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主教和新教在争取成为德国精神感召的奋斗中，由于“三十年战争”把神学上的对立减少到荒谬程度，因而缓和了双方的敌对。在这段期间，因为耶稣会教士的劝解，一些信奉新教的王公们改信天主教。加尔文教派也分化了一些路德教派的信徒，慢慢形成一种严肃而带有经院哲学的教条主义。为反对这种形式主义，虔信教徒派运动迅速展开了，他们企图扬弃外在的表象而寻求与上帝灵交的内在灵魂。17世纪下半叶，福克斯、威廉·佩恩和巴克利传播教友派到德国来，也许由于这次传教运动，才掀起当地的虔诚信仰。我们发现佩恩初次访问后的第四年，便出现了菲利普·施佩纳（Philipp Jakob Spener）的《虔诚之颂》（Piadesideria）一书（1675年）。斯宾诺是法兰克福的路德教派牧师，曾经在私下的崇拜仪式中渗入了神秘的感召。虔信派教徒这个名称，就像清教徒和遁道宗教徒一样，带有一些嘲弄的意味。他们那种千年至福的期望，曾经在战争中抚慰了不少德国人。他们相信耶稣再生并不是一种含糊的神学教条，而是日常生活中一种温暖而有力的鼓舞。任何时刻，耶稣都可能再度来临这个国度，他将建立一所纯粹的“精神教堂”，没有组织，不要仪式，也不要教士，只是以心灵的喜悦来迎接上帝的祝福。
弗兰克（August Francke）以一种先知的热情，继续带领这次运动。许多妇女都被他那种实际的基督教言行感动，纷纷加入他的行列。这项因为英国清教徒和法国静寂主义引起的运动，反而影响到英国的遁道宗和德国的诗歌，进而扩展到美国。在那里，马瑟（Cotton Mather）满怀希望地赞美道：“世界开始由上帝的火光，感染到它的温暖，这道火光，如今也燃烧在德国人的心中。”不过，虔信教派像清教一样，也因为把虔信公开和职业化了，有时，便显得矫揉造作和伪善，因而破坏了本身的完美。18世纪，它便被从法国传来的理性主义浪潮冲垮了。
黎塞留、马扎然和路易十四的成就，及法国宫廷日益扩大的光彩，对《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后的德国社会有一种不可抗拒的影响力。有一段时期，国际主义压迫着民族主义。法国的生活方式主宰了各国的语言、文学、拼音、礼仪、舞蹈、艺术、哲学、酒和假发式样。德国贵族们如今只对仆人说德语，德国作家以法文和拉丁文著述为上臻佳构。莱布尼茨大部分都以法文撰述，他坦白承认说：“德国的礼仪，多少按照法国方式而倾向于温文尔雅。”然而，他对德国语言被法文的词句替代或同化，深不以为然。
在这段时期，只有一本德文的书残存下来——格里梅尔斯豪斯（Hans von Grimmelshausen）所著的《率真教徒》（Simplicius Simplicissimus，1669年版）。形式上，它是梅尔基奥尔（Melchior von Fuchshaim）这位歹徒生活的自传。这位仁兄1/4是傻瓜，1/4是哲学家，另有一半完全是一派无赖样。在精神上，它充满幽默而略带悲观意味的讽刺，毫无隐蔽地描绘“三十年战争”后的德国。梅尔基奥尔是一名农夫的养子，悲悯地描写他的生活：
除了扈从、仆人和马夫之外，我的主人还有绵羊、山羊和几头猪，它们都养在水槽附近，只等待我去赶回家园。他的军械库中满是犁、鹤嘴锄、斧头、锹、铲、粪肥和干草耙。他每天使用这些工具，因为犁田和挖掘是他的军事训练……施肥是他的防御工事，握耙是他的战术，清理马厩是他的骑士型的娱乐和锦标。
一群强盗破门而入，威胁这位农夫交出隐藏的物品，梅尔基奥尔逃到一位年老的隐士那里，听他教授神学。问到他的名字时，他回答说：“无赖或逃犯。”因为除此之外，他从来不曾听过别的名字。他的养父也在同样的情形下被称为“懦夫、独夫、醉狗”。被士兵逮捕后，梅尔基奥尔被解送到哈瑙（Hanau）总督的官邸。在那里，他被训练成一名傻瓜，受洗为率真教徒。他后来又被绑架，变成一个小偷。发现一处密藏后，他顿时成为绅士，引诱一名少女，被迫与她结婚，抛弃她之后，受洗为天主教徒，整天嬉戏红尘。失去财富后，便行骗江湖。财富失而复得，他满怀困惑，只好退隐一处，与世隔绝。这个人物比伏尔泰早一个世纪，所写的人生唯一不同的是，它的讽刺掺杂了德国的幽默，但不带高卢人的狡黠。这很受批评者的苛责，后来却成为一本经典之作，成为路德与莱辛之间，最有名的德国文学作品之一。
我们绝不可把它当作战后德国的写照。德国人也许善饮，但即使酒酣之际，他们仍保持着特有的幽默感。也许，在这段时期，德国的道德意识反而比法国更加浓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