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地利受到的损坏，并不像德国那样严重，但它的资源枯竭了。军队垂头丧气，《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更加降低了皇帝的威严和权力。在这些情况下，只有一件事稍可欣慰：利奥波德一世于1658年继承其父斐迪南三世的王位，一任就是47年之久。在他统治的这段时期，虽然土耳其人不时地紧逼维也纳的大门，奥地利还是快速地复原了。利奥波德对德国领属只是形式上的宗主，他实际的统治地区是波希米亚、匈牙利西部，及施蒂里亚、卡林西亚、卡尼拉和蒂罗尔等地。他并不是一位伟大的统治者，他辛劳地忙于行政和政策的拟定，但他缺乏哈布斯堡传统的远见，只是继承了它们的神学观点和唠叨。他原来想当教士，他从来不曾失去对耶稣会教士的热忱或脱离他们的指引和教诲。虽然他个人在道德上无可非议，但他坚持他的子民必须信仰天主教，在波希米亚和匈牙利以严厉的专制手段推行这项政策。他虽然喜好和平，但路易十四和土耳其人的挑拨使他步入一连串的战争中。在这些杀人流血的征伐中，他仍然抽出时间来欣赏诗歌、艺术和音乐。他自己会作曲，并奖励维也纳的歌剧，在他近50年的任内，一共出现了四五部新剧。由一幅1667年的版画，我们可以看出当时已有一座豪华的歌剧院，有3个包厢都坐满了人，这座古老的建筑，现在仍被传诵不已。
我们必须记住，此时的奥地利一方面为了保护西方而抵抗土耳其人的侵扰，另一方面也颇受当时西方最强大的君主的猜忌。基督教与伊斯兰教的争夺，由于哈布斯堡与法国的旧怨新恨，而显得混乱不堪。匈牙利使这个问题更加复杂，因为它的国境只有1/3属于皇帝，其中一部分是新教徒的聚居地，其余大半一直处于独立状态。匈牙利人也有他们的民族主义感情、文学及胡亚蒂·亚诺斯（Hunyadi János）和马特亚斯·克维那斯（Matthias Corvinus）留下来的骄傲传统。1651年，米克罗斯·泽林尼（Miklos Zrinyi）已出版一本充满爱国意识的史诗。在饱受奥地利君主和天主教的宰割之余，一旦发现他们想征服整个匈牙利，匈牙利人早在心里就投向土耳其人了。
一些干练大臣的出现，多少挽救了土耳其的日益崩溃，并重新威胁西方。复兴的迹象之一，便是土耳其大诗人纳比（Nabi）对这些大臣们的歌颂；另一个是在斯坦堡（Stamboul，1651—1680年）以土耳其的财力、风味和虔诚，建立了一座可爱的叶尼瓦利德（Yeni Validé）清真寺。穆罕默德四世苏丹指派库普里利（Mohammed Kuprili）为总理大臣，此时他年近70，由他开始立下了阿尔巴尼亚（Albania）家族统治半个世纪之久的历史。他自己仅统治5年，不过，在这短短的任内，他处死了36000人，从盗贼到叛逆等等，他的执刑人员平均每天绞死3人。行政腐化和内部的阴谋因此重刑而暂告止歇。军队恢复训练，地方上的官僚也减少了他们的自主要求和挪用公款。特兰西瓦尼亚郡主拉可齐二世（Rákóczy Ⅱ）反抗土耳其时，库普里利亲自率军镇压，把他流放，并把每年的进贡由1.5万金币抬升到5万。
这个可怕的70岁老人的相位由他的儿子艾哈迈德·库普里利继任。特兰西瓦尼亚由约翰·凯梅尼（John Keményi）领导再度叛乱，利奥波德皇帝派出1万大军，由意大利名将雷蒙多伯爵带军前来援助，艾哈迈德派出12万人，借此行动一举攻下匈牙利，以惩罚他们的叛乱。利奥波德只得四处求援。德国不管是新教或天主教，纷纷以钱财和人马来支持。路易十四也舍弃与土耳其的盟约，派出4000名援军。即使如此，战役仍然毫无起色，维也纳的陷落为期不远，利奥波德也准备弃都而去。雷蒙多的军队虽然少，但有优良的炮兵装备。数量上的悬殊，使他不敢直接面对土耳其军队。他只好设法使两军相持于圣特哥特哈德附近的拉巴（Rāba）河，离维也纳南方约有80英里远。土耳其军逼临两岸时，他便各个击破。他的战略和法军上下的高昂斗志，终于打胜了这场战争（1664年8月1日），也再次解除伊斯兰势力对欧洲的渗透。
