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时期，未曾记载的老百姓道德，也许高于伊丽莎白王朝下的老百姓，因为一则经济常规使他们稳定，他们并没有为恶的财富；二则他们仍然感到清教徒信仰的刺激与监督力量。但在伦敦，尤其是在宫廷，清教束缚的释放与反动，结果产生了一种放纵。脱离了英国本土文化而在法国无拘束环境中长大的年轻贵族，一则在放逐中把道德抛诸脑后，二则在归返时带来一种流动的混乱。为了报复多年的压迫与掠夺，他们尽情调侃清教徒的衣着与言谈、神学与伦理，直到他们阶级中无人敢为文雅说一句话。美德、虔诚与婚姻的忠实成了村野无知的表现形式，而最得意的通奸者——像威彻利（Wycherley）的《村妇》（Country Wife）一剧中表现的——反而成了时势下的英雄。宗教已经真正地丧失了阶级地位而附属于商人和农民。大部分传道家都被压迫成为长脸、长耳、夸夸其谈的伪君子和讨厌人物。唯一适合绅士的宗教是一种温文有礼的英国国教会。那里，主人参加主日仪式，以支持使村民恐惧地狱及在主人桌脚下作简短感恩祈祷的牧师。与霍布斯同为一位唯物论者，比与弥尔顿这位将《创世记》认作历史的目盲的老笨蛋同为一位基督徒更为时髦。在过去20年中过分夸大的地狱，就控制阶级而言，已丧失其恐怖力量。就他们而言，天堂便在当前，在一个从社会反叛和道德抑制中解放出来的社会，在以宫廷和国王为榜样的奸淫、赌博及寻欢作乐风气之下。
宫廷里尚有几位好男女。南安普敦的第四位伯爵和奥蒙德的第一位公爵，都是文雅之士。在英国国教会牧师，甚至在教阶中，还有一些诚挚的宗教之士。女王、范肖夫人、汉弥尔顿小姐（Miss Hamilton）及后来的戈多尔芬夫人，都敢当好人。
阶级越高，道德越低。王弟詹姆士·约克公爵的情妇多得数不过来。还在放逐荷兰期间，他便上了大使的女儿安·海德的床。她怀孕时央求他迎娶她，他予以拖延，但最后还是在她生产前7周（1660年10月22日），暗中使她成为合法的夫人。根据他的自传所记，克拉伦登听悉这场婚姻后，向国王抗议说他对这一结合一无所知。“他宁愿让女儿成为公爵的娼妓，而不愿她当他太太。”如果他们真正结婚，“国王该立刻下令把这个女人……投入地牢”。同时“国会该通过法案，砍下她头颅，他不但赞同，还十分愿意成为第一位这样提议之人”。查理认为是庸人自扰而不予理会。安于1671年死于癌症，时年34岁。
安怀孕之际，詹姆士复与阿拉贝拉偷情。后者的兄弟很世故地予以接受，认为对自己在陆军里的升迁有利。为帮助阿拉贝拉和安，这位公爵尚又补充一些相好。伊夫林特别讨厌他与德纳姆夫人（Lady Denham，1666年）的“无德”。詹姆士皈依天主教，在道德上并未使他有所改变。“他永远在左拥右抱中，”伯内特写道，“在选择上并不十分美好。国王对此曾经评论道，他相信他兄弟差牧师将自己的情妇送给他，作为忏悔。”在这些变化中，与阿拉贝拉的瓜葛一直以一种琴音继续存在。它见证安的死亡和詹姆士迎娶摩德纳的玛丽（1673年）。
我们该补充说，这位约克公爵尚有一些令人赞扬的品格。担当海军总司令期间（1660—1673年），他尽力克服由海军士兵低微的薪水、粮食供应和训练造成的混乱，他凭借勇气与技巧与荷兰人战斗。他能干而忠诚地照管行政的任务。他从未因犹豫而不对兄弟表现热诚，他耐心地等待25年才登上王位。他坦荡、诚挚、易于亲近，但过于看重自己的阶级与权威，因而不受欢迎。他是一位坚定的朋友，却是一位严厉的敌人。他刻苦多于敏锐，一意孤行。
宫廷里仅次于他的，是白金汉第二公爵乔治·维利尔斯（George Villiers）。身为詹姆士一世被谋刺的宠臣之子，他在内战时曾为查理一世也曾为查理二世在伍斯特（Worcester）打仗。这位复位的国王任命他为掌玺大臣。既英俊又机警，既温文又慷慨，他一时以其魅力主宰了宫廷。他写过一出剧名为《预演》（The Rehearsal）的喜剧，只是他的脸庞与财富毁了他。他追逐妇女，放纵嬉戏，大肆挥霍其财产。为了得到什鲁斯伯里女伯爵，竟然与她丈夫决斗。他杀了伯爵。那位快乐的寡妇立刻拥抱着身上仍然沾满她丈夫鲜血的胜利者，继而带着胜利一同返回死难者家里。维利尔斯后遭解职（1674年），自甘堕落，结果死于贫穷和耻辱中（1688年）。
