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理二世喜看巴黎的戏剧，因而许可两家剧院演出：一家是在杜鲁利巷的王家剧院（King’s Company），一家是林肯法学会的约克公爵剧院（The Duke of York’s Company）。1705年，女王剧院开设于干草市场（Haymarket），女王却几乎从不前往观剧。查理二世时，两家剧院通常均告客满。清教徒仍然排斥戏剧，1660年至1700年，一般民众是不被允许进入剧院的。观众多数来自宫中喧闹无度的那群人、低层社会人士及在“镇上徘徊的浪人”。严肃的约翰逊博士说：“庄重的大律师出现在放纵无德的剧院大厦会贬损其尊严，年轻律师则会因此损害其信誉。”女人只是观众中的很少数，而且她们还要戴上面具隐蔽其身份。戏剧于下午3时开演，随街灯的改善（约1690年），其开演时间渐改至下午6时。进入包厢的票价为4先令，正厅后面票价为2先令6便士，最高楼座则为1先令。舞台机关设备和换场设备均比伊丽莎白时代的精巧，虽然复辟时代的多数戏剧只要一张床和几条通道就够了。女演员已取代男孩来扮演女性的角色。多数的女演员也是别人的情妇，如玛格丽特·休斯扮演苔丝德蒙娜（Desdemona），是已知第一位在英国舞台上露面的女性（1660年12月8日），即是鲁珀特的情妇。就是在德莱登的《残暴的爱》（Tyrannic Love）中，查理二世开始思慕演维拉丽亚（Valeria）的内尔·格温。观众的个性，对清教的反感，宫廷的道德感，伊丽莎白时代和詹姆士一世时代的戏剧（特别是本·琼森的戏剧）的追忆和复兴，法国剧院和保皇派流亡者的影响，这些混合起来构成了复辟时代的戏剧。
复辟时期最重要的悲剧作者是德莱登。我们暂时将他置于一旁不论，先论托马斯·奥特韦（Thomas Otway）的《保全的威尼斯》（Venice Preserved）一剧（1682年），此剧比德莱登的戏剧还要经久不衰，1904年仍在上演。这是一个爱情故事，背景取自1616年奥苏纳伯爵（Count de Osuna）之友企图推翻威尼斯参议院的阴谋。该剧成名，部分是以喜被妓女痛打的安东尼奥影射首任沙夫兹伯里伯爵，部分则因该剧很像近来天主教徒的阴谋，还应归因于托马斯·贝特顿（Thomas Betterton）和巴里夫人（Mrs Elizabeth Barry）的精湛演技。喜剧的场面荒谬唐突，终场与一般歌剧一样，散布死亡的种子。但情节的构想严谨可取，角色极为突出，演出很富戏剧性。而其无韵诗除马洛和莎士比亚外，堪与伊丽莎白时代的任何戏剧媲美。奥特韦钟情于巴里夫人，她却垂青罗切斯特伯爵。在写了一些成功的作品以后，诗人接着有了连串的败笔，最后竟沦入贫穷的绝境，（据一项记载）死于饥饿。
复辟时代的戏剧值得现代人追念的，是其喜剧。它们的幽默机智、大胆的对话及床上的胡作非为，以及作为一个时代一个阶级的写照，使其大受欢迎。与伊丽莎白时代的戏剧或莫里哀的戏剧相比，它们的范畴要狭窄很多。它们描述的不是生活，而是城中懒人和宫中浪子的行为。它们除了把乡村的生活当作嘲弄的对象或关注丈夫窥伺妻子的私情外，其他概不关心。某些英国戏剧家曾读过莫里哀的剧本或看过其在巴黎的演出情形，有些人借用莫里哀的角色或情节，但没有一位在讨论基本观念的才能方面能与之抗衡。这些喜剧的一个基本观念，就是与人通奸是生命的主要目的和最英雄的事迹。他们的理想男人就是德莱登在《假占星家》（Mock Astrologer）中描述的“绅士、徘徊城镇的男人，锦衣、吃喝、女人俱全”。在法夸尔（Farquhar）的《纨袴子弟的诡计》（Beaux Stratagem）一剧中，某绅士角色对另一位绅士说：“我爱一匹好马，但让给别人了，正像我爱娟美的妇人一般。”——意思并不是他不勾引芳邻之妻，而是他打算取得她的垂青，但让其丈夫养她。在康格里夫的《如此世道》（Way of the World）中，米拉贝尔对其朋友之妻说：“你该讨厌尊夫至某种程度，使你喜欢你的情夫。”在这些戏剧中，爱情只不过是肉体的接触、求取快感而已。我们阅读这些剧本时，急着找出一些高雅，但至多只能得到一些烦恼的伦理学。
