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报纸、杂志、小册子、书籍、图书馆、学校、学会、大学，知识正慢慢地散播着。17世纪，新闻成为一种产品，最早是面向银行家，然后是政治家，最后普及到每个人。1711年，英国日报和周报的销量共4.4万份。
创刊于1665年的《学者学报》认为文学界和学术界的事情也能成为新闻，它很快把自己变成国际上学者、科学家和文学家的媒介。在几年中，它有了竞争者：罗马的《学人报》（1668年）与莱比锡的《博学学刊》（1682年）。1684年，皮埃尔在鹿特丹创立了一份有名的《评论报》，两年后拉克尔克（Jean Le Clerc）开办《天下学志》月刊，洛克和莱布尼茨有些最重要的见解就发表在这些期刊上。
书籍的流传迅速增长。1701年，巴黎有178个书商，其中36个也是印刷与出版商，新旧图书馆都致力使它们的藏书用处更多。1610年，博德利爵士（Sir Thomas Bodley）从文具商公会得到一项特许，他在牛津创立的包德理图书馆（Bodleian Library，1598年）可以得到在全英国出版的书，每种一本，1930年其藏书达到125万册。1617年，路易十三的一道法令规定：任何法国新的出版物，必须有两份存放在巴黎皇家图书馆。1662年，这项搜集有6000册；1715年，由于柯尔伯的热心，有7万册；1926年有440万册。勃兰登堡选帝侯于1661年在柏林创建了一所国家图书馆，就在那年，马扎然立下遗嘱把他藏书4万册、价值高昂的图书馆送给路易十四和法国。1700年，柯顿爵士的后人把柯顿图书馆（Cottonian Library）立契移交给大英博物馆。第一个对大众开放的英国图书馆是1695年在伦敦由特尼森开放的。
教育正努力恢复它在法国宗教战争、英国内战和德国“三十年战争”中受到的损失。还没到莱辛的时代，德国的大学和文学就恢复了200年前路德、胡滕（Ulrich von Hutten）和梅兰克森（Melanchthon）达到的地位。
在这段时间中，由于德文被路德如此有力地使用，它变成一项为平民使用的语言工具，拉丁文继续成为极少数文人的秘密用语。德国的作家，在整整一个世纪手足相残的战争后的长期忏悔时代中，没有一个人享有国际名望。德国的贵族看不起大学里说拉丁文的书呆子，把他们的子弟送进骑士学校或雇用私人家庭教师，来训练世袭的贵族青年熟悉诸侯朝廷的工作和仪节。而弗兰克（August Francke），一个虔敬派信徒，在哈勒组织了他的慈善学校，却被冷言冷语地讽刺为“褴褛学校”。他在那里度过了32年，给穷苦的孩子们东西吃、衣服穿，也教育他们。他很快创办了一所高校，为最聪明的孩子提供中等教育。另一所平民女校是他为最聪明的女孩子办的，所有这些学校都花一半的时间在宗教上。
德国的俗世精神在托马修斯身上找到了希望。自从他因为异端被他的家乡莱比锡驱逐后，他搬到哈勒。那里位于逐渐兴盛的勃兰登堡——普鲁士王国（1690年），他在那里发表演说领导了大学的建立。他成为那里最有名的教授，也是使其变成“近代”大学的主要推动者。他嘲笑经院哲学，以德文代替拉丁文作为教学语言，出版了一份德文杂志，把科学科目纳入课程，又为教师和学生的思想自由战斗。腓特烈大帝称他为“德国启蒙运动”之父。
初等教育被推广为全面、强迫性的、不分性别的运动，是从1565年符登堡公国开始的。1618年在荷兰共和国，1619年在魏玛公国，1696年在苏格兰，1698年在法国，1876年在英国也都出现该运动。英国的延误是因为自助教育由于私人宗教团体的兴办而大幅扩展，同时统治阶级感觉到，在当时通行的经济体系中，穷人的教育既没有必要，也可能是不值得推广的。1699年，增进基督教知识协会（The Society for Promoting Christian Knowledge）开始为贫苦儿童建立慈善学校，以传播基督教神学和纪律为主，所有的教师都是英国国教的教士，而且需要由主教颁发的执照。曼德维尔（Bernard Mandeville）1714年的《蜜蜂寓言》（Fable of the Bees）引起一阵骚动，他指斥办这些学校是浪费金钱，如果父母实在太穷，付不起孩子的教育费，他说：“还希望孩子受更高的教育，简直厚颜无耻。”
