狄克·斯梯尔的作品比任何人更显出自复辟时代进入安妮女王时代文艺的转变。他年轻时具有所有复辟时代喧闹嬉笑的本质：生在都柏林，是一位公证人的儿子；受教育于查特豪斯学校（Charterhouse School）和牛津；敏感、激动、慷慨；他宁愿放弃取得学位而参加政府在爱尔兰的军队。他嗜酒，曾与人决斗，几乎杀死敌手。他还写了一篇小品文《基督英雄》（1701年），辩称一个人可以既为绅士又为基督徒。他描述当时腐败的情形，呼吁读者应遵守《圣经》的训示，把它当作真正信仰和纯正道德的源泉，并诉请男人尊重妇女的魅力和贞操。
此时他已29岁。在发现他所属的中产阶级人士把他当作无聊的传道士后，他决定将其立论编成戏剧。他对柯里尔谴责色情戏剧赞扬备至，在其一连串的戏剧中，他竭力拥护德行并使恶人有恶报。这些作品完全失败。它们虽然包含一些栩栩如生的场面与机智，但观众对其结局大表怀疑，他们不在乎是否合乎十诫，只要有娱乐价值就行，而与他有同感的伦敦人却都很少上剧场。这样其想法怎样才能传达给广大民众呢？
他决心另寻适当的媒介，要使其主张在咖啡屋找到共鸣。1709年4月12日，他模仿笛福的《评论周刊》发布三周刊《闲谈报》创刊号，亲自编辑，多半自写，并署比克斯塔夫（Issac Bickerstaff）的笔名。他志在争取咖啡屋读者，宣称：
各种英勇、欢愉、享乐的故事可见诸依怀特巧克力屋闲谈写成的文章；诗歌见之自威尔咖啡屋的闲谈写成的论述；研究则以希腊人咖啡屋闲谈为其题目；至于国内和国外新闻，则可得自圣詹姆士咖啡屋；至于本人提供的其他题材，则按期取自本人的资料室。
这是很聪明的计划：它引起咖啡屋常客的兴趣，它从咖啡屋的讨论取得新闻和题目，而且容许斯梯尔自由发表意见，而无中断或引起争执之虞。他曾收到一封读者来信，“是一位年轻女士写的……信中她为爱人……的不幸而悲痛，她的爱人刚在最近因决斗而受伤”。他又说明，受害的绅士还要请冒犯者于侮辱之外再犯谋杀罪，这种习惯极为荒谬，而挑战的意义只是：
先生，昨夜你那种不正常的举动，你对我的冒犯，令我今晨要采取行动。告诉你，因为你是一只无教养的小狗，我将在一小时后与你在海德公园相见……我希望到时候你手中会有一把手枪……并设法在我头上射一枪，这样你才会懂得更多的礼貌。
这是中产阶级嘲笑贵族阶级的论调，而我们也知道在咖啡屋经常走动的主要是中产阶级。
斯梯尔进而撰文嘲笑贵族阶级的奢侈、诅咒、虚伪、装饰和衣服。他希望女人服饰简单，避开珠宝：“胸前的珠宝不会使白玉似的美丽胸脯更增其美。”他对女人的喜爱足与喜爱杯中物相比。他坚称她们不但漂亮而且具有智慧，但他特别称颂她们的谦逊和纯洁——这些特质并未被复辟时代的喜剧承认。他曾称有一女士“谁爱上了她就等于受通才教育一样”——萨克雷（Thackeray）认为“这是有史以来给予一位女士的最佳赞誉”。斯梯尔笔带感情地述说家庭生活的愉悦、小孩快乐的脚步声、丈夫对老妻的感激：
她现在每天给我的快乐，超过我年轻时占有其美丽的满足。她生命的每一刻，都令我重新感到她很顺从我的意愿，而且对我的财产一向节用。对于我来说，她的容貌较我初次见到她时更漂亮；她容颜的任何衰老，实来自对我的担心和关照……爱自己的妻子，明显较“随意留情”强得多，犹如丑角大笑较绅士优雅的欢笑实逊色甚多。
斯梯尔写这段文章时，他两度结婚了。他致其第二任夫人的信也是充满挚爱的范文，虽然其中包含不回家吃晚饭的种种借口。他不是好的中产阶级，却把中产阶级视为良好生活的模范。他饮酒过多，浪费奢侈，负债累累。为了避开借钱给他的朋友，他不敢走大道。他只会偷偷摸摸地回家，避免与债主碰头。他最后终因负债过多被捕。《闲谈报》的读者将他的行为与他的立论互相对照。约翰·丹尼斯发表无情的讽刺文章，攻击斯特尔的论调。订户纷纷退报。1711年1月2日，《闲谈报》遂告停刊。但该报在英国文学史上的地位依然存在，因为通过该报才有新道德出现，短篇小说也因而渐成现在的形式，而艾迪生发展了——在《旁观者》杂志则是完成了——现代的小品文。