威彻利曾左右此时戏剧的形式和发展。他的父亲是古老家庭和继承大地产的保皇派。清教徒得势时，他送儿子到法国受教育，决心不让他成为清教徒。威彻利没有成为清教徒，而是成为天主教徒，使其家庭为之震惊。返回英国后，他不久改信新教，就学于牛津，毕业时未取得学位，以写剧本为生。32岁时，他以《森林中的爱情》（Love in a Wood）一剧而名利双收（1671年），他把该剧献给卡斯尔梅因夫人。在宫中，他受到和蔼的英王的接待，英王发现丘吉尔和威彻利都在贵妇爱情剧中插入英王这个角色，他对此并不抱怨。
在1672年的荷兰战争中，他以绅士应表现的勇敢作战，终保全身而回英国，并以《村妇》（1673年）一剧二度尝到成功的滋味。
威彻利的《村妇》受莫里哀《丈夫学校》、《新娘学校》的影响颇深。其另一喜剧《行为磊落之人》（The Plain Dealer，1674年）将莫里哀《恨世者》中的艾尔西斯特一角改为曼利队长，此人对行为磊落的见解，是可用下流语言痛骂所有的人和事。意外的是伦敦城，甚至郊区各地，都喜欢把生命描绘为连串的肉欲追求，还加上渎神。在坦布里奇韦尔斯（Tunbridge Wells）一间书店，威彻利狂喜地听到一位贵妇访购《行为磊落之人》。她是富孀德罗伊达女伯爵夫人。他努力追求，并与之结婚，结果发现她监视他。夫人暴卒后，他自认现在已拥有她的财产了，但是遗产被重重官司缠结，竟致根本不能动用。由于无法付出他与人约定的债务，他被判决入狱，受了7年的苦。直到詹姆士二世代偿其债，并给恩俸养老。他老年颇不如意，追求女人而自不量力，曾撰写由其年轻朋友蒲柏设法诗化的韵文。75岁时，这位老浪人还娶了一位年轻妇人，10天后他即瞑目不起（1716年1月1日）。
凡布鲁爵士是这些“通奸写实者”中最和蔼可亲的作者。他是典型“约翰牛”的化身，粗鲁、愉快、善良，喜欢英国的食物和酒类，但其祖父为布鲁格（Gillis van Brugg），是来自比利时肯特一地的佛莱芒人，詹姆士一世时才移民至英国。约翰看起来聪明有前途，19岁被遣往巴黎研修艺术。21岁返国，他加入陆军，在法国加莱以英国间谍罪被捕，在巴士底监狱坐了一阵子牢，却在那里完成《激怒之妻》（The Provoked Wife）的初稿。获释后，他多才多艺之手笔尽用于写作戏剧。他自称在6周内完成《复发》（The Relapse）一剧的构想和写作，并公开上演（1696年）。这是一出关于伦敦花花公子霍平顿爵士、克朗赛爵士和淫乱的荷登小姐的热闹讽刺戏剧。自从她10多岁起，克朗赛爵士就把荷登管得很严，对她的天真无邪他甚觉高兴：“可怜的女孩，在花烛夜那天她一定会吓呆的，因为，老实说，她只能从男人的胡须和裤子来分辨男女。”但荷登小姐对自己另有不同的描述：“我希望有位即来的丈夫，哦，老天，我宁可嫁给卖面包的，我真愿那么做。没有人来敲我家的门，这样不久我就等于被关住了。但这里有一个小母精灵可以整天自由自在地在屋里跑来跑去，她倒可以来敲门的。”汤姆·费兴前来求婚时，做父亲的希望他们两人稍等一周，她立刻抗议：“一周，我的天呀！到那时我已是个老妇人啦！”
《复发》一剧极为成功，因此凡布鲁立刻完成《激怒之妻》。这是当时最热门的戏剧之一。半世纪后，戴维·加里克（David Garrick）还因扮演放纵的约翰·布鲁特爵士而轰动伦敦城，这是复辟时代的戏剧中最可纪念的角色。约翰爵士是英国乡绅最卑劣一面的讽刺描写——酗酒、自吹自擂、威胁、诅咒和抱怨“这是一个混乱无神的时代”。他以其对婚姻的意见作为开场白：
吃了过多的肉就是爱情，而婚姻就是它的调味品。两年的婚姻生活已败坏了我的感官。我看到的任何事物，我听到的任何事物，我感觉到的任何事物，我闻到的任何事物，我尝到的任何事物，里面仿佛都有我妻子在。没有男孩会这样厌倦其家教，没有女孩会这样厌倦其衣着，没有修女会这样厌倦忏悔，或许老处女会这样厌倦贞操，如我厌倦结婚一样。
其妻知道了他的见解，想施压力制服他：
布鲁特夫人：近来他待我太野蛮，令我几乎决心扮演爽直的妻子，干脆让他当龟公……
