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法国人写道“1712年，英国的文学创作在质与量两方面均超过法国”“学术和文化中心……不断向北移”，直到约1700年，英国人“拥有最高创作力的地位”。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呢？英国人会谦虚地回答：“部分刺激来自查理二世及返国的逃亡者传入的法国礼仪，部分则传自笛卡儿、帕斯卡、高乃依、拉辛、莫里哀、布瓦洛、斯屈代里小姐、拉费耶特夫人及住在英国的法国人，如圣·埃夫勒蒙及格拉蒙等。”我们可以看出法国风格对复辟时代舞台上的爱情喜剧和英雄悲剧、仿自伊丽莎白王朝生气勃勃的散文片段及弥尔顿时代的迂回文章均有影响，乃至德莱登写序和蒲柏写诗所用的精致合理的散文，也见法国的影响。有一个世纪之久（1670—1770年），英国文学即使加上韵律节奏，其实质也可能为散文，但属于高雅、明畅、古典的散文。
不过，法国的影响只是一种激励而已，其根本影响在于英国本身，在于其欢欣解放的复辟运动、殖民地的扩张、商业滋润思想、海军克制荷兰以及对法的胜利（1713年），虽然法国已压服了西班牙。因而大英帝国的势力向北推进一路无阻。正如法王路易十四赐作者以养老金作为臣服的赏赐，英国政府同样也给爱国的（或忠党的）诗人或散文家——德莱登、康格里夫（Congreve）、盖伊（Gay）、普赖尔（Prior）、艾迪生、斯威夫特——各种养老金，赐予贵族盛宴、引介给王室或在政府中担任闲职，其中一位还成为国务大臣。伏尔泰极为羡慕这类政治上的优厚报偿。查理二世喜欢科学和美人胜于文学和艺术。威廉三世和安妮女王对文学等闲视之，但他们的大臣——发现在新闻报纸、小册子、咖啡屋及宣传流行的时代，文人颇堪大用——却补助能服务帝王、政党或军队的文人。作家可以成为小政治家，有些人，如普赖尔成为外交官；有些人，如斯威夫特和艾迪生，操纵任官、左右政权。为了崇恩报德，作家们纷纷将著作献予贵族和贵妇，赞颂他们的躯体比阿波罗和维纳斯潇洒美丽，心智则优于莎士比亚和萨福。
金钱奖励之外，自由也促成笔墨之书泛滥。弥尔顿虽用《司法者》一文呼吁，可《执照法案》（Licensing Act）仍未废止。通过该法案，都铎和斯图亚特诸王用检查来控制出版，而该法在不稳定的克伦威尔时代和斯图亚特王朝复辟时代继续生效。但詹姆士二世政府的行动使全国惊慌之际，有更多的小册子作者违抗法律，取悦民众。威廉三世入主英国时，他本人及其辉格党支持者由于亏欠出版界太多，只好反对重订《执照法案》。该法于1694年满期后，即未续订，出版自由自动建立了起来。王室大臣仍然逮捕攻击政府过激的人物，而且1697年的《渎神法案》（Blasphemy Act）仍规定，对基督教义原理质疑者处以重刑。但此后，英国人享有文艺自由，虽然常常被滥用，但对英国人心智的成长提供了相当大的帮助。
期刊迅速增加。1622年后，周报开始发行。克伦威尔仅准两种刊行，其余均予镇压。查理二世准许3种发行，但须受政府的监督，其中之一为《牛津公报》（Oxford Gazette），成为政府代言人。1665年后，每两周或半月出版一次。《执照法案》失效后，很快就有不少新周刊推出。1695年，托利党推出第一份英国日报《邮童》（The Post Boy），但其生命只有4天。辉格党立即推出《飞邮报》（The Flying Post）对抗。1702年，终有《英国日报》（The English Courant）出现，成为英国第一家正常每日出版的报纸——这是一份小报，只印行单页，内含新闻但无评述。就是这些断断续续的小报，终于发展为今天的广告产业。
笛福主编的《评论周刊》（The Review），建立新的标准。该刊每周出版一次，不但有新闻，还包含评论，并最先开始连载小说。斯梯尔发行《闲谈报》（The Tatler，1709—1711年），并与艾迪生两人在发行《旁观者》期刊时，达到当时期刊发展的高峰。托利党政府有鉴于日刊、周刊、月刊发行量较大（4.4万份）且影响力日增，便课以印花税（1712年），0.5便士至1便士不等，意在断绝多数期刊的生路。《旁观者》是因此停刊的杂志之一。期威夫特告诉斯泰拉（Stella）称：“穷苦文人的路已被阻绝。”博林布鲁克于1710年发行的智慧与机智。《检讨者》（Examiner）周刊，拥护托利党的政策。他发现了斯威夫特的智慧与机智。大量资本涌入这一行业。渐渐地，期刊的影响代替了圣坛讲道，为了私人目的而引导舆论倾向，一股新的世俗力量登上了历史舞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