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德莱登之父是一名小乡绅，在北安普顿郡有一些小地产。约翰被送到伦敦威斯敏斯特学院上学，老师理查德·巴斯比（Richard Busby）教他和约翰·洛克拉丁文和训练。他凭在校时取得的奖学金赴剑桥三一学院深造。他取得学位的那年（1654年），其父逝世，约翰是14个儿子中的老大，得以继承父亲的产业，每年入息60镑。不久，他移居伦敦，写诗弥补收入的不足。1659年，约翰出版《英雄行》（Heroic Stanzas），纪念克伦威尔——对这位29岁的青年来说是空洞无味的诗篇。德莱登逐渐成熟，像辛苦越过千重难关的人，终于收入大增。一年后，他写成《归来之星》（“Astraea Redux”）一诗表达欢迎复辟之意，将查理二世这颗星比拟为伯利恒之星。几乎无人敢谴责德莱登的反复无常，因为除德莱登外，其他诗人都改旗易帜，由欢迎清教徒变为保皇派。
但查理喜欢戏剧胜过单纯的诗篇，因而剧作家收入颇丰，新诗人则穷困潦倒。德莱登自觉并无戏剧天才，但他需要生活，便尝试写作喜剧，结果《狂野的情侠》（The Wild Gallant，1663年）竟被佩皮斯贬为“几乎是我此生仅见的坏作品”。1663年12月1日，他与伯克郡伯爵之女伊丽莎白·霍华德结婚。贵族闺秀嫁给诗人，可能有人会感到惊讶，但要知道她年已25岁，有沦于孤芳自赏的危险。其兄罗伯特·霍华德爵士急求文名，曾与德莱登合作，才写成《印度女王》一剧，1664年完成，场面豪华，极为成功。
该幕悲剧放弃伊丽莎白时代的无韵诗，改采五音步双韵体作为剧本的基本体裁，因而开创文艺史上新的一页。欧拉利勋爵（Lord Orrery）对法国押韵曲调印象颇深，并在自己的剧本中使用这类体裁。1675年后，德莱登又返回无韵诗的老路，终于认识到押韵会阻碍言辞和思想的流畅。假如他对韵文较不在行的话，他可能会成为伟大的诗人。
合作编剧成功后，跟着他又独立创作《印度皇帝》（The Indian Emperor）一剧（1665年），其主人公为蒙特祖马。瘟疫使伦敦剧场关闭一年时，他恰好在英国剧界争得一席之地。瘟疫和大火过后，他写作《奇迹的年代》（“Annus Mirabilis”，1666年）一诗，庆祝英国通过这两者及战争的三重考验重又复原。全诗由304首四行诗组成，由强烈的描述（212—282节）和少年愚行（如第29节）交替写成。1666年，剧院重开时，德莱登急忙又从事戏剧写作。直到1681年，他只写戏剧。其悲剧趋向过分夸张，但时人似乎认为它们优于莎士比亚的剧作。他与达韦南特合作改编《暴风雨》一剧时，时人一致同意两人合作改编的结果比原剧更为出色。王家剧院也颇赞许，给予德莱登特许，每年可供应该剧院3部戏剧，即一年可收入约350镑。德莱登的喜剧虽与其他剧作一样淫猥，却不如其27部悲剧来得成功，因为在这些悲剧中，他引起公众对新世界和奇妙的野蛮人的兴趣。如在《征服格拉纳达》（The Conquest of Granada）一剧中，阿尔曼左说：
我与造化初创第一人一样自由，
他活在卑劣的奴役法律施行以前，
当时，高贵的野人还在森林中狂放地奔走。
或许这是该剧的成功之处，也是《奇迹的年代》这首讨人喜欢的查理二世的挽歌受人欢迎之处，该诗使德莱登于1670年赢得皇家历史学家和桂冠诗人的头衔。他已每年平均收入达1000镑之多。