不过，正如一个世纪前（1517年）的莱潘托（Lepanto）的胜利仍然使土耳其维持强壮并迅速复原一般，这次战争也因为土耳其军的雄厚潜力、大量的后援及急于回防而不可依赖的利奥波德联军，造成利奥波德与土耳其苏丹的20年和约的签订（1664年8月10日）。大部分的匈牙利自然在土耳其手中，承认土耳其对特兰西瓦尼亚的宗主权，并每年向苏丹进贡20万金币。艾哈迈德虽然战场失利，反倒赢得这次战争，带着战利品返回君士坦丁堡。
路易十四攻打尼德兰（1667年），表示基督徒联合抗土的结束。1699年，艾哈迈德攻占克里特，强迫威尼斯承认土耳其宗主地位，土耳其舰队重新控制了地中海。现在，只有波兰国王约翰三世苏毕斯基尚有打败土耳其的决心了。他大胆地宣布说：“对付野蛮人必须以战止战，以胜利来争取更多的胜利，要把他们赶回欧洲之外……把他们逐到荒地，要他们付出毁灭拜占庭帝国的代价：这件事本身便是基督的教诲，它也因此是高贵而聪明的。”利奥波德鼓励土耳其攻打波兰，路易则促请他们打击利奥波德皇帝。
艾哈迈德死于1676年。在他41年的生涯中，打过许多次漂亮的败仗，在“决定性的战争中”屡次失误，却反过来使土耳其最大限度扩展到欧洲。苏丹穆罕默德四世把相位交给女婿卡拉·穆斯塔法（Kara Mustafa）。他与奥地利重启争端，路易十四在旁不禁大悦。这段时期，由特克利（Imre Th?k?ly）领导的匈牙利民族开始叛乱，直接鼓励卡拉的野心，这支叛军反对奥地利残暴地压迫他们的民族情绪和宗教信仰。他们说，如果土耳其伸手协助，他们将承认土耳其对所有匈牙利领土的宗主权。利奥波德想放弃压制政策，容许宗教自由，但为时已晚。路易十四以金钱援助特克利，并向苏毕斯基保证，如果他联合法国合力对抗神圣罗马帝国，他将获得西里西亚和匈牙利的宗主权。发展至此，利奥波德只能用笼络手段把皇女嫁给苏毕斯基的儿子，声明他们永远世袭波兰王位。
卡拉·穆斯塔法觉得哈布斯堡和波旁王室之争，及天主教和清教徒的种种纷端，给他夺取维也纳甚至全欧洲的机会。土耳其曾经吹嘘说他们在15世纪曾把东罗马帝国的首都君士坦丁堡变成伊斯兰教的根据地，并把圣索菲亚教堂改变成一座清真寺。现在，他们声称非取下罗马并把坐骑养在圣彼得教堂的正厅不可。1682年，卡拉在阿德里安堡召集阿拉伯、叙利亚、高加索、小亚细亚和土属欧洲的各部人员，伪装攻打波兰。1683年3月31日，苏丹与大臣们开始长征维也纳的准备。随着军队的前进，土耳其各首领纷纷随路增援，瓦拉几亚、摩尔达维亚和特兰西瓦尼亚也相继附和。大军抵达德拉瓦河（Drava）附近奥西耶克（Osijek）时，人数一共有25万人，附加骆驼、大象、寺僧和宦官。在那里，特克利呼吁附近的基督徒共同协助攻打奥地利，允许他们在苏丹的保护下，拥有生命和财产的安全及宗教信仰的自由。许多城市便这样向侵略者轻启大门了。
利奥波德再度向德国各地求助，他们却视若无睹。他把4万人交给洛兰公爵查理五世。这个人据伏尔泰的形容，是基督教世界中最富贵族气息的王侯之一。查理在维也纳留下13万人负责守卫，自己率领主力退往杜冷，在此静待波兰大军。利奥波德逃往巴苏（Passau），人民指责他根本没有长期守卫国都的准备。那里的城堡破坏不堪，守卫人员不及对方先遣部队的1/10。6月14日，土耳其大军出现于城前。利奥波德赶紧派人请求苏毕斯基前来援救，设法配合他的前锋部队，“你的名字，就可让敌人心惊胆寒，你来必可大胜”。苏毕斯基率领3000骑兵前来支援。9月5日，他的步兵也来了，约有2.3万人。两天后，自德国增援1.8万人。基督教世界的军队，便有6万人的规模了。不过，这时的维也纳饱受饥饿之苦，它的戍卫在土军的炮火下几乎不保，只要多围上一周，整个城堡便有沦陷的可能。