在法国，每个教区必须支持一所初级学校，教师通常是世俗人士，但须由主教挑选，并受其控制，所教的都严格合乎天主教。皇家安息院的小学只招几个经过挑选的孩子。1694年，拉沙里建立了基督兄弟学校，不久就以基督兄弟会的名字为人所知。拉沙里，一个苦行僧侣，把宗教当作这些“基督兄弟”提供给穷孩子的义务教育中普遍的要素。每天有4个小时致力于宗教，虽然加入了读、写和算术，但训练忠诚的天主教徒是永远不能忘记的目标。为了达成这些目标，他们发现鞭打是有效的方法，老师们都被要求尽量用“杀一儆百”做例子，不要苦口婆心地劝说。1685年，基督兄弟会开办了一所学校，以培养初级学校的师资，这可能是近代的首例。
法国的中等教育仍然握在耶稣会手中，仍是所有基督教国家中最好的。他们的耶稣书院会是支持办巴黎大学的。1674年国王莅临学生的戏剧公演后，改名为拉德维希·马戈尼书院。由于门特隆夫人的怂恿，路易十四于1686年在圣西尔（距凡尔赛宫3英里）开办了法国第一所女子寄宿学校。修女院为上流社会的女孩子提供较高的自费教育，都注重宗教。天主教和新教当局都坚信：人性被文明的束缚安排得如此邪恶，以至只有通过畏惧上帝，它才能被陶铸得合乎道德和秩序。企图不要宗教帮助而能教出品格高尚的人，一直在试验阶段。
除荷兰共和国外，中古的大学正在衰落，胜利的学派已自成一体，暴动的学生使它们失去秩序，又被无聊的神学争执支配。在法国和德国，大学学位可以用钱买到，没有一个当时的大哲学家，也几乎没有一个科学领袖在大学里教书。霍布斯、莱布尼茨和皮埃尔谈起大学教授都很轻视，他们没有考虑到加在这些公众雇员身上的公众压力。在这段时期，一些新大学开办了：杜依斯堡办于1655年，达勒姆办于1657年，基尔办于1665年，隆德办于1666年，因斯布鲁克办于1673年，哈勒办于1694年，布雷斯劳办于1702年。这些多是小规模的学校，有时有20个教授或400个学生。几乎每一所大学的课程都因年代太久而陷于僵硬，正统的章程同样拘束着老师和学生。弥尔顿抱怨英国的大学“借着形而上学、奇迹、传统和荒诞的经典合成的某些符咒，从年轻人身上”带走了“他们理智的效用”。他感到他浪费了剑桥的岁月，试着去忍受“一顿酸蓟草、荆棘”和其他“诡辩的烂草败叶组成的喂驴大餐”。这种传统的束缚在牛津和剑桥一直延续到皇家学会的出现。牛顿在三一学院当教授（1669—1702年），才带动了剑桥大学，并赋予它科学的杰出成就。
诗人、教士、记者和哲学家们为增强教育而奋斗，我们已经摘录了弥尔顿《致哈特利布先生的信》谈理想学校的概要，他的药方并没有影响到通行的教学。在法国，最有吸引力的是费奈隆的小书《论女子教育》，布法叶夫人曾经要求他订下一些原则，以指导她女儿的教学。这位教士自然注重用宗教来加强道德律的力量，但他反对严肃遁隐的修女院式的学校教育。他觉得，“修女院不能提供任何世间生活的准备，从修女院学校毕业出来进入社会，就像一个人从洞穴中走到大白天一样”。他呼吁温和的教学方法，教育必须使它适合人性、兴趣和孩子们的敏感，而不该把所有的学童绑在一条没有弹性的规定上。费奈隆希望，如果能懂得从前的语言，女孩子要读古典作品，她们要学一些历史和足够的法律去管理一份产业，但她们不该和科学发生关系——一个年轻的女人应该显出某种“对科学的谦虚”。这位英俊的教士对女性的风韵很敏感，同时不愿意她们学代数学，他怎么也不会了解伏尔泰对那位牛顿力学教授夏特莱夫人的爱情。
费奈隆的《论女子教育》出版10年后，笛福公开呼吁要求更高层次的女子教育。除了有钱人家，17世纪的英国少女没有受中等教育的机会。像约翰逊、乔纳森·斯威夫特一样，她们不得不靠家庭教师，或者像伊夫林的爱女，不得不用她们的胆识去偷取知识。麦考利断定：“即使在最高阶层，她们那一代（1685—1715年），无疑比从文艺复兴以来任何时代的英国女人所受的教育都坏。”斯威夫特估计高贵人家的妇女接受阅读或拼字训练的，1000人中难得找到一个。在任何情况下，笛福认为忽视妇女教育是一种野蛮的不平等，“我不能想象全能的上帝创造了女人这样优雅、辉煌的生物，又赋予她们许多魅力……而只把她们当作我们房屋、厨师和奴隶的管事”。他们计划为女孩子办一所学校，与英国的公共学校类似。在那里她们不但要学音乐和舞蹈，也要学“语言，特别是法语和意大利语，我也冒着教一个女人一种以上语言的险”。她们要学历史，也要学所有的交际礼节。这位对妇女殷勤的小说家做了一个结论：“一个受过良好教养与训练的女子，又有知识与品行作为附加的才艺，是无与伦比的造物……是上帝创造世界中最精美、最巧妙的部分。”同时，“一个男人如果能得到这样一个女人，要充分享有她并感谢上帝了”。
