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乎所有的农民都知道，频频种植、年年利用的土地可以借休耕或耕而不作来恢复它的肥沃。意大利经过文艺复兴的滋养，也暂时闲散下来。其丰富的活力分散到较为宁静的地方，好像是养精蓄锐为新的收获季准备一般。因此，我们不能期望意大利在此时——介于贝尔尼尼和拿破仑之间——能够出现像其黄金时代那样丰富的成果。我们再次观察它，如果能在充满光辉历史的城市中，品嗅出那种生活方式未曾远去的细微声响，我们也该感到满意了。
当然，这里还是信奉天主教，这是它的灵魂的一部分，一旦剔除，它的精神便显得贫乏无力。富人剥削穷人，因为他们是政府官员和拟定法律的当然人选。富人把这种现象解释为，穷人如果多得一些，他们便到处闹事，不会听话。女人，除了美丽的外表，都要饱受男人和性别上的歧视。在这种情形下，下层阶级和女性只好在教会的服务中得到慰藉。他们借信持苍天的明判来忍受这些不人道的待遇。他们所犯的喧吵和不合教义的肉欲之罪，都能很快地被他们所供养的善心教士和僧侣们宽恕。平常的日子，他们劳累困苦，只能在庆祝保护神的假日里得到短暂的释放。这些神祇和慈悲为怀的圣母，传达上帝的福音，可以保护他们将来免受地狱的煎熬。教会的赦免将可减少他们在炼狱的期限。在不久的未来，他们将可进入一个乐园——甚至比意大利更漂亮——在那里，没有地主、税捐、什一税、苦役、战争、悲惨，也没有痛苦。
因此，他们生来便带有耐心、幽默，赞美教士的正确无误。这些教士每年至少吸收了全国1/3的收入。他们敬爱教堂，把它当作生活奋斗中的和平岛。他们以骄傲而不怨恨的眼光，观赏圣彼得教堂和梵蒂冈的壮丽，这些建筑是用他们的金钱和技术苦心建造的。它们在感情上更属于穷人，而且就第一位使徒的归宿或是基督徒的母国，上帝仆人中的仆人来说，它们并不显得过分华丽。如果圣父批评教会，那只是想阻止笨蛋破坏在宗教信仰上建立道德大厦的企图，同时想保存从劳役的散文中凝结出一首英雄史诗的信心。
此时意大利的宗教裁判可以说较合人道。最有名的受害者是一名西班牙教士莫利诺斯（Miguel de Molinos），他生于萨拉戈萨（Saragossa），住在罗马。1675年，他出版一本《精神指引》（Guida Spirituale）。在这本，他说奉献上帝和教会虽然有助于走进更高的宗教境界，但崇拜者本身可以直接与上帝沟通，不必经教士的沟通和仪式的劝诱。他进一步说，一个相信自己能够从道德的罪恶中解脱的虔信者，不必经过教士的告解就可正当地获得赦免。莫利诺斯的指引特别吸引妇女。她们有好几百人——包括布格丝公主和克里斯蒂娜皇后——纷纷前来请教，敬赠礼物。许多修女采取一种新的清修主义，抛弃念珠，带着骄傲与上帝保持密切的联系。一些意大利的主教抱怨这股运动降低了教会的服务和奉献，他们请求教皇英诺森十一世压制莫利诺斯。耶稣会教士和圣方济修会的修道士也纷纷起来指责他，说他重视信心甚于“工作”，这简直是清教徒的行径。教皇起初护卫他，但1685年，罗马的宗教裁判所下令逮捕他，顺便捉去了近100位信徒。莫利诺斯从他的书信建议中收取小笔费用，共积攒了近4000克朗。我们可以由他被捉那天所收到的邮资，共计23个克朗来判断与他通信的人数。
提讯犯人后，裁判所起草一连串的罪状：莫利诺斯鼓励对圣像和宗教意象的隔离，破坏了与上帝沟通的宁静。他阻止人们发誓或进入宗教的秩序里，而且他教导门生相信，即使与上帝合一也可能是一种罪过。也许是因为受不了监禁、拷问或附带的恐惧，他终于俯首承认破坏宗教意象的罪恶，并阻止那些他认为不恰当的人以宗教的理由发誓。裁判所从莫利诺斯的著作、书信、忏悔中，找出68条罪证，并要他于1687年9月3日公开受审。群众围集过来要求烧死他，但裁判所宁愿他被终身监禁。1697年，他死于狱中。
在介于萨伏伊的皮德蒙特和法国多菲内两地之间的山谷中，住着沃杜瓦人。他们是韦尔多教派的子孙，历经宗教改革而残留下来，在法律和政府的不断骚扰中颠沛流离，保持着新教的信仰。1655年，萨伏伊大公查理·伊曼纽尔二世与路易十四组成联军来强迫这些沃杜瓦人改变信仰。他们的屠杀引起克伦威尔的愤慨，他要求马扎然下令制止。然而，等到护国主与红衣主教相继逝世后，迫害又重新掀起。《南特诏书》撤销后，法国继续全力驱逐新教徒。沃杜瓦人取得赦免的诺言后，放下武器。然后，在赤手空拳毫无防备中，一共3万人，包括妇女、儿童和老弱在内，惨遭屠杀（1686年）。残存下来的人被允许迁徙到日内瓦边界。有一位后来成为萨伏伊大公的艾玛都斯（Victor Amadeus），觉得自己处在纷乱的政治旋涡中，不仅不能联合法国，而且要反过来对抗法国。因此，他邀请沃杜瓦人重返旧居（1696年）。他们来了后，卖命为他效忠，终于被准许按照自己的信仰方式崇拜未知世界。