贝林达：但你知道，我们应该以德报怨。
布鲁特夫人：解释起来那可能是错的。
其邻居的幻想夫人（Lady Fanciful）与她有同好，和法国女仆讨论心中的疑惧，该女仆的法语回答可译之如下：
幻想夫人：我的名誉，我的名誉！
女仆：夫人，你一旦失去名誉后，就不必再为它不安了。
幻想夫人：呸！名誉就等于珍宝。
女仆：可那很昂贵，夫人。
幻想夫人：哦！当然，你不会为了一时的快乐而牺牲自己的荣誉吧！
女仆：我是一个哲学家……
幻想夫人：荣誉不允许那样做（约会）。
女仆：要快乐只有那样……
幻想夫人：但理性克服天性时——
女仆：理性很烦人，因为天性是理性的姐姐。
幻想夫人：那么你宁顺天性而逆理性吗？
女仆：那当然。
幻想夫人：为什么？
女仆：因为顺乎天性使我感到很快乐，而顺乎理性只有让我疯狂而已。
或许就是本剧惹火了柯里尔（Jeremy Collier），才使他于该剧制作的次年，撰文攻击复辟时代的戏剧，尤其攻击凡布鲁。柯里尔是英国国教传教士，颇为博学，具有忠于教条的勇气。1685年宣誓对詹姆士二世效忠后，1689年他便拒绝对威廉和玛丽宣誓忠诚。他谴责光荣革命，甚至鼓动人民起来反叛。他即被捕，经朋友苦口婆心的陈情后，他才答应他们保释他。他公然给阴谋推翻他认为是篡位政府而即将被处绞刑的两个人赦罪券。虽被主教指责，并被总检察长起诉，但他拒绝法庭的传唤。他作为有罪之人，直至老死仍受法庭禁令的拘束，但政府尊崇其人格，并未进一步采取对付他的行动。而威廉三世对柯里尔历史性的攻击颇表赞许。
那是指被称为《英国舞台无德及渎神的短评》（A Short View of theImmorality and Profaneness of the English Stage）的文章。该书与多数书籍相似，内容有许多无知之论。这位热情的牧师攻击英国戏剧的很多缺点。他抗议无端提及牧师的剧情，以及有关异教先知、天主教神父及非国教会的神圣等内容。他斥责很多戏剧家，自埃斯库罗斯至莎士比亚，康格里夫和德莱登都在内。他辩称公开舞台丝毫不该以犯罪或不道德为题。
但他的某些谴责颇为合理，因为他到处可以找到明显的目标。他痛责不少复辟时代的剧作家称赞耽溺通奸者，这对观众有不良影响。在一年内，该书是伦敦的谈资。剧作家提出种种辩护。凡布鲁由戏剧转向建筑，10年苦心营建布莱尼姆宫，又以精良的帕拉底欧式风格建筑霍华德堡（Castle Howard，1714年）。德莱登承认罪过，并表示忏悔。康格里夫否认有罪，但主动改革其艺术。
威廉·康格里夫使复辟时代的戏剧发展至最高点，但也到此为止。他生于靠近利兹（Leeds）附近的家庭（1670年），在一连串胜利中，其古老的家庭一直维持尊贵的荣耀。他的父亲曾受命指挥英国在爱尔兰的一支驻军，因此康格里夫是在基尔肯尼学校（Kilkenny School）受教育的，他在该校与斯威夫特坐同一条长椅，然后在都柏林的三一学院是同学，在伦敦中寺法学院（Middle Temple）还是同学。法学院一年级时，他写就《隐姓埋名》（Incognita，1692年）一书，戈斯（Edmund Gosse）赞赏“其中善意的嘲弄和幽默”，并誉为“英语最早的关于礼仪的作品”。约翰逊却说：“我宁可称赞它，而不愿读它。”康格里夫写了第一篇喜剧《老独夫》（The Old Bachelor，1693年）即一举成名。德莱登当时是英国文艺界的领袖，誓言他从未看过这样好的戏剧。不敢确定绅士是否可以写剧本，康格里夫解释该剧的写作“旨在病中自娱”。因此，柯里尔评谓：“他患何病，我不追究，但那一定是比药物更厉害的恶疾。”哈利法克斯同意德莱登的意见，他任命康格里夫担任两个政府职位，使他在作为剧作家之余，还有相当的收入保持其绅士的身份。
