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拉科夫的犹太教会领袖乔尔基斯（Joel Sirkis）曾经谴责哲学为异端之母，是所罗门所说的要命的“妓女”、“好像肉包子打狗，一去不回”。因此，他决定把所属教区内任何沾上哲学的犹太人开除教籍。德米地哥，这位由意大利山坡来到波兰的犹太人（1620年），向往文艺复兴，对犹太人从教学科目中除去科学感到非常不快。他写道：“看来让黑暗遮盖大地，无知也将随之而生。他们说上帝并不喜欢文学家、诗人和逻辑家的专横，也不乐于数学家的妙算和天文学家的估计。”
德米地哥是曾在美第奇家中教过希伯来文的以利亚·德米地哥（Elijah del Medigo）的曾孙。他的离经叛道始于一方面学习希腊文，一方面兼从父亲——一位克里特岛的犹太牧师，学习教义法规。而且，他在具有进步气息的博杜瓦大学接受伽利略的指导，略有科学的基础。他研究医学，这项工作使他得以维持生活并获得一个意大利名字。科学，特别是数学，继续吸引着他，在追求过程中，引发了他的一些宗教信心。这种脱胎换骨留下了一种敏锐感，有时甚至动摇性格。在无根而烦躁的状态下，德米地哥一个城镇一个城镇地流浪。在开罗和君士坦丁堡，他偶然接触到圣经派信徒（Karaite），这是由那些反对教会传统和修正的犹太人组成的团体，他们直指《圣经》作为神学的唯一根据。在汉堡和阿姆斯特丹，他发现自己的医学知识远比犹太的药剂师落伍，为了生存，他只好改信正教，参加教师团，最后则为神秘学辩论。后来，他作为籍籍无名的药剂师死于布拉格（1655年）。
利奥·摩德纳（Leo ben Isaac Modena）是一位敏捷而深刻的思想者。他以避难之地作为自己的意大利名字，全家在法国驱逐犹太人时移民至此。他是一位天才，3岁时能读预言书，10岁时能讲道，13岁时写下第一本著作——一本反对赌博的对话，因为他本人是此中能手，而且终身乐此不疲。他一生中最大的赌局，便是1590年的婚姻。此时他年方19岁。他的三个儿子中，有一位死于26岁，有一位在格斗中被杀，另一位到处游荡，后来消失于巴西。两位女儿中的一位，在他生前便先早死，另一位在脱离丈夫后转回依赖父亲。他自己的太太则呈疯狂状态。在这些厄运中，利奥又因为耽于纸牌而被开除教籍，他为此写了一篇论文，证明教士的权利已经超过戒律的规定。这很快便被禁毁。
此外，他用心研究过《圣经》、教义书和教士们的著作，学习物理和哲学，并以希伯来文和意大利文写一些传诵一时的诗篇。在威尼斯获准为犹太教士后，他用意大利文撰写的文稿和流利的语词，赢得不少基督徒的心。其中一位基督教朋友是一位英国绅士，与他共同以意大利文写了犹太教仪式的书。在准备他的《希伯来礼仪史》时（1637年），他说许多传统仪式如今都已背离本意，已经失去了它们的存在意义。在同样的一本未附作者名的书《一切卓见》（Kol Sakal）中，他说希伯来祈祷文和祭典曾被修改和净化，教规被废，而假日的次数和严肃也失色了不少。在这本，他又把拉比的风格批评为一团混水填进犹太戒规里，他呼吁由教义书返回《圣经》。不过，他把他的异端延伸到《圣经》之外，甚至整个《摩西律法》之外。他把这本革命性的宣言留至身后，不加出版。他死后（1648年），才从他的遗稿中找出，附带另一篇为正统犹太教辩论的论文。这两件文稿一直到1852年才出版。如果利奥敢在生前将他的《一切卓见》出版，犹太教的改革可能早在17世纪便已开始。
犹太异端中最富悲剧气氛的，是阿姆斯特丹的阿姆斯塔。他的父亲来自犹裔家庭，定居于波尔图，完全改信天主教，加布里尔是这位年轻人在葡萄牙的名字。他曾经接受耶稣会的教导，他们对地狱的描述把他吓坏了，但他的心灵也因为经院哲学的训练而显得尖锐。在阅读《圣经》时，他得到这样一个印象，是教会把《旧约》当作神的话，而基督和12位使徒都曾经接受摩西戒律。因此，他得出结论说犹太教是神圣的，他怀疑圣保罗是否有使基督教脱离犹太教的权利，如此，他便转向他祖先的信心。他说服他的母亲和两位兄弟（他的父亲此时已死）共同避开宗教裁判所，设法逃出葡萄牙。经过种种困难，终于抵达阿姆斯特丹（约1617年）。加布里尔在此把名字改为尤尼尔，而全家也成为葡萄牙公理会的一员。