艾迪生和斯梯尔都生于1672年，自同学以来，两人友情甚笃。约瑟夫·艾迪生的父亲是英国国教会神父，曾灌输给他虔诚观念。在牛津就学时，他因擅长拉丁文得到奖学金。22岁时，他的才华震惊了哈利法克斯，公爵劝请马达兰学院设法使这位青年由热心神职转为替政府工作。哈利法克斯曾说：“我被称为教会的敌人，只因我使艾迪生先生脱离教会，这是我对教会唯一的伤害。”由于这位拉丁奇才的法文极为贫乏，而法文是外交家必需的，哈利法克斯只好替他取得每年300镑津贴维持他在欧陆的生活。在两年内，艾迪生环游法国、意大利、瑞士等地。
他在日内瓦时，适逢安妮女王登基，哈利法克斯因而去职，津贴遂告断绝。其收入骤减至微薄程度，只好担任一位英国年轻旅行者的家教，随其至瑞士、德国、联合行省。等到结束这一职务后，他即回到英国（1703年）。一度他过的是穷人摆阔的生活。但他是一个幸运的人，马尔巴勒赢得布莱尼姆之战（the battle of Blenheim，1704年8月13日）时，财政大臣戈多尔芬要找人写庆祝胜利的诗篇。哈利法克斯推荐艾迪生。这位学者当即写下雷霆万钧的诗篇《战役》（“The Campaign”），赶在马尔巴勒班师凯旋回京时发表，该诗的成功促成英国继续参战。该诗是艾迪生诗才宏发的最高表现，乔治·华盛顿在众诗中独喜此诗。请看最有名的几行：
但是，诗人呀！你将以何种诗篇，
来歌颂在战役中集结而狂怒的军队？
我好像听到战鼓如雷的声音，
胜利者的呼声混合着死者的呻吟，
战炮可怖的响声掠过了天空，
于是雷动天惊的战役开始。
就在此时，我们见到伟大的马尔巴勒雄迈的灵魂，
面对成千上万的敌军，处变不惊，神志不懈，
处身慌乱、恐惧与绝望的场合，
依然故我，冷静检讨战争中可怕的场面。
探测死亡的战场，何其冷静，
为无力的骑兵队及时送上支援，
鼓动后退的连队奋勇趋前，
教以制敌取胜，化腐朽为神奇。
就像身负神命的一位天使，
在狂风四起中扫荡了有罪的国土，
（犹如最近英国越过国界的出征），
冷静、严肃，带来了狂风暴雨；
乐意地执行全能上帝的命令，
在旋风中奔驶，指挥暴风雨前进。
最后一行诗及那位天使的微笑安全地把艾迪生送入政府，之后10年他一直为政府服务。1705年，他受命为上诉委员会委员，取代约翰·洛克的位置；1706年，他任副国务大臣；1707年，他是哈利法克斯赴汉诺威代表团的团员，该团为汉诺威王室入主英国铺路；1708年，他被选为国会议员，并任议员至去世；1709年，成为爱尔兰大臣的主任秘书。1711年，他家财丰足，在拉格比（Rugby）一地购置价值万镑的房屋。
他富裕时并未忘记好友斯梯尔。艾迪生叱责其罪过，但替他在政府中找了一个职位，借给他一笔数目很大的钱，有一次还诉请法院令他还债。匿名出版的《闲谈报》再次面世时，他发现里面有一篇关于维吉尔的诗评，是他说给斯梯尔听的。从比克斯塔夫的笔名，他认出了这位朋友，不久他也投稿给这本杂志。1710年，辉格党失势，斯梯尔失去政府中的职位，艾迪生除了上诉委员会委员外，也失去其他职务。《闲谈报》便停刊庆祝新年。斯梯尔和艾迪生此时是不幸中尚有希望，1711年3月1日，他们又出版了英国文艺史上最著名期刊的创刊号。
《旁观者》除星期天外每天都出版，4至6页对折。一反从前取材自各类话题，现在匿名的编辑发明了想象的俱乐部，其会员代表了英国不同的阶级：科维利爵士代表英国乡绅；弗里伯爵士代表工商阶级；森特里上校为军队代言；亨尼康伯是时装代表人；一位中寺法学家代表学术界；而旁观者先生以温和幽默、机警有礼的态度，负责综合他们的意见，因而使他进入英国人的家庭和内心。该刊创刊号，旁观者自我介绍，使俱乐部和咖啡屋诸君猜疑其人为谁：
