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拉甘扎（Braganza）公爵加冕为约翰四世时（1640年），葡萄牙便开始开展为脱离西班牙而奋斗的28年战争。
法国在这段时期对葡萄牙大加援助，一直要到1659年马扎然与西班牙订立《比利牛斯和约》后，才中止这项援助。阿方索六世改向英国求援。布拉甘扎把凯瑟琳送到伦敦作为查理二世的王妃后（1663年），又把孟买、丹吉尔及50万镑作为陪嫁，英国回报以武器和军队。靠这些及其他的协助，葡军一再打败西班牙，《里斯本条约》订立后，西班牙正式承认葡萄牙的独立。
佩德罗二世以《梅休因条约》（Methuen Treaty，1703年）加强与英国的联系。两国同意关税互惠，葡萄牙可从英国进口工业品，而英国由葡萄牙进口酒类和水果。这样一来，18世纪的英国人也可痛饮波尔图进口的葡萄酒，而不必转手购买法国波尔多的红葡萄酒。这种经济的联合，防护了葡萄牙和它的殖民地免受来自西班牙和法国的侵扰。
1693年，在巴西的米纳斯吉拉斯州（Minas Gerais）发现黄金，这使佩德罗二世顷刻之间暴富，使他在1697年后，可以不要议会的拨款而在里斯本建造欧洲最豪华的宫廷。然而，美洲的黄金也在西班牙发生同样的影响。它们被用来购买外国产品，而不是用来资助本国的工商业，本土经济还是以农业为主，甚至波尔图的葡萄园也落入英国人手中。
葡萄牙的作家们一贯地秉笔直书。里斯本的梅洛在念完圣安东尼耶稣书院后，加入佛兰德斯西班牙军团，参与了好几次战争，后来还为西班牙国王在平息卡塔兰的叛乱中奋战不懈。休战后，他便写下这段历史《加泰罗尼亚战史》，这后来成为葡萄牙人写作西班牙文学的经典之一。葡萄牙宣布脱离西班牙后，他马上改向约翰四世效命，备受欢迎，被派去指挥一支葡萄牙舰队。不久，他与迷人的维拉女伯爵陷入情网，但被她的丈夫逮捕，监禁了9年。在同意流放巴西的条件下，他被释放到比亚，在此写下《自歉对话》（Apologos Dialogaes）。1659年，他获准回国。在残余的7年中，他发表了许多有关道德和文学的著作、出版了一些诗集，并按照莫里哀的《贵人迷》（Le Bourgeois Gentilhomme）的架构和幽默，谱了一出戏剧《庸俗的贵族》。虽然他以西班牙文著作，葡萄牙人仍然热切地欢迎他，以他为傲。
维埃拉（Antonio Vieira）是另一个典型。他生于里斯本（1608年），童年在巴西度过，在比亚受到耶稣会士的教导，后来参加他们的组织。令人惊异的是，他居然以敏捷的口才和雄辩的小册子，要求由政府来带领基督教义的施行。有一次，他受命前往葡萄牙（1641年），约翰四世钦服于他的完整人格和多才多艺，邀他担任皇家会议的议员。他为祖国的独立始终奋力不懈。他鼓吹改革宗教裁判，不分阶级进行课税。他建议允许犹太商人进出葡萄牙，并提议取消旧教徒和新教徒（改信的犹太人）的区别。他是耶稣会士中，充满活力、才能和温和自由主义的一个典型。
回到巴西（1652年）后，他以传教士身份前往马拉尼。可是，他那种不留情地谴责奴隶的野蛮和道德的态度，激怒了当地人，把他逐回葡萄牙（1654年）。他在国王面前为受奴役的印第安人请命，改善他们的生存条件。回到南美后（1655年），他花了6年的时间，充任“巴西的使徒”，在亚马逊河及附近地区旅行探访。每天冒着生命的危险，来往于吃人的部落之间，教导土著人有关文明的艺术，并且鼓动他们反抗主人。所有这些，又使他被贬回葡萄牙（1661年）。宗教裁判所控告他散布危险的异端和放纵的思想，加以逮捕（1665年）。他着实为裁判所中的犯人遭受的虐待而感到惊骇不已——5个人被关在“9×11”尺宽的地窖里，唯一的自然光线便是来自顶上的一个小孔。两年后，他被释放了，却被禁止写书、讲道或教书。他前往罗马（1669年），受到克莱门特十世的礼遇，以他的雄辩说服了主教和一般教民。瑞典的克里斯蒂娜想请他做她的精神导师而不得其道。他在教皇面前陈述宗教裁判所的不当，认为是一种对教会的侮辱，也将是葡萄牙衰弱之源。克莱门特听后，下令把葡萄牙宗教裁判所的案件一概送到罗马裁决，英诺森十一世甚至把它关闭了5年。
印第安人虽然胜利了，却颇觉孤立，维埃拉再度前往巴西（1681年），在此一直以耶稣会士和使徒身份埋头工作，直到89岁高龄去世。他的著作计有27卷，其中大部分是有关神秘的呓语。然而，他的讲词可媲美波舒哀，成为葡萄牙语的伟大经典之一。他的爱国和改革赢得新教的桂冠诗人骚塞（Southey）的赞扬，称誉他为国家和时代里最伟大的一位政治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