在《征服格拉纳达》第二部的收场白中，德莱登声称复辟时代的戏剧实优于伊丽莎白时代。其敌手虽颇欣赏这样的赞扬，却认为国内对该剧太过照顾。城里居民富于智慧，不太欣赏德莱登悲剧中过火的英雄诗体。白金汉伯爵曾与人合作，于1671年发表一部喧闹的称为《预演》的讽刺作品，取笑当时的悲剧，特别是德莱登作品的剧情失实、荒谬、过分夸张。诗人很感刺耳，但要经10年的蓄意报仇然后始在《押沙龙与阿齐托菲尔》（“Absalom and Achitophel”）一诗中用许多强烈的诗句硬将白金汉套为兹姆利一角。
同时，他研修莎士比亚戏剧，这使其技巧颇多得益。在他最佳悲剧《一切为爱》（All for Love，1678年）中，他脱离拉辛和押韵诗，改采莎士比亚形式和无韵诗，在同一背景下，其技巧已可匹敌伊丽莎白时代的戏剧，他又一次述说安东尼与克利奥帕特拉结合而失去帝国的故事。假如没有早期那些戏剧，德莱登或将更受赞扬。不时，该剧由全然单纯的言辞发展到简洁文辞而包含高贵的情操，如屋大维至安东尼那里，提出屋大维式的赦免条件。德莱登的戏剧更为严谨，想要遵守戏剧统合论；但将情节限为一地及在3天内发生了一件危机，难免使英雄主题变为恋情故事，因而无法从安东尼和克利奥帕特拉的罗曼史看出动摇、改变地中海世界历史的远景。
德莱登戏剧最有趣的一面，是他在这些剧本付印时所作的序言及表达其对戏剧意见的小品文。高乃依曾提示德莱登模仿典型，但德莱登使其形式成为写作豪放散文的工具。我们浏览这些简洁的论文和栩栩如生的对白时，会看到英国文学已由创造时代逐渐转入批评时代，至蒲柏达到极峰。而看到他小心地试探戏剧的表现方式和作诗的技巧，并相当深入地比较英法戏剧时，我们不由兴起对德莱登才智的尊敬。在这些散文中，伊丽莎白时代生动漫谈的散文，弥尔顿浮夸堆积的句子，一扫而空，改用较简洁流利、更有次序的词句，不受拉丁文结构的影响，而且因其深悉法国文学而使辞藻更见生色。虽不足与法国文学的优雅相比，却遗给18世纪——散文世纪——简明和雅致的语句模型，极为流畅动人，自然有力。由此，英国小品文渐渐成形，英国文学的优秀时代从此开始。
如果说现在德莱登的小品文较优于引起其写作动机的戏剧的话，那么他的讽刺诗更风靡当时而几乎使时人感到恐怖。或许是一件意外导致他的讽刺。1679年，马尔格雷夫公爵谢菲尔德发表匿名的《论讽刺诗》（Essay on Satire）手写稿，攻击罗切斯特公爵、朴茨茅斯女公爵及查理二世宫廷。德莱登此时多数收入来自王室，却被疑为该文作者。12月18日晚上，在柯文公园（Covent Garden）玫瑰弄（Rose Alley），他为人攻击，有一群恶汉用短棍击打他，这群人似由罗切斯特雇用，但无法肯定。德莱登本性善良而慷慨，乐于助人和赞许他人，但他的成名、他的自大及引起争论的主张，使他有不少敌人。有一时，他甘忍攻击，不做公开辩护，甚至“玫瑰弄伏击”也未激起他提笔直接反击。但1681年，他终于把几个敌人置于一个大锅内，利用英语中最恶毒的讽刺诗加以蒸烤。
就是这一年，沙夫兹伯里试图组革命军推翻查理二世，改以查理的私生子代之。《押沙龙与阿齐托菲尔》第一部出版时（11月），沙夫兹伯里已因叛国罪受审。德莱登的讽刺诗站在英王这边，也许还接受英王的很多建议。他讽嘲沙夫兹伯里为阿齐托菲尔，曾劝押沙龙（象征蒙茅斯公爵）反叛其父大卫（象征查理）。该诗开始论述多妻制的价值：
在神学时代，僧侣夺权之前，
多妻制未成罪过，
人们多妻就会多子多孙，
而可恨的一夫一妻的限制还未开始，
当天性加速而无法律限制
妻妾的功用混乱，
而以色列的君王，深获天心
其强烈的感情分别给予
妻妾与奴仆，而且，广泛如他管辖的地区，
将上帝的偶像由该地向外伸延……
