的外貌和风格产生可见的改变，就像岁月改变了一张脸孔的线条和风采一样。所有人对他们本国语言的这种变化都可以感觉出来，因为长久不断地使用，使每个人都成了语言鉴定家。一个英国人凭着英文风格的改变，能够分辨出一篇现代的和一篇一百年前的英文作文。现在，各个时代的希腊文也确实有这种差异存在，而且是可以感觉得出来的……但绝少有人精通这种语言，达到分辨出它的微妙的地步。
1699年，6位主教一致同意威廉三世的推荐，本特利被擢升，以替补剑桥三一学院院长的空缺。他改革学生的纪律、改善课程，又建立了一座“雅致的实验室”来上化学课、一座气象台上天文学课。但由于他喜欢华丽的排场，架子十足，而又爱钱，院里的教授都与他不和，有两次他已被决定免职，要搬出他的办公室。他也进行反击，终于保住了他的位子。在这段时期，他刊行了很多希腊语和拉丁语古典作品，鼓励牛顿，并出钱支持他出版《数学原理》第二版。在《评自由思想之辩》（Remarks on a Late Discourse of Freethinking）一，打倒了安东尼·柯林斯，又冒失地卖弄学问，校订《失乐园》，改正了弥尔顿的语法和原文。他和蒲柏成了仇家，因为他说蒲柏翻译的《伊利亚特》是“一首漂亮的诗，蒲柏先生，但你不能说它是荷马写的”。“那个不出声的小崽子”，本特利宣称，永远不会原谅他。蒲柏在《笨伯》（The Dunciad，1742年4月）中，嘲笑他是——
这个伟大的古典训诂家，费力工作，永不休息。
弄笨了贺拉斯，弥尔顿的格调也被他降低。
同年7月，本特利因和蒲柏争论得肋膜炎的并发症而死。他是英国最伟大也最讨人嫌的学者。
另一个英国人斯坦利（Thomas Stanley）以他第一部英文的《哲学史》（History of Philosophy，1655—1662年）扩展了英国人的心胸。这的最后4卷全部花在阿拉伯哲学上，惊呆了他的读者。古典学术研究于是越过了希腊和罗马，向近东和中东发展，并引起骚动。波科克发现并刊行了4种《新约》使徒书信的叙利亚文译本（1630年），牛津为他开了第一个叙利亚文讲座，他在那里的演讲，开启了英国人研究伊斯兰教文化的先河。在法国，埃贝洛（Herbelot）穷其毕生之力，写出一部极佳的书《东方学目录》（Bibliothèque Orientale，1697年），副题是“一切有关一般东方知识的总字典”，揭示了东方的历史与学术，使广大知识分子的眼界为之扩大。这种眼界的扩大，在18世纪的启蒙运动中挣脱了所有的束缚。阿拉伯诗歌、历史编纂、哲学和科学的宝藏，使学生们为之惊叹。他们注意到，希腊科学和哲学被西欧的黑暗时代遗忘时，阿拉伯人怎样保藏了它们，他们知道了穆罕默德并非只是个骗子，而是个敏锐的政治家，他们也被穆斯林的罪恶不比基督徒多、美德不比基督徒少弄糊涂了。道德与神学到底有多少关系的问题，成为基督徒心灵深处的一股溶解酵素。
东方的年代学——包括埃及和中国的——被研究后，犹太人推测世界创造于公元前3761年的说法，不知不觉地动摇了。爱尔兰阿马的英国教派主教詹姆斯·厄舍尔所计算（1650年）的世界创造于“公元前4004年10月23日，星期一前夕，刚开始入夜的时候”，也站不住脚了。我们不久就要谈到的斯宾诺莎，正开始着手对《圣经》的“高等批评”，那就是把它当作充满了庄严与高贵、错误和荒唐的一部人的作品来研究。
为了答复斯宾诺莎，17世纪最具学术性的《圣经》评论家不得不向波舒哀的威胁低头，最后终于承认这位哲学家宣布的许多话。西蒙，一个铁匠的儿子，参加了巴黎的司祭祈祷会，又被任命为牧师（1670年）。就在那年，他写了一本小册子，替麦茨的犹太人辩护，这些犹太人被控谋杀一名基督徒儿童。他和包括犹太人在内的几个法学博士一起钻研，研究了好些年后，准备出版他的《旧约批评史》。他公开对斯宾诺莎所说《圣经》中神力感应的论点加以驳斥，他接受《旧约》并不是完全出于故事人物的手笔的说法，因为摩西不可能写出全部的《摩西五书》（它描写到摩西之死）：由此可想而知，《圣经》各书曾经被传抄者和出版者改变过而失去了原貌。西蒙坚持这些修订者也受到神的启示，以努力维护他的正统理论和教廷给他的出版许可。但他也承认，所有现存的《旧约》版本都被许多重复、矛盾、含糊及其他难懂的地方弄得很乱，以致它们只能为一种教条化的神学，提供一些脆弱的理论基础。他打算用这点来对付新教徒，他激烈地争辩说新教徒相信“《圣经》语言感应论”，因此他们对别人批评《圣经》原文将无法招架，而一个忠诚的天主教徒，却能借着接受罗马教会对《圣经》原文的解释，超然地站在这些古典学术的讨论之外。西蒙下结论说：“无论如何，《圣经》中的神力感应只牵涉到信仰问题。”
祈祷会的主持准许出版西蒙的书，但印刷时，一部分校样被皇家安息所的阿诺德看到了，他吓了一跳，便把这些东西拿给波舒哀看。波舒哀立刻指责这卷作品是“一套邪恶的谎话，一座自由思想的堡垒”，它会“摧毁正规经典的权威”。波舒哀向政府当局呼吁，阻止这出版，他们没收了全部发行的1300份，把它们打成纸浆。西蒙被贬为诺曼底偏僻地方的一个副神父，但他还是想办法在鹿特丹印出了他的原稿（1685年）。4年后，他出版了他的《旧约批评史》。他打算把《圣经》重新翻译一遍，来完成他世俗的工作。他完成了《新约》的译文，但波舒哀震惊于西蒙处理《圣经》原文的不受拘束，说动大法官查禁了这部书（1703年）。西蒙放弃了他的事业，烧掉他的稿子，不久便去世了（1712年）。
在他关于《旧约》的著作中，曾列出40种反驳来说明《旧约》为何是不能反驳的。与斯宾诺莎的《神学政治论》一起，它为近代的《圣经》研究留下一座划时代的界碑。莱布尼茨读过这些早期的评论后，警告说如果照这条线索继续追查下去，会毁灭整个基督教世界。莱布尼茨是对是错，直到现在为止，下定论还为时过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