我过去一直住在本城，在许多公共场所都可以见到我，虽然我的知己不会超过6人以上，这几位朋友的故事，我将在下期详细叙述。我经常在大众游憩的地方露面，有时候有人会看到我跻身于威尔咖啡屋的一群政客中，洗耳倾听环坐听众的谈话。有时候我在“赤子”咖啡屋抽只烟斗，而看上去心无旁骛，径自看着《邮人报》（Postman），实际上却在窃听房中每张桌子的谈话。星期天晚上，我必登临圣詹姆士咖啡屋，有时候参与内边斗室的政治小委员会，宛如去听人谈天和改正观念。同样地，在希腊人咖啡屋、可可树咖啡屋，及在杜鲁利巷及草料集两地的戏院中，我的脸孔也是很熟悉的。有10年以上，我曾被视为买卖股票商人，有时候在乔纳森俱乐部股票商集会时，我简直被看成一名犹太人。因为，不管何地我与人群相处，总与他们混在一起，虽然我除了在自己的俱乐部外，从不开口说话。
因此我活在世界上，像是人类的旁观者，而非人类的一分子，这就是说我已使自己成为幻想中的政治家、军人、商人、艺匠而在实际生活中却未扮演任何这类角色。我很了解为人丈夫或父亲的道理，并能透视经济商业及其他事务的毛病，较之从事其业的人更见透彻，因为旁观者清，当局者迷。我从不以暴力支持任何党派，而且决心在辉格党和托利党之间严格保持中立，除非受了任何一方的敌视不得不表明立场。总之，在我一生中我一直扮演旁观者的角色，在这份报刊中，我也希望保持这种性格。
随着事业的进展，《旁观者》杂志渐渐将社会的闲话、礼俗人物的研究与文艺及戏剧评论互相混合。艾迪生曾写下一连串的小品文论述弥尔顿，令全国吃惊的是，他把《失乐园》的地位看得比《伊利亚特》和《奥德赛》要高。这些论述避开政治，唯恐因而造成敌视，但它们都强调——艾迪生则自动参与——斯梯尔改良道德的呼吁。某些清教徒精神在受了逆境的磨炼后，恢复旧观，成为复辟时代反动的反动，但现在已非严肃地以撒旦和天谴来训人的那类宗教偏见，而是乐观机智地呼吁节制和行为正当。第10期开始时这样说：
令人满意的是，听说这个伟大城市日益需要这份报刊，而且能相当严肃和专注地接受每天早晨我做的讲述。发行人告诉我现在每天发行数达3000份。所以假如每份有20位读者（这只是保守的估计），那么我在伦敦和威斯敏斯特两地就有6万名门生，我希望他们会小心地避开那群麻木不仁、无知、毫不在意的兄弟，不要与他们同流合污。因为我已有这么多的听众，我将努力使教训悦耳，使供给消遣有益。基此理由，我设法用机智来使道德增辉，使机智与道德混合为一。假使可能的话，我的读者会在每日的沉思中发现这两点。而到头来，他们的道德和慎行或许不会那样短暂、老是停在开始的阶段。我已决定每天都刷新他们的记忆，直到我从导致时代堕落的邪恶和愚蠢的绝望中救出他们为止。除了偶有一天的清醒外，常年无用的心灵，必陷于愚蠢的状态，那只有通过经常不断地培育才可望一改旧观。有人说，苏格拉底曾把哲学带到人间。我也想让人家说我已从研究室、图书馆、学校和学院中把哲学带出来，让其在俱乐部、各种集会、茶桌和咖啡屋内被人讨论。
因而我愿以很特别的方式把我这类冥想推荐给规矩的家庭，就是每天早晨都拨出一小时来用茶、面包和牛油的家庭，并热切地希望这些家庭为了自己的好处会订阅定期出版的这份报刊，并把它当作早餐的一部分。
《旁观者》说：“假如富有理性的女士，把本刊看成茶桌间谈话的资料，我会认为这是我最大的光荣。”该刊邀请读者来函并加以刊载，斯梯尔还开辟刊登失恋信栏，其中部分是他写给贵妇的信，部分则由编辑虚构。该刊将宗教与爱情混合，并提供温和的神学，给开始猜疑上层阶级宗教信仰衰落对道德有何影响的人。它建议科学自扫门前雪，让教会自成明智和有经验的道德保卫者，同情的权利和秩序的需求不是幼稚的个人理性所能了解的。它号召谦逊地接受旧宗教、参加礼拜、谨守假日，并协助在每一教区建立安息日的安静虔敬和有益健康的气息，凡此均对道德和幸福有益：