9月12日清晨，基督徒军队在苏毕斯基的统帅下，反攻围城者。卡拉根本未料到波兰的兵力，而且认为基督徒根本不可能主动伸手援助，他只做围城准备，没有考虑到真正的战事。他的官员以挂毡和花瓷来装饰壕沟，他在帐营里也装设浴室、喷泉，甚至建花园且带来了妻妾。最精锐的主力因为分守壕沟而分散了。由远方召集而来的各色混杂的军队，在那些为解救欧洲和为信仰基督而战的军队面前，不战而溃。8个小时的混战后，随着黑夜来临而暂时休兵。次日一早，基督徒军队突然发现土耳其军早已逃逸四散，留下1万具死尸和大部分军械。他们顿觉大乐，相比之下，他们只损失了3000人。
苏毕斯基原想继续追击，但士兵要求班师返国，因为他们来此地的主要目的已经完成。带着胜利，这位国王来到维也纳。感谢上帝的恩典，在他回国途中，沿路都有人把他看作神明一般崇拜，触摸他的佩件，亲吻他的脚趾。他们觉得再也没有人能够掩盖他的丰功伟绩了。利奥波德回到国都（9月15日），却受到冷淡的欢迎。他曾经向底下询问一位皇帝是否可以接见有功的国王、仪式又该如何，结果他一再延缓，最后才以适当的礼仪接见苏毕斯基。他很怀疑这位英雄的出征可能是为了替自己和家族打出另一个王国。为了这个缘故，他一直延到9月17日，随即再拖10天，才与战败的土耳其再度接触。在靠近多瑙河的帕克尼（Parkány）附近，苏毕斯基和查理又赢得一场决定性的胜仗。此后，他的军队因为连连出伐而显得疲惫不堪。如此一来，他只得许诺他们在1683年的圣诞前夕返回克拉科夫。次日，苏丹处死卡拉。
在教皇英诺森十一世的协调下，奥地利、波兰和威尼斯成立一支抵抗土耳其的神圣联盟（1684年）。摩罗西尼（Francesco Morosini）再度替威尼斯夺回摩里亚。1687年，他围攻雅典，9月28日夺下城池。在战争途中，他的炮兵毁掉了入口和万神庙。土军曾经把这里当作火药库。1688年，土军再度夺回雅典和阿提卡；1715年，收复摩里亚。同时，洛兰的查理于1685年，在格兰打败土军。同年，经过10周的奋战，终于取下布达——匈牙利的古老故都——此城自1541年即为土耳其人所占。1687年，查理指挥奥军于莫哈奇附近的哈克尼大胜土军而返。就在此地，苏莱曼大帝曾于1526年建立了他的优势地位。这场第二次莫哈奇之役，结束了土耳其在匈牙利的势力，转而使匈牙利成为奥地利王朝的一支。特兰西瓦尼亚宣布承认哈布斯堡皇帝的权力，进而加入奥匈帝国（1690年）。1688年，巴伐利亚的马克西米利安二世攻下贝尔格莱德。利奥波德于是宣布前往君士坦丁堡的路已经开通，是时候把土耳其人赶出欧洲了。
路易十四趁机跑来调停。毕竟，波旁王室与哈布斯堡之争，对于大多数基督徒国王来说，总比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争执更为重要。神圣联盟的胜利及哈布斯堡的扩张和地位的巩固，使路易十四大感眼红。1688年，他故意忽视4年前与神圣罗马皇帝签订12年和约的事实，贸然向神圣帝国开火，进占巴拉丁。利奥波德派出查理和麦西米伦共同会战于莱茵河区，如此只好中止对土耳其的进一步追击。这给了土耳其回过头来报复的机会。
新上任的苏丹苏莱曼二世任用艾哈迈德的兄弟，穆斯塔法·库普里利为新任的大臣。穆斯塔法借扩展信仰的自由来取悦欧洲土耳其的基督徒，又组成新军，重占贝尔格莱德（1690年），但一年后他便被杀。土耳其军在斯兰卡曼（Slankamen）溃不成军。苏丹穆斯塔法二世亲自指挥军队，但在塞塔（Senta）为萨伏伊亲王尤金的基督军队所败（1697年），穆斯塔法只好求和。利奥波德乐于摆脱路易的限制，分别与土耳其、波兰和威尼斯签订《卡洛维兹条约》（1699年）。土耳其宣布放弃对特兰西瓦尼亚和匈牙利（除泰梅什堡外）的要求，割让西乌克兰给波兰，并把摩里亚和南方的达尔马提亚割给威尼斯。虽然如此，它保存了几乎全部的巴尔干半岛——包括西部达尔马提亚、波希尼亚、塞尔维亚、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和希腊大部。不过，这个条约象征着土耳其威胁基督教世界的结束。