穷人，即使在教皇国，也跟意大利其他地方一样穷。教廷像其他政府一样，向它的教民课以重税，却永远感到财绌力竭、不够分配。萨凯蒂（Sacchetti）红衣主教曾经向教皇亚历山大七世（1663年）警告说，收税员已经逼使人民处在生死存亡的边缘，“那些没有银钱、丝麻或家具来满足收税员的贫苦人家，将来只得出卖自己来缴纳教廷所规定的负担”。红衣主教也抱怨教廷上下的贪污现象、判决的无理、申诉案件的延宕及对那些越级申诉者所加诸的残暴行为。“这些压迫，”萨凯蒂说，“曾经迫害过埃及的犹太人。人民不是被刀剑所征服，而是屈从于罗马教廷……遭遇尚不如叙利亚或非洲的奴隶们，谁能够眼睁睁地看着面前的惨剧，而不掬一把同情的泪水呢？”漠视大众普遍的贫苦，许多与教皇或主教有关的贵族每年仍从教会的预算中得到一笔丰硕的收入。
这段时期的教皇既没有庇护五世的修道经验，也没西克斯图斯五世那样的行政能力。他们充其量只是一些好人，软弱得无法克服周围人类的弱点，或是坐视各种陋规横行和腐化教会的行政。英诺森十世是一个生活完美而富于原则的人。他曾经设法缓和税捐，监督贪婪的贵族对教会财政的剥削，努力维持教皇国的秩序和法律，从维拉斯凯（Velázquez）的眼光看来，他具有好强的性格。不过，他允许其他人为他理政，让他那位野心勃勃而贪财如命的弟媳马伊达尔齐尼（Olimpia Maidalchini）左右他的人事和政策。大主教和大臣们在她面前垂头肃立，她也借他们的贡物暴富。然而，英诺森去世时，她抱歉地说她穷得付不起他的丧葬费。
在选举继任教皇的秘密会议上，据说有一位红衣主教大喊道：“这次我们要选一个诚实的人。”结果他们找到法比奥·齐吉（Fabio Chigi），即亚历山大七世。他尽力扫除教会行政的腐化和延宕。他把亲侄子放逐到锡耶纳。他减少公债。然而，周围过多的腐化使他不胜其烦，无法制止。后来他只好妥协，让他的侄子们重返罗马，并任以重要的职位，其中一位不久便暴富。权力于是从亚历山大疲惫的手中转交给红衣主教，后者逐渐要求掌握更大的教会法权。有一位贵族夸言说，红衣主教已取代专制君主的权力，而这项权力是特伦特会议时给予教皇的。
克莱门特九世上任时，又与族阀展开一场火并。他允许亲戚有某些特权，却拒绝给予任何职位。来自皮斯托亚（Pistoia）的上百位父老乡亲，满怀信心地前来求助。他严加拒绝，他们便加以冷嘲热讽。我们又可看到压迫者与被压迫者具有同样的人性弱点。新任教皇是一位和平公正之士。他的前任不堪路易十四的敦促，下令与詹森派教士为难，而克莱门特努力讲求教会内部的绥靖。可惜他在任两年后便去世。
克莱门特十世继位时已届80高龄。他把行政工作交给红衣主教（如其所愿），对自己的职责却一丝不苟。英诺森十一世，据信奉新教的兰克（Ranke）的说法，是一位“知耻知病的人……他的性情温文尔雅”，情操高尚，倾向改革。他撤销公证人“学院”，这个学院据一位天主教的历史学者说，“入学许可通常都要贿赂”。他取消许多无用的职位、特权和赦免权，首次平衡许多年来未能做到的预算，并建立财政上的信用，教廷得以按三分利息向外借债。“他是一位具有美德的人，”伏尔泰写道，“是一位聪明的教皇、差劲的神学家，一位勇敢、果决而有操守的王侯。”他徒劳协助詹姆士二世从事天主教在英伦的努力。他谴责路易十四对胡格诺派教徒的残暴行为。“人，必须被引导入神殿，”他说，“而不是用胁迫手段来达到此项目的。”他对这位在法国权逼教会的骄傲国王——一如英国亨利八世所为一般——毫无怜爱的理由。为了减少罗马的罪恶，英诺森十一世取消大使馆政治庇护的权利。路易坚持保有这项权利，争执要扩大到大使官邸附近。1687年，他的使臣率军来加强这份要求。教皇非难使节，并在圣路易教堂附近严加监视。路易要求公开会谈，把教皇囚禁在法国，占领阿维尼翁。此地从1348年来一直属于教皇。英诺森十一世只得协助信奉新教的奥朗日大公威廉三世推翻信奉天主教的詹姆士二世，让英国加入对抗法国的联盟。他靠着莱布尼茨的协助，努力沟通使天主教和新教重合。他向德国地区的大学让步妥协。有一位英国人称他是“一位信仰新教的教皇”。
英诺森十一世壮志未酬身先死。在下几任教皇亚历山大八世和英诺森十二世任期内，法国大使终于取消庇护权，阿维尼翁重回教廷的怀抱。法国教士由对国王的效忠改向教皇，“大同盟”也回到对抗法国的均势。在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中，克莱门特十一世发觉自己处在欧洲两大尖锐对立的集团之间。他有时倾向这边，有时转向另一边。到后来，各国君主们各自做主——甚至是教皇属地的西西里和萨迪尼亚也不再征求他的同意。《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也以同样的态度漠视英诺森十一世的抗议。民族主义的强化导致了教皇权力的衰退。同时，科学的成长也加速了世俗化，因而降低了宗教在欧洲历史上的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