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西班牙和葡萄牙迁移的犹太人，在荷兰成为经济强国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虽然，有时这份重要性被渲染了）。犹太人先至安特卫普，但1549年，查理五世下令排除所有在最近5年内迁移到低地国的后裔，安特卫普的酋长请求免除但反而被加强执行，新的移民只好另求安身之所。不过，安特卫普失去商业上的重要性，并不是因为这些移民的迁出，而是在战争中城市的破坏和《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关闭须耳德的出海口带来的恶果。
联合行省的宗教自由虽不完整，却有渐长的趋势，这吸引了不少犹太人走向荷兰的市镇，如海牙、鹿特丹、哈勒姆，特别是阿姆斯特丹。后裔犹太人于1593年开始在各地出现。4年后，他们开辟了一处聚会所，希伯来语是他们的宗教语言，平时就说西班牙或葡萄牙语。1615年，根据格劳秀斯（Hugo Grotius）的报告，城市首长正式授权承认犹太人的社区，允许信仰自由，但不准与基督徒通婚，也不准攻击基督教。因此，阿科斯塔（Uriel Acosta）和斯宾诺莎两位异端指向基督教伦理的核心时，聚会所的领袖们便不寒而栗起来。
这些犹太人中有些是通商口岸的巨商，他们经营荷兰、西班牙半岛及东西印度之间的主要贸易。1688年，威廉三世企图取得英国王位时，一位名叫苏索（Isaac Suasso）的犹太人，不附条件地送来200万金币，他说：“如果你走运，你将会偿还，如果不走运，那就算我倒霉。”这样显露财产是有点过分了。戴维·平托（David Pinto）把他的房子装饰成俗不可耐的华丽，引起市镇首长的非议。不过，我们应该附告一声，平托家族曾数以百万地送钱给犹太和基督教的慈善机构。在经济繁荣的背后，是一片活跃的文化生活，学者、教师、医生、诗人、数学家、哲学家热心地寻求真理。学校提供教育场所，由梅纳西·伊思雷尔（Manasseh ben Israel）于1627年成立的一家希伯来文印刷所，先后印出许多书籍和小册子。在其后的两个世纪中，阿姆斯特丹成为犹太文字的中心。1671年至1675年，葡萄牙犹太人社区有4000户家庭，建造了一所漂亮的聚会所，象征着他们的繁荣。如今这已成为阿姆斯特丹的观光胜地，据说基督徒也参与了这项工程，这是现代犹太人的一段快乐时光。
世界并不是完美的，约1630年，东欧犹太人（Ashkenazi Jews） 从波兰和德国来到阿姆斯特丹，他们有自己的语言，也建立了一些聚会所，他们蔓延很快，在后裔犹太人中引起了反感，因为这些人对他们的语言文化、服饰和财富的优越颇觉得意，并视与东欧犹太人通婚为变节脱党的丑事。在后裔犹太人中逐渐兴起了阶级的对立，小商人和较为贫苦的人指责富人控制聚会所的政治和人事。诗人说：“有钱能使鬼推磨，也能使废物变大官。”知识领袖——索尔·利维·莫太拉（Saul Levi Morteira）、伊萨克·阿博勃·达·方赛克（Isaac Aboab da Fonseca）、伊思雷尔——都是富有才能而人格完美的人，他们在政治、宗教和道德上却显得保守，变得像西班牙那些压迫者一样独裁，对政治上的异议抱着一种防范的警惕态度。
伊思雷尔因为使英国重新对犹太人开放而留名青史，他生于刚从里斯本移民到拉罗谢尔的后裔之家，童年在阿姆斯特丹度过，后来致力于希伯来文、西班牙文、葡萄牙文、拉丁文和英文的研究。年仅18岁，他就被选为内夫彻·沙勒姆（Nevch Shalom）地区的牧师，他写过一本名叫《论调和》（El Conciliador）的书，极力调和基督徒和犹太人对《圣经》的歧见，因而博得双方的赞赏。他有许多信奉基督教的朋友，如格劳秀斯、瑞典的克里斯蒂娜女王、福修斯（Dionysius Vossius，曾把他的书译成拉丁文）、伦布兰特。他于1636年画过自画像，他特别引起基督徒注意的原因，是他曾经在讲道中祈求基督救主的早日降临，以统领这个世界。
伊思雷尔是一位犹太神秘家和古怪的理想主义者，他曾梦想一个消失的以色列部族不久就会被发现，而且重新联合起来。此后，犹太人得以重新回到英国和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而圣地也将在救世主的荣耀下重新回到以色列的怀抱。第五王政的清教徒在英国设立联络站，虽然他们的救世主未必是他所指的，他们还是欢迎他所谓的天国早日降临的看法。有了这种鼓励，他发表了一篇论文《以色列的希望》（“Esperan?a de Israel”），要求犹太人能重返英国。他在拉丁文版中，写了一篇序言给英国国会，他说：“根据《圣经》的预言，犹太人回到他们的祖国之前，必须先经过散居各国的过程。”他请求英国政府协助完成这个先决条件，允许犹太人回到英伦，让他们自由地信仰他们的宗教及兴建聚会所。他表示希望能够去往英国，为建立犹太人社区做准备。
克伦威尔对此表示心许。“我很同情这些受苦的民族，”他说，“他们是上帝的选民，也是戒律的给予者。”米德尔塞克斯勋爵（Lord Middlesex），也许是代表国会，写了一封谢信，称呼“亲爱的兄弟，希伯来哲学家，梅纳西·伊思雷尔”。驻荷英国大使拜访伊思雷尔，受到希伯来音乐和祝福的接待（1651年8月）。但10月，国会通过了一项《航海法》，显然是针对荷兰贸易而发，商业竞争导致第一次荷兰战争（1652—1654年），伊思雷尔只好等待时机。准议会（Barebone’s Parliamont，1653年）接受他的请求，允许他自由行动，和约缔结后，克伦威尔再次邀请他。1655年10月，伊思雷尔和他的儿子终于回到英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