他的第二个剧本《两面人》（The Double Dealer，1694年）不算很受欢迎，但德莱登的颂辞将康格里夫与莎士比亚相比，才支撑了这位青年作者的热诚。1695年，25岁，他又作《为爱而爱》（Love for Love），重登舞台，其成功是他一生中的巅峰。柯里尔指责该剧帮助和安慰色情狂。康格里夫无以为复，因此在3年内他完全脱离剧院。他又写《如此世道》（1700年）重回到剧院时，他已成为上述谴责的得益人，已能显示机智而不一定要违反十诫。素来夸张的斯温伯恩（Swinburne）称该剧为“英国喜剧中无可比拟、难以仿效的杰作”，该剧并无邪恶失德的描述。若仅是拿来看看，会发现其谑语很是烦人，令我们想起莎士比亚早期愚拙的剧作，但若搬上舞台演出，或许我们会为其机智显露而着迷。其剧情太过复杂，要费很多时间才能了解轻浮且无足轻重的人物的阴谋和争吵，而结局简直就是荒谬。其中言辞和幽默却颇见精练，其思想的微妙（虽非深奥），足以愉悦从容欣赏的心灵。没有凡布鲁作品的粗鲁讽刺，却有自凡尔赛宫至白厅及复辟宫中轻轻泻出的优雅戏谑。而人物的创造也值得一提。其主人公米拉伯尔是一位不甚动人的遗产猎取者，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他试图娶米拉曼而不是拐诱她。米拉曼是康格里夫最生动的创造，这个女人想要1000位爱人，而且只有10年的美色就要别人终生的倾慕。她答应结婚，但提出条件：
米拉曼：……实在说，米拉伯尔，早晨我都随兴所至，躺在床上很久，很久……
米拉伯尔：还有别的条件吗？……
米拉曼：都是小事——如应有自由……随时可以随心所欲地进餐。当我失去兴味，可以不必提出理由，就在更衣室独自进餐。我的衣橱不可侵犯。我是茶几的唯一女皇，未经许可前你不得靠近它。最后，不管我在何处，你进房之前均须敲门。这些条件同意了，假如经较长时间的考验你仍持久不变的话，我将成为一位妻子。
米拉伯尔：……我提出条件是不是冒昧呢？
米拉曼：……尽管提出……
米拉伯尔：一条是，照约你必须继续跟我一样的爱惜颜面。而当我心里仿佛有股激流通过时，别使它变形凝固……另外，当你生产——
米拉曼：哦！别提这个。
米拉伯尔：可以假定会有那么一天的，那是我们努力所得的恩赐——
米拉曼：可厌的努力！
米拉伯尔：我反对鞭笞、压榨变形，而使孩子的头变得像糖条一样……
这是令人愉悦的生活琐事，好讽刺的对白，刚好安全地剥开生活的表面伪装。
康格里夫本人就代表了许多表面伪装，重形式不重实质，重变化不重统一。他从未结婚，但向许多女戏子大献殷勤。我们没听过令他烦心或令他喜欢的小孩。在咖啡屋或俱乐部，他也是一个好伙伴，而且为高贵的家庭殷勤接待。他吃得很好，双脚因为痛风常常起泡，必须涂上油膏。1726年，伏尔泰拜访康格里夫时，他驳斥法国人对其剧本的赞语，要伏尔泰仅把他看作一个绅士。伏尔泰说：“假如你只是一位绅士，那么我根本不会来拜访你。”
1728年，在赴巴思洗矿泉浴的途中，康格里夫的车子翻倒，他受了内伤而死（1729年1月19日）。他葬于威斯敏斯特，遗言留了200镑给布雷斯格德尔，她正在贫穷中度其老年。整个地产共约1万镑，都遗留给爱女处理，即非常富有的第二任马尔巴勒伯爵夫人。她将此款购买一条珍珠项链，并在桌上同一地方，永远放置诗人的蜡像和象牙质的复制像，其双脚照样因痛风而脓包隆起，涂上油膏。
早在康格里夫去世之前，英国戏院即已开始自清。威廉三世下令宫廷礼宾官发给剧本上演执照或禁演，所有剧本均应从严审查，舆论也转而支持这种检查。安妮女王统治时期，法律禁止在剧院中戴面具，妇女既不得作此伪装，所以对内容不当的戏剧排斥不看。斯威夫特与一群主教的看法相同，斥责伦敦舞台充斥着英国人品性的缺点。斯梯尔提供道德剧《自觉的情人》（Conscious Lovers，1722年），而艾迪生推出《加图》（Cato，1713年），足可媲美法国悲剧。这类突变较早的征象首见于德莱登答复柯里尔的语调。他觉得神学家常常过分斥责剧作家，曾“在许多地方……将实际上并无罪过的话解为渎神和猥亵”。但他又说：
我该说柯里尔先生很少患这个毛病，因为许多方面他待我甚为公正，我对真该视为淫猥、渎神或无道德的思想及描述认罪，并要收回它们。假如他是我的敌人，那么他该获胜；假如他是我的朋友，如同我私下想使他只会成为我的朋友一样，那么他会很乐意看到我表示忏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