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战争”使德国的人口由2000万人锐减到1350万人。血腥污染过的土地，虽然在一年内复原了，仍然需要大量的人力。女人过剩，男人则严重缺乏。志得意满的王公贵族们面对这种人种上的危机，只得回到古老的一夫多妻制。1650年2月，在纽伦堡举行的弗朗哥尼亚会议（Congress of Franconia），采取一项断然的措施：
未满60岁的男子不得进入修道院……教士和代理牧师（如果没有授职的话），及所有宗教机构里的信徒可以结婚……每个男人可以娶两个太太。每个男人可以经劝导和教士的告诫，来顺应这件事。
未婚妇女必须纳税。不久，新生的人口渐渐平衡了性别上的差异。太太们也想独自占有一位丈夫。人口迅速恢复，德国在1700年又回到2000万人口。马格德堡重新兴建，莱比锡和法兰克福也由郡主们重加整修，汉堡和不来梅比以前更显壮丽。不过，工业和商业要经过100年的调养，才能回复16世纪的水平。瑞典和荷兰控制着奥德河、易北河、莱茵河口及海洋口岸，这使内陆运输相对缓慢下来。中产阶级没落了，城市如今不再受商人的操纵，而由各地区的王公或法定人员管理。
这场战争严重削弱了哈布斯堡王室的权力。法国打垮了帝国，也打败了帝国的盟友西班牙。德国诸侯反而比皇帝更有力量，他们有自己的军队、法庭和币制，可以自由拟定外交策略，与非德国国家结盟，甚至违反帝国的利益。此时拥有独立自主的诸侯达到200位之多，有63个教会邦由罗马天主教的大主教、主教或修道院院长统治，51个“自由城市”由皇帝治理，而且只限于名义上。法国眼见德国的分崩离析，不禁在旁暗自窃笑。
勃兰登堡侯爵是帝国衰微的象征，也是新帝国崛起的标志。远离皇帝，面对瑞典和排山倒海的斯拉夫人，霍亨索伦家族知道，他们这样小的国家，必须依赖自己的资源和力量求取生存。早在10世纪，“捕鸟者”亨利（Henry the Fowler）沿着易北河建造了“萨克森的北方防线”，作为抵抗斯拉夫人侵犯的据点。他摧毁斯拉夫族的文德族（Wends）的堡垒和首都勃兰堡（勃兰登堡的名字即由此而起），把他们驱回奥德河。几个世纪以来，易北河和奥德河之间的领土，在德国和斯拉夫手里不停地数易其主。霍亨索伦族的腓特烈，1411年至1417年把它买下来，并在帝国议会里获得赞成票，这使选帝侯在历史上扮演更有分量的角色。从那时起，霍氏家族便统治着勃兰登堡，一直到它变成普鲁士，而普鲁士则延续到威廉二世于1918年退位。很少有家族能够如此长久，并和国家保持如此亲密的关系，或为了一个国家的兴盛和扩展，如此热切而有力地效命过。在约翰·西吉斯蒙德选帝侯的统治下，勃兰登堡获得西方的克利夫公国和东方的东普鲁士公国，因此，选帝侯早已拥有普鲁士王国的主要轮廓。最后的一位家族成员是乔治·威廉选帝侯。他在“三十年战争”中的优柔寡断，给瑞典大军攻打勃兰登堡的机会。乡野和城市被抢劫一空，柏林遍地荒芜，工业几乎毁于一旦。选帝侯统治的人口由60万减为21万。承袭了这一片荒废（1640年），腓特烈·威廉在他48年的统治下，完成了复员和扩展。这项奇迹使他赢得同代人的赞佩，尊称他为“选帝侯”。没有他，腓特烈大帝（诚如他自己承认的）的种种将成为不可能的事。
他于20岁开始掌权——是一位敢于打破权威的英俊、黑头发、黑眼睛的青年，他在虔诚和教养下长大，在莱顿大学完成教育。在俄国彼得大帝之前，他早就钦佩荷兰民族，羡慕他们的坚忍和工业化的生活方式。后来，他引进了几千个荷兰人，定居繁衍于他那片人烟稀少的国土。在《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中，他得到东部波美拉尼亚、明登（Minden）、哈尔伯施塔特（Halberstadt）主教区及马格德堡大主教区的继承权。他把1680年得到的这些权益私自留下一块，虽然分散，却足以构成一个王国的领域。早在1654年，他的首席大臣华德克的乔治腓特烈伯爵便着手使整个德国联合在霍亨索伦家族领导之下的计划。腓特烈·威廉便是继续执行这项计划的人物。萨克森“强人”奥古斯都改信天主教而变成波兰国王时，便为德国的新教领袖地位铺了路——瑞典势力除外。
1648年的和约使德国一些最主要的据点受到瑞典军队的控制，而且瑞典以参加“三十年战争”的牺牲和胜利，要求领导德国的新教徒。一个半边受到压制的勃兰登堡——普鲁士，如何才能发展强壮到与瑞典对抗，或制止萨克森的支配？腓特烈·威廉以计划和意志分头着手这件要事，而这些正是身为政治家的首要条件；其次，借税捐和法国的贷款来厚植国本，这是政治家的第二个条件；然后，以金钱训练一支新军，这是他的第三步。1656年，他便拥有欧洲第一支常备军——10.8万名随时备战的军士。为了这项措施，他说服各个组成邦每年“纳贡”给柏林的中央政府。以这些财力，他在省际议会里便成为经济上的独立势力。而且，他组成了一个当时政治和知识发展水平中最务实的政府——绝对而中央化的统治。他允许贵族免缴直接税，但要求他们的儿子必须以贵族子弟的身份在军队服役或纳入官僚系统。这些“初级人员”起初拒绝这种服务，但他供给他们漂亮的制服和高尚的社会地位，把他们训练得干练、有荣耀感，并启发、养成他们的团队精神，以取代对旧王室的封建性效忠，使军队属于政府，而不再是领主私人的武装。这些军队和社会的力量使腓特烈大帝能够独自对抗近半个欧洲，也为德国后来发动第一次世界大战铺路。
