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异教徒入主的复辟时代，最伟大的诗歌是一首清教徒史诗，但最有名的诗歌是反清教徒的讽刺史诗《休笛伯拉斯》（Hudibras，1663—1678年）。巴特勒，这位壮健的青年，曾在吕克爵士下面服务，两人相处颇不愉快。吕克本是克伦威尔军队中热心的长老派上校，其军队驻扎在清教徒政治和宗教要塞哥伯胡（Cople Hoo）。复辟时代来临时，巴特勒印行嬉闹的讽刺诗以资报复，诗里高贵的骑士休笛伯拉斯爵士领导乡绅拉尔夫（Ralpho），组成打击罪恶的十字军。从开场诗就可以判断整部诗的旨趣：
当地牢首次高筑，
人们纷纷陷入，根本不知何故；
而厉语嫉妒和恐惧交加，
贯入耳中，使人们合在一起，
于是，下令他们作战，像疯狂和醉酒，
为了宗教打仗，也是为了引发心中的火焰……
而当福音的号手，四周都是洗耳恭听的人，
吹响了号角，催动他们去作战，
于是圣坛上，宗教用的皮鼓，
用拳头敲击，而不用粗木。
而骑士远离家园，
骑马出去，威风凛凛像个上校……
因为那是许多人的主张，
有如蒙田，玩弄他手中的猫，
却埋怨它把他当作一个傻瓜，
而它还更要把休笛伯拉斯当作傻瓜……
虽然他有很多智慧，
但我们相信他很羞于用它，
只因他不愿把它用尽了，
所以就不来麻烦它，
除非是假日或节期，
才像衣着华丽的人们那样……
他的宗教最好是，
配合他的学问和智慧；
长老会教徒真该悲伤了，
因为他是游侠圣者中最坚忍的一群，
一切人都知道他们，
是真正尚武的教徒：
就这样他们要用神圣的矛与枪，
来建立他们的信仰，
要用准确的火炮，
解决无谓的纷争，
要用使徒的打击方式，
来证明他们的理论才是正统……
这支宗派主要的努力用在
奇异的疾恶如仇上面……
他们较别的宗派更小心要维持假日，
还要使错误导向正途；
他们判那些不在乎犯罪的人死罪，
他们喜欢为了对付罪恶才团结在一起。
这些使清教徒悲痛，使英王痛快。查理拨出300镑，奖励这位作者。除佩皮斯外，其他的保皇派均称许这首诗。佩皮斯看不出“这首诗有什么智慧可言”，虽然“这以其诙谐而流行一时”。巴特勒迅即出版续集（1664年、1678年），但他的箭筒中已没有箭了，他的诗才也已用尽。新教徒和天主教徒的斗争取代了保皇派与清教徒之间的纷扰。于是，巴特勒不久就被人们遗忘，死时贫困、默默无闻（1680年）。40年后，威斯敏斯特为他竖起一尊纪念碑。一则警句说：“他要的是面包，得到的却是一块石头。”
比这种一味追逐韵律的打油诗较胜一筹的是克拉伦登的《大动乱史》（History of the Rebellion）中庄严厚重的敌人。该书虽写于1646年至1674年，却出版于1702至1704年。人们可以看出，安妮女王统治时，这8册书是如何编写的，它们的体裁是如何恰当，其中人物描写是如何深入，及失败的旧日大臣的精神是如何的伟大，等等。同样地，伯内特著有《当代史》（The History of His Own Time），贡献也不算小，该书遵其嘱于其死后才印行（1724年）。其《英国教会改革史》（History of the Reformation of the Church of England，1679年、1681年、1715年）内容更丰富，是他长期研究的结果。该书印行于新教英国恐惧天主教死灰复燃之际，国会两院感激该书的及时出版。该书的敌人和编辑者都从里面找到上千个错误，该书仍难免有党派的成见，偶然也被无谓的谩骂玷污，但不失为这方面最伟大的著作。伯内特努力扩大宗教宽容的范围，因而引起一群暴民的敌视。
另有3人寻求以古史扩大今人的耳目：富勒（Thomas Fuller）走遍各个城镇，行千里路以观看可爱的山川，收集其《英国杰出人物史》（History of the Worthies of England）的资料。这包含已故英雄的逸闻、警句及机智表现，使他们栩栩如生、永留青史。伍德曾述说牛津大学的历史，并编写牛津毕业生的传记字典——这部严谨之作，其后被许多作者细细地咀嚼，意在模仿剽窃。奥布里搜集约426位名家的有趣佚事，旨在将这些资料编整成为历史，但疏懒成性和早死终使他编史无成，而其《人物记》（Minutes of Lives）要到1813年才出版。其遗作在旅途中颇令我们开心。哈钦森上校（Colonel John Hutchinson），这位清教徒绅士，曾赞成查理一世受刑，后被查理二世下狱，获释后不久即告逝世，其遗孀露西著有感人颇深的《哈钦森上校的一生》（Life of Colonel Hutchinson）一书纪念他。但露西时写时停，免不了有浪费笔墨的情形。斯威夫特、蒲柏、安妮女王等人的医师、良友约翰·艾布斯诺（John Arbuthnot），为了参与托利党阻止与法国作战的运动，曾发表一连串的小册子讽刺辉格党人，并创造一位想象的人物“约翰牛”，此人后来成为英国的象征。约翰称“约翰牛”是：
一位诚实、行为磊落的汉子，性急、胆大、脾气善变……假如你向他示好，你可以像带小孩一样地领导他。约翰的脾气需要看看天气，他的精神随气压表变化而有高扬和低沉之分。约翰极为机灵，深悉其工作，但没有人会像他那样，观察账目极为疏略，或更易为伙伴、学徒或仆从所欺。因为他是一位慷慨的伙伴，喜好杯中酒和自己的娱乐。说真的，没有人会比约翰更善于管家、更慷慨地花钱。
假如威廉·坦普尔爵士发现以其秘书为主题的一章中只用一段来描写他的话，他会说什么呢？也许他会说，是否他的良好举止使历史学家们把他忽略了。他并不因为不喜欢辉格党就出卖笔墨给托利党大臣，也不笔墨尖刻，讽刺整个人类，而是默默地以其成功的外交手段服务于国家，并在腐化和色情泛滥的时代，供给英国一个合宜家庭生活的朴实典范。在7年中，他一直追求多萝西，他那活泼有力的情书成为英国文学的精品。她毅然接受他的求婚，不顾双方家庭的反感，而他在天花毁掉她的容颜后毅然地娶了她。他踏进政界，是第一个警告路易十四具有领土野心的人，他还是三国联盟的主要促成者，其后该联盟曾于1668年阻止了法王称霸的野心。他1674年和1677年两度升任国务大臣之职，但他宁守其在海牙的外交职位。他深具远见的谈判，促使詹姆士二世的女儿玛丽与未来的威廉三世结婚，光荣革命才成为可能。1681年，他从政界退出，归隐萨里自有的穆尔公园（Moor Park），从事研究与写作。斯威夫特觉得他太冷淡、不开朗，但威廉爵士的妻子和姐妹崇拜他，视他为仁慈和礼貌的典型。他最著名的小品文《论古学与今学》（Of Ancient and Modern Learning，1690年）赞扬古学，轻视现代科学和哲学，正面攻击牛顿、霍布斯、斯宾诺莎、莱布尼茨和洛克，但本特利（Bentley）抓到他一个大错误。威廉爵士乃隐退至其花园，以伊壁鸠鲁之学自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