到底是什么因素导致苏莱曼一世手中的奥斯曼帝国由高峰步入低谷？成功后的衰败是无法想象的。享受胜利和财富，到底是过分诱惑人心了。苏丹们把训练军队、官僚和大臣们需要的精力浪费在妻妾身上。帝国急速扩大，行政效率及军队的运送和补给都不能配合。那些分散各地而由酋长统治的地区，由于过分远离君士坦丁堡，造成半独立的局面。由于饥饿和侵扰暂告中止，土耳其人慢慢养成懒惰和贪财的恶习。贿赂充斥政府机构，金融和军队却饱受货币贬值之害。时常欠发薪饷的新军，一再发生叛乱的事件。他们发觉了自己的力量，为了增加这份影响力，便不惜加以滥用。如今他们也有结婚生子的权利，而且他们的儿子或其他人，都可充数到以前必须经过选择的军团中。他们不愿再接受一度使他们雄霸欧洲的严格军事训练。他们的将领变成贪污专家，无心于军事科学和武器的研究、改良。在“三十年战争”的生死存亡关头，西方的基督教世界已经有较优良的武器，而且发展了优秀的军事战略和训练计划。反观此时的土耳其，这个在穆罕默德二世时代被誉为欧洲最佳炮兵军队的国家，不管在火力还是战略上，一如在莱潘托之役那样，显得无力、笨拙。战争，在苏丹亲自统率军队的时代，曾经强化了奥斯曼帝国的实力。此时，长久沉溺于温柔乡而不再耐烦于战火之苦，反而使这个国家更加枯竭。生活和思想都被含宿命论和缺乏进步观念的宗教控制，进而阻碍了科学的发展。在中古时代，它在这方面曾经是首屈一指的领导者。西方的知识发展日益蓬勃，东方却愈加闭锁。基督教世界不仅发展了器械，也改良了造船术。他们的经济扩展全球，时时寻求新的航路，而大部分的土耳其商业仍然局限于骆驼商队的贸易。贪逸懒惰的行政官僚坐看水道和运河的阻塞，而饱受战火损害的农民只好求助于天上的雨水。向西发展一直是帝国的政策，直到有一天，他仍处西方之际，才会在东方再度发现自己。
对于西方来说，土耳其的败退只能徒然引来一系列的内战。远离伊斯兰国家的威胁后，奥地利和德国转而抵制路易十四的野心，因为他正想把势力延及荷兰、莱茵河区、巴拉丁、意大利、西班牙等地。这些来自西方的打击，完全肢解了神圣罗马帝国，后来帝国只剩下一个空洞的躯壳而已。皇帝不再以罗马为名，反而以奥地利人自居了。奥匈帝国取代了神圣罗马帝国，奥地利、匈牙利和波希米亚的三顶王冠，后来集于哈布斯堡家族的世袭之中（1713年），波希米亚和匈牙利地区自选国王的传统权利被取消了。匈牙利在拉可齐二世的领导下，再度反叛（1703—1711年），然而叛变未成，他们只好把自由的向往寄托于诗歌和民谣。
奥地利把匈牙利和波希米亚的经济纳入它的利益之下，上等阶级享受一种新的奢华。等到君主建起豪华的宫廷，美丽的教堂和庄严的寺院也被那些胜利的教士和僧侣们兴造起来了。帕尔·埃斯特哈兹诸侯重建在艾森施塔特的大堡垒，在维也纳，多米尼克·马提尼利设计了列支敦士登宫廷，同时也为萨伏依的尤金筹造贝尔卫德拉行宫。艾拉哈也为他设计了一所豪华别致的冬宫，并设计了皇室图书馆和肖布鲁恩王殿。1715年，这位奥地利最伟大的建筑师仿造圣彼得教堂形式，在维也纳的卡尔斯基赫开始筹建教堂。在多瑙河畔，维也纳西方40多英里远的地方，普兰道建造了克罗斯特·梅尔克修道院，这是日耳曼地区最壮大、最富吸引力的本笃会教团修道院。这段时期是奥地利巴洛克式艺术的顶峰时期。在战胜之后，能干而夸张的约翰·埃尼斯特·桑大主教筹建了有名的萨尔茨堡的米拉贝尔花园，雕刻部分由艾拉哈负责。奥地利带着骄傲和庄严绚丽的色彩迈进它生命史上最伟大的世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