可是，曾经使他脱离教会的探索和独立思维的犹太教精神，也同样蕴含着严苛的教义而使他闷闷不乐。他很惊讶于阿姆斯特丹那些有学问的教师们对幼稚、浅薄的神秘学的附和，他大胆地责骂他所附属的新的仪式和规矩，以为它们毫无《圣经》根据，而且依他的判断，有时正好和《圣经》背道而驰。由于缺乏历史意识，他以为犹太教规和信仰已经迷失了1900年，就像他以前由《新约》走回《旧约》一样，如今他极愿由《教义书》回到《圣经》。1616年，他在汉堡出版了一本葡萄牙文的小书，名叫《传统平议》——主要针对《塔木德》传统根据而发。他将此书的复本送给威尼斯的犹太天理会，后者斥责他（1618年），此时，由于身为教师的一分子，利奥·摩德纳虽然本人也是异端，却被要求来反驳阿姆斯塔所言毫无法典根据的论点。阿姆斯特丹的教师们（他称他们为法利赛教派）也警告他，如果他不撤回这种论点，将对他加以斥责。他拒绝了，并漠视聚会所的规定，于是他被开除教籍（1623年），被逐出所有犹太人的范围之外，他的亲戚也避开他。此时他尚未学习荷兰语，他简直半个知己也没有了，甚至小孩也在街上向他扔石头。
在这种孤立的煎熬中，他继续攻击（与20年后的斯宾诺莎一样）基督教。他要让世人知道，他反对灵魂的不朽说，这正好和《旧约》的信仰相反。他说灵魂只不过是生命里的重要精神，躯体死了，灵魂也完了。为了答复阿姆斯塔的论点，一位犹太医生席尔瓦出版了一本葡萄牙文著作《灵魂永生论》（Treatise on the Immortality of the Soul，1623年）。他攻击阿姆斯塔是一个无知、无能、瞎眼的文盲。阿姆斯塔也以一《法利赛教派传统的批判并答谬误中伤者席尔瓦》（An Examination of the Pharisaic Traditions and a Reply to Samuel da Silva，the False Calumniator，1624年）来反击犹太区的领袖们。阿姆斯塔否认永生说，不但侵犯了犹太教，也渎污了基督教。他马上被捕，被罚300金币，著作亦被焚毁。不过，他很快被释放出来，显然没有受到肉体的拷问。
他的处罚兼有经济和政治的性质。他的弟弟依赖他，因此，也依赖着他能自由地和其他犹太人的经济交往。如今这被禁止了。也许为了这个理由，也可能是他想再婚，阿姆斯塔决定投向聚会所，摒弃他的异端思想，而变成他所说的“猿人中的猿人”。他的申请入会被接受了（1633年），过了一段相当平静的日子。可是，私底下他的异端思想仍然滋长着，并扩大。“我怀疑，”他后来写道，“《摩西律法》是否真的是上帝的律法，而且觉得这种怀疑是出自人类本性。”如今，他撇开所有的宗教，心中只是朦胧有着一个与自然相印的上帝（与斯宾诺莎一样），他故意无视一位正统犹太人必须承担的宗教习惯。曾有两位基督徒前来求见他，说明想改信犹太教，他却劝他们打消此意，警告他们如此一来，只不过是在他们脖子上套了一具重的枷锁。他们把这件事报告给聚会所，教师们愤怒地质询他。他们觉得他野性未驯，再度判他出教，而且永不得复会（1639年）。他的亲戚朋友们再度排斥他，连他的弟弟也加入围剿他的行列。
他忍受了这种孤立7年之久，然后，在商业和法律俱遭挫折的情况下，他再度提出妥协的要求。犹太领袖们对他的长期忍受、不加忏悔的情况非常愤怒，斥责他的悔过，并要他接受类似宗教裁判所的处罚。在公开悔罪的情况下，他站在聚会所的讲台宣读他所犯的所有错误和罪过，而且郑重宣誓此后决心遵守教区的所有规定，活得像一位犹太人。然后，他敞开胸部，接受39次笞打。最后，他必须躺在聚会所门口，接受每个聚会者，包括他那位兄弟离去之前的践踏。
他从屈辱中站起，但并未妥协，而是带着愤慨。返家后，闭门数日数夜不出，撰写那篇最后也是最严酷的对犹太教的批判。他认为犹太教为了适应客观的需要而变得太多，但是，对于在数百年来的迫害下，犹太教的内省性历史和反抗性宗旨，他从未寄以同情性的了解。在这篇讽刺性的《人性精义典范》（“Exemplar Humanae Vitae”）中，他自我剖析，是有思想者的一个例证。他认为：“遵从所谓正确理由和自然律，是一切罪恶之源。”他以自然与宗教圣规对照，自然教人爱一切，宗教则教人恨。手稿完成后，他把手枪装上子弹，坐在窗口等待，直到他弟弟约瑟夫来时。他举枪向约瑟夫射击，未中，随后举枪自杀（约1647年）。
当地犹太人希望瞒住这个悲剧，但人们都不能忘却此事。斯宾诺莎当时是一个15岁幼童，行悔改仪式时，他可能在场，也可能曾带着恐惧和异样的心情践踏过这个异端者。就是通过这个青年，清除了其中的怨愤情绪，阿姆斯塔的观念构成了一个哲学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