在路易十四时代，最好、最有影响力的教育理论是约翰·洛克的《教育管见》（Some Thoughts concerning Education，1693年）。此书写于洛克当了第一代沙夫兹伯里伯爵家的家庭教师几年后。从蒙泰涅那里得到一些启示，这位哲学家建议教师应该先以身体健康和精力充沛为目的。要想有一个健全的心灵，就必须先有一个健全的身体。所以，他的学生得吃简单的食物，习惯于单薄的衣服、硬床、冷水、新鲜空气、足够的运动、规律的睡眠、禁酒和“极少数或完全不要医药”。第二步也是最重要的，是人格的养成，一切教育，不论身体的、心智的、道德的，都必须是德行的训练。在身体因劳动而得享健康的同时，人格也经克制自己做任何不够成熟理智的事而日趋完美。“小孩子必须习惯于克制欲望，过得下希望不能满足的日子，甚至从摇篮里就开始”。克制的训练是人格的脊梁。这项训练做得越快越好，但需全面彻底坚持。它并不是只做好事就够了，学童们必须重复善行，使做好事成为“习惯”，才算陶冶成功。因此，“习惯比理智能做得更恒久、更自然，至于理智，我们最需要它时，反而从来很少能公正地顾及它，而服从它就更难得了”。洛克在亚里士多德和卢梭之间摇摆不定。他认为，一个自由主义者的教育，比一个不懂儿童癖好与性格的人好，课程应该安排得有趣而能锻炼人性，但他接受偶尔对故意捣蛋者施以体罚的要求。此外，“锻炼孩子们大大方方地忍受某种程度的痛苦，是一种使他们意志坚强的方法，也为他们将来的勇气和果决打下了基础”。
对知识分子的教育，应该是一种思维方法和精密推理的训练，而不是古典作品的摘要或彼此谈谈话而已。法语和拉丁语应该很早就教给孩子，会话比语法重要。希腊语、希伯来语和阿拉伯语则应该留给专门的学者。如果能花些时间在地理、数学、天文学和解剖学上更好，接下来是伦理学和法律，最后是哲学。“教育的责任并非使年轻人每门科学都精通，而是启发、安置他们的心灵，最好是做到他们决定致力于某门学问时，都有能力去做。”又因为美德由习惯训练而成，所以思考是重复的推理训练而成的：
我想，对那些有时间、有机会的人，没有比教给他们数学更好的了，我并不希望把他们都造就成数学家，而是把他们塑造成理智的人……假如我们愿意，我们可以自认生来就是理性的创造物，但那是习惯和练习使我们如此。实际上，我们的理智不如苦干和勤勉带给我们的多……我已经提到用数学作为一种细密而有秩序的推论的方法……当他们获得了数学自然而然地带给他们的推理方法时，一旦有机会就能够把它转用到其他学问上。
洛克的论文是为设计一种通才教育而写的，它主要注重艺术、文学和礼仪，它为的是让一个绅士、一个出身名门的人，永远不必为生活而工作。它的课程虽然准许加入一些科学，但仍固守人文学科——文艺复兴时代人文学者喜爱的学问。这些课程也包括舞蹈、骑术、角力、击剑，甚至“一种手工活计，甚或两三种”，但这是为了增进健康和声望，并不是谋生之道。艺术是教给学生作为消遣的，不是职业。年轻的绅士们并不需要把这些事情看得很重，他应该欣赏诗，但只须当作娱乐，不用创作；他应该懂得如何欣赏音乐，但不必精通任何一种乐器，因为可能占去太多时间。此外，这可能把年轻人推进“这样古怪的一伙人”中。所以，洛克的理论是保守和激进兼而有之。它拒绝像经院哲学一样尊重古典语言，减轻宗教和神学的压力，着重健康与个性，及努力替出身名门的青年适应社会生活和公务而做准备，从这几点上看来，它显示了未来的教育方向，尤其对英美两国的影响极其深远，对英国私人所办的“公校”里体育和道德教育的制定也有影响。《教育管见》被翻译成法文（1695年）后，在50年里突破5版，也大大影响了卢梭。洛克的学生，第三代沙夫兹伯里伯爵阐扬他老师的理论，使洛克声名大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