大卫喜欢美丽的押沙龙，在反叛之前，蒙茅斯是欢乐英王的眼珠，犹太人就是英国人：
顽固、沉郁、多怨的民族
曾想试试上帝恩典的范围和程度；
上帝恩典的民族，因安乐而败德，
不是国王所得统治，亦非无神以为愉悦……
阿齐托菲尔是反叛的大天使，而伦敦人立刻认为是指沙夫兹伯里：
虚伪的阿齐托菲尔显然是此中罪魁，
世代受人诅咒这一名讳；
密谋暗计亦须适有
敏睿、胆气、暴烈与机警，
而其人不安于位，不拘原则，
不受不喜的权力约束，不耐任何屈辱；
一个性如烈火的人，自行其是，
折磨的是那侏儒似的身子，逐渐败坏，
过分感伤于其土屋茅房，
一个极端的勇敢船长，
海浪滔滔，反增冒险的喜悦，
彼所欲者暴风雨，而因为不适合于他的安静，
宁可靠近沙滩来航行，夸显其能。
天才几乎就是疯狂的同盟，
他们间的分际竟如此的薄；
要不然，既有财富荣誉齐集一身，
又何必不肯让这天下有一时的太平？……
为友也假，为敌也深，
他已决心不是毁灭就是统治这个国家。
跟着来的是对白金汉及其《预演》的报复：
（叛党）中名列前茅者为兹姆利，
他与众不同，似乎不是一个单独的人，
而是一切人类的缩影；
他的见解生硬痴呆、毫无是处，
凡事必有始而无终，
但在衣架饭囊的行列中，
称得起一位化学家、提琴手、政治家和滑稽歌手；
他绝不效法那些因劳心而死的无数傻瓜，
一味地在声色犬马上下工夫……
挥金如土是他的拿手好戏，
不希望任何指责只希望别人的奖掖。
穷人都是傻瓜，他认为他们执迷不悟。
他有他自己的俏皮话：穷人们也是命该如此。
这样无情锐利的讽刺诗是英国前所未见的，行行都有深入的伤害，结果每页都留下许多肢解的尸体。该诗在沙夫兹伯里受审的法庭外售出几百份。沙夫兹伯里终于被判无罪，辉格党徒赠予其荣誉奖章，而12位诗人和小册子作家，在托马斯·沙德韦尔（Thomas Shadwell）的领导下，发布胜利的复信，致他们认定在出售机智和刻薄给英王的人。德莱登卷土重来，作另一首讽刺诗《奖章》（“The Medal”，1682年3月），并著《麦克·弗莱克诺》（Mac Flecknoe，10月），打击沙德韦尔。此处的谩骂更为粗野，不时沦为泼妇骂街，使用的是苛毒的双韵，与早期的讽刺诗同样散播开来。
经几世纪的辩论后，我们怀疑在热情洋溢当中均可发现某些真理存在，每位敌人均有可爱之处。而即使到了今日，政治仍是使用另一种武器进行的战争。当时尤其是如此，斯图亚特王朝的王位在革命的风潮中动荡不安，而附和失败之一方势必有生命之危。无论如何，德莱登终已显露其勇气。他已赢得英王及约克公爵的感激，且已无人怀疑他在诗歌界的杰出才能。当他驾临威尔酒店（Will’s Tavern）时，如在冬天，必已为他保留了靠近炉边的座位；如在夏天，则保留靠近骑楼的位子。佩皮斯就是在这里见到他，并听了“他那非常明智及引人入胜的论述”。司各特爵士（Sir Walter Scott）富有想象力，曾描写德莱登进威尔酒店的模样：“微胖的人，头发灰黑，着深黑色整齐服装，紧紧合身就像手套一样”，且“带着我曾见过的最愉快的笑容”。“向桂冠诗人鞠躬，聆听关于拉辛最后的悲剧的评述被视为是一项特权。替他拿鼻烟盒是一项荣誉，足可使年轻的热爱者为之转头注目。”他对于朋友会非常友善，但是随时可以对其对手及敌人施以人身攻击，而在赞扬自己的诗作方面，他不希望别人超过他自己。他奉承英王、卡斯尔梅因夫人及付款求其献文的人，实已超过当代文人惯有的卑躬屈节。但是康格里夫为报答德莱登之鼓励，却将之誉为“极为仁慈及体恤他人，易忘别人加身之伤害，容易诚恳地与冒犯者妥协而不记恨”。