腓特烈·威廉缺乏一项才能——瑞典国王们的军事天分。近20年之久，他在瑞典与波兰、神圣罗马帝国与法国的冲突中，闪烁不定，纯粹只靠外交来保全自己。不过，一旦查理十一侵犯勃兰登堡，腓特烈·威廉的军队便能及时在费尔贝林（1675年）打败瑞军，这场胜仗使他赢得“选帝侯”的尊号。结果，虽然受到浮动政策和有限资源的限制，他仍然为国家增加了4万平方英里的土地。
更重要的是他在经济和行政上的改革。在他的推动下，贵族改善耕作方法，扩大开垦他们的园地。他大量种植桑树，发展一种新兴的丝织工业。他要求农民在结婚以前必须种12棵树，以阻止森林的滥伐。他建造腓特烈·威廉运河，以连接奥德河和施普雷河。路易十四废除《南特诏书》后，选帝侯马上宣布《波茨坦诏令》（Edict of Potsdam，1685年11月），邀请那些被排斥的胡格诺派教徒前往勃兰登堡——普鲁士定居。他派遣工作人员资助他们的迁徙。他们一共来了2万多人，为普鲁士的工业助一臂之力，并为普鲁士军队增加了5个兵团。腓特烈·威廉与他的子孙腓特烈大帝一样，辛勤埋首于国家行政，为后来的彼得大帝和18世纪的“开明专制”建立一项原则：统治者必须是国家的忠实仆人。他知道宗教的不宽容是经济和政治发展的一大阻碍，因此，他允许老百姓信奉路德教派，而自己信守加尔文教派。这项措施使他在德国声名大噪。此外，他还给天主教、唯一神派教和犹太教信仰自由。
他死于1688年，享年68岁。他的遗嘱把全国土地割给儿子们，这将破坏统一的结合。然而，他的继承人另加修改，仍然维持中央化的权力。腓特烈三世参加抗法，深得利奥波德皇帝的欢心。为了这次行动和他的8000人马，利奥波德颁给他普鲁士王的尊荣。1701年1月18日，他在柯尼希山加冕为腓特烈一世。从此，普鲁士便迈向通往俾斯麦（Bismarck）和德国联合的路线。
腓特烈成立哈勒大学（University of Halle），这是他平生的一大荣耀，另一个值得称贺的事迹是他赞助第二位夫人推动柏林文艺活动的发展。索菲娅·夏洛特是汉诺威选帝侯夫人索菲娅女伯爵的女儿，被誉为德国有史以来最漂亮、最聪明的女人。她曾在巴黎居留甚久，后来带给柏林宫廷一种诱人的文化气息和魅力。经她和莱布尼茨的鼓励，腓特烈设立了柏林科学院，此举使他名留青史。他也为她在以她为名的夏洛滕堡（Charlottenburg）附近，建造赫赫有名的堡垒式行宫。在此地举行的沙龙座谈会，经常聚集一些科学家、哲学家、自由思想者、耶稣会教士和路德教派教士。她喜欢参加他们的辩论，经常争辩到夜晚而未见倦容。在那里，她的表姨，英国卡罗琳王后饱受熏陶，后来还把这些学问和艺术气息介绍到英国，引起当地的文化变迁。她临死之际（如果我们相信她的孙子腓特烈大帝的话），她拒绝天主教和新教的解脱仪式。她告诉教士说，她会在宁静中慢慢死去，心中充满好奇，而不是期待或恐惧。现在，她说，她将会满足于事物本源的探索，“这些源流，甚至莱布尼茨也不能向我说明”。她还劝解那位喜好排场的丈夫说，她的死“使他有机会，给我一个隆重的埋葬”。
在300多个消耗帝国财政的附属国中，柏林宫廷只有德累斯顿的萨克森宫廷差可比拟。“强人”奥古斯塔斯以腓特烈奥古斯塔斯一世选帝侯的身份统治萨克森（1694—1733年），留给欧洲一大群私生子，其中比较有名的要算马雷切尔·萨克斯（Maréchal de Saxe）。他使他的国都成为“德国最美丽的城市”，也是小型艺术的胜地。可是，萨克森人民对他改变信仰、在波兰战争中耗费的金钱和人力、宫廷的奢侈浪费等等深感不满。
汉诺威选帝侯在这段期间以保护莱布尼茨和兼领英国而留名史籍。1658年退位的夏洛特公主，伊丽莎白·斯图亚特的女儿索菲娅，嫁给欧内斯特·奥古斯塔斯（Ernest Augustus），后来成为汉诺威选帝侯。她的博学曾使丈夫相当难堪。她精通5种语言，很少拼错，而且比英国大使懂得更多英国历史。有一段时期，她在汉诺威主持一个由学者和哲学家组成的沙龙座谈。不过，她的注意力放在为儿子乔治争取英国王位上。她身上有着王室血统，因为她永远不会忘怀她是詹姆士一世的孙女。1701年，英国议会承认索菲娅的继统，并要求“她的子孙必须是清教徒”。她很乐意看到儿子成为乔治一世，却不喜欢媳妇多萝西娅成为未来的王后。因此，她盼望他们的婚姻产生裂痕。乔治疑心太太与柯尼希斯马克的菲利普公爵有染，于是将他杀死，并与多萝西娅离婚，把她从1694年监禁到1726年她死去为止。索菲亚于1714年6月去世，享年84岁，正好是英国王冠落到她儿子头上的两个月之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