我总是很喜欢乡间的星期天，并想到假如星期日成为圣日只是人类的制度，那应视为可以使人类更优雅、更文明的最佳方法。假如没有固定的时间使全村的人集合在一起，人人洗净容颜，表现最干净的习惯，彼此闲聊一些无关紧要的话题和听听别人解释他们的义务，并一起礼拜上帝，当然乡民不久也可能堕落为野蛮人。星期天洗尽了一周来的丑恶，不但使人们心中重温宗教的理念，而且使两性都显现最温文尔雅的面目。
《旁观者》杂志参与礼仪和风范的革命，这一革命在安妮一朝，共历经一个世纪之久，预为维多利亚女王时代朝气蓬勃的精神开路，使可敬的人物真正可敬，并改变英国人对绅士的观念。中产阶级的德行在《旁观者》中找到温文和优美的辩护。
在一年内，《旁观者》杂志受到好评，为英国新闻界所难比拟。其发行量虽然很小，不超过4000份，影响却很大。其装订本每年约售出9000份，仿佛英国已经承认它是文学瑰宝。新奇感渐渐随时间而消失，“俱乐部”中的人物已开始重弹老调，疲惫的作者热情渐渐减退，他们的讲道越来越索然无味，发行量也告衰退。1712年开征的印花税使该刊支出超过收入，至1712年12月16日，《旁观者》遂告停刊。斯梯尔继以发行《卫报》（The Guardian）奋斗不屈，艾迪生则于1714年恢复《旁观者》杂志。两种期刊都很短命，因为此时，艾迪生已成为成功的剧作家，并恢复了政府中的职位与薪金。
1713年4月14日，杜鲁利巷剧院上演艾迪生的《加图》一剧。其友蒲柏为它写了充满蒲柏式警句及英国爱国主义的序言。斯梯尔试图使剧院挤满热心的辉格党人，这点他没有完全做到。但托利党与辉格党共同称许《加图》争取罗马人自由的最终立场（公元前46年），而托利党《检讨者》期刊盛赞该剧，并不比斯梯尔的《卫报》稍逊。这个悲剧整整上演了一个月，观众蜂拥而入。蒲柏说：“《加图》在当日的罗马还不如在今日的英国来得伟大。”欧洲大陆将《加图》剧誉为英语中最佳的悲剧作品。伏尔泰赞许该剧能遵守古典戏剧统合论，对英国人看了艾迪生的戏剧后，还能容忍莎士比亚的存在，颇觉惊奇。
此时艾迪生极受欢迎，斯梯尔说：“我相信要是他想做民选的英王，也不太可能为人民所拒。”但艾迪生总是温和派的典范，被任命为政府中的秘书他已感到满足了，不久又升为爱尔兰事务的主要秘书，然后任贸易专员之职。他甚受各俱乐部的欢迎，因为酗酒，他没有成为“世人永远不会喜爱的无瑕怪物”。其光荣的极致是与一位女伯爵结婚（1716年），但与这位骄傲的贵妇住在伦敦的荷兰大厦（Holland House）并不幸福。1717年，他复出任国务大臣，但能力受到质疑，不久只好去职，每年得到1500镑的退休金。纵然他有耐心而且风度良好，最后还是与其朋友闹得不欢，包括斯梯尔和蒲柏在内——蒲柏讽刺他是一个文贼，惯于“用模糊的赞许来胡骂一通”，并
像加图一样，发表无关紧要的元老院法律案，
并静静地欣赏自己的掌声。
斯梯尔的结局较不如意。1713年，他被选为国会议员，但托利党控以言辞具有煽动性而将他逐出国会。一年后，辉格党获胜，他在政府中谋得肥缺，一时其收支恰好能够相抵。接着其债务又超过收入，因债主追索甚急，只好退隐于妻子在威尔士的家中。在那里，他死于1729年9月1日，较其合作人晚死10年。综合而言，斯梯尔具有创作力和活力，艾迪生则具有洗练的文艺技能，二人将短篇小说和小品文提高至精良的程度，并助成当时道德的再生，且在一个世纪内引导英国文学的格调及形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