德莱登在健康渐走下坡之际，不像中年时那样骄傲猛烈，更倾向于宗教宽容。他的戏剧和讽刺诗偶尔会对各种教派施以攻击，现在，他既把命运赌在托利党身上，便称英国国教是英国稳定的基础，抗议借理性的名义攻击宗教圣堂的无礼行为。1682年11月，他发表卫护英国国教的诗篇《大众宗教》（Religio Laid），使其世俗朋友大吃一惊。他很了解自然神论者的主张，他的答复是，他们的怀疑愚蠢地阻挠了难以维持的社会秩序，而那是依赖宗教认可的道德法才能维持的：
只因晦暗不明的道理何必学习，
世人关心者是共同的安宁。
这种论断也可适用于天主教，德莱登据此改信天主教（1686年）。这种改教是否受一年前一位天主教徒登基为英王或受担心津贴无以为继的影响，我们不得而知。无论如何，德莱登在《牡鹿与豹》（The Hind and the Panther，1687年）中，使用全部诗技解释其天主教的见解，一只“乳白色的牡鹿”卫护罗马天主教，反抗代表英国国教会的豹子——“表皮有斑点的最美丽的动物”。两只四脚兽辩论耶稣是否存在于圣餐中，这种图像成为别人讥嘲的对象，不久普赖尔和哈利法克斯爵士仿照该诗作了一首讽刺诗，称为《牡鹿与豹转化的乡鼠与城鼠的故事》（The Hind and the Panther Transversed to the Story of the Country Mouse and the City Mouse，1687年）。
1688年，詹姆士二世逃至法国，德莱登发现又要受到一位新教国王的统治。他仍保持他的新信仰，他的三个儿子已在罗马教皇下面任职，如果，重弹旧调势必显得太不和谐。他勇敢地忍受失去桂冠诗人的头衔和津贴及历史学家的职位。不过，历史的发展更增其悲哀，那些荣衔竟都改归沙德韦尔，德莱登曾封此人为“胡诌大王”（King of Non-sense）和愚蠢的模范。他临老仍以卖文为生。他写了更多戏剧，选译忒俄克里托斯、卢克莱修、霍勒斯、奥维德及珀西乌斯的作品，并将维吉尔的《埃涅阿斯纪》改写为流利而松弛的英雄诗体，并在自己的诗里编入荷马、奥维德、薄伽丘、乔叟的一些“寓言”。1697年，67岁，他写成著名的抒情诗《亚历山大宴会》（Alexander’s Feast），饮誉甚隆。
1700年5月1日，德莱登逝世。其葬礼极为混乱，几个敌对的党派互争其遗体，最后他终于葬在威斯敏斯特的乔叟墓旁。
要爱此人很难。就其各种表现来看，他实在是一位骑墙的机会主义者：在护国主政体得势时代，他赞扬克伦威尔的功业，后又赞扬查理及其情妇；在新教国王的统治下，他赞扬新教；在天主教国王的统治下，他又称许天主教，又以其诗文赚取津贴。他既惹来如此多的敌人，可见他的本性中一定有其不可爱之处。他与其敌手一样，戏剧极为淫佚放纵，诗歌则极为虔诚。其讽刺诗极富吸引力，容易引起人们的同情，以为他就像绑在木柱上的殉道者一样，成为牺牲品。他无疑是当时最伟大的英国诗人。其大多数诗歌是应时而写的。但其讽刺诗仍然存在，因为在以尖酸轻蔑的语气讽刺人物方面，至今无人能与之匹敌。他使英雄双行体发展至精练、易用的程度，使这种体裁独占英国诗坛达一个世纪之久。他对散文的影响更深：他清除烦人的复杂句和外来成语，并加以整顿成为干净利落和通顺的古典文辞。那个时代的人是对的：他们畏他而不爱他，但他们知道，凭借意志力和技巧，他已取得领袖的地位，成为文学的仲裁者和诗坛霸主。他是那个时代的琼森和约翰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