在身材、机智、狂欢与腐败上相与抗衡的是罗切斯特的第二位伯爵约翰·威尔莫特（John Wilmot）。约翰难以置信地以14岁的年龄（1661年）获得牛津的硕士学位，17岁时受召入宫，担任国王宫内的参赞。查理一再驱逐他出宫，但一再让他回来，颇为欣赏他的机智。与白金汉一样，罗切斯特也是一位模拟专家。他乐于乔装为一位门房、乞丐、商人和德国医生，他模仿得惟妙惟肖，竟连最亲密的朋友也连连受骗。充当医生时，他假装以其星象学知识来治疗疑难重症，他吸引了数百病患，还治好了其中数位。不久，宫里的贵妇也前来求医，即使那些跟他很熟的人也认不出他来。他几乎在这些乔装里追逐妇女，完全不顾她们的阶级地位，她们也在追逐他。他以写讽刺的猥亵文字以自娱，并因醇酒和女色摧毁健康，还夸口说连醉5年之久。他33岁时死于贫穷与忏悔中。
宫廷里像他这样的人不知道还有多少，因此，本人在通奸上绝非业余家的佩皮斯，也怀疑“如此多的……醉酒、赌咒与乱爱，何时得了”。或像蒲柏（Pope）在《论批评》（“Essay On Criticism”）一文中，以对国王并非完全恰当的词句写道：
当爱情全成了一个安乐王朝的关注物，
罕在议会，从未在战争里，
荡女主政，政治家唯闹剧是写；
不，机智者享年金，年轻皇贵拥智士……
羞怯之扇不再上举，
少女对着从前羞赧之事微笑。
妻子与丈夫同样不贞，也被视为当然。这些人只要求他们的情妇忠实。安东尼·汉弥尔顿以法文所写的菲利贝尔伯爵的回忆录，读起来似乎是这位伯爵在查理宫廷的快乐放逐中，所目睹的一系列情场得意者与失意者的故事。
时光尽虚掷在跳舞、赛马、斗鸡、打弹子、打牌、下棋、室内游戏及纵情的化装舞会上。这样，伯内特说道，“国王、王后”及“宫廷上下全都戴起假面具，步入不知名的房舍，跳舞其间，大为狂欢”。游戏经常投以高额赌注。“今晚，”伊夫林说道，“按照习俗，国王陛下开启狂欢之幕……他亲在密室投下骰子……而输去了100镑（前一年，他赢了1500镑）。贵妇们也玩得十分沉迷。”宫廷在赌博与乱交方面树立的榜样，传遍了上层阶级。伊夫林提道：“英国的堕落子弟，其淫乱放荡的疯狂程度，远超过其他任何文明国家。”
因爱情而步入婚姻之人为数日增，我们也听到一些有如多萝西（Dorothy Osborne）与威廉·坦普尔的美好例子。这被证明是快乐的婚姻，但多萝西写道：“如果我们不看千百队如此结合的夫妇，几乎罕有一例可资效法而事后不后悔，那么，为爱情而结婚便是绝无可谴责之事。”写信给一位年轻女郎谈论其婚姻的斯威夫特提道，“那个人是你父母选来当你丈夫的”，同时写道，“你不过是一个谨慎与温顺的配合者，没有那可笑情欲的任何障碍”。“我结婚的第一意向，”克拉伦登回忆道，“除了渴求一笔方便的财产外，别无其他情欲。”
理论上，丈夫可以完全控制太太，包括她带来的嫁妆。在各个阶层，丈夫的意志便是法律。在下层社会，他动用他的合法权利鞭打太太，但法律禁止他使用粗于拇指的任何棍子。除了上层阶级的伦敦，一般家规都很严；在伦敦，克拉伦登抱怨父母对子女没有权威，而子女也不顺从父母，只是“每人各做自己眼里看来对的事情”。离婚甚少，但国会法案可能准予通过。与路德和弥尔顿一样，伯内特主教认为多婚制在某些情况下可予通融，同时向查理二世提出这一计划，因为王后不育之故。但查理拒绝进一步使其妻难堪。
犯罪继续威胁着生命与财产的安全。小偷和扒手成帮结队，夜晚大肆活动。法律禁止决斗，但仍留为绅士的特权。决斗时倘遵照规则，胜利者通常以短暂和礼貌的坐牢而脱卸因杀人而招致的死刑。法律试图以我们今日看来野蛮的惩罚来吓阻犯罪，但也许必须动用尖锐的尺度以刺透鲁钝的心灵。叛国罪的惩罚是折磨与死亡；谋杀、重罪或伪造钱币，则施以吊刑；杀害亲夫者，当被活活烧死；细微的盗窃处以鞭笞或割其一耳；在王宫前敲击任何人，断其右手；伪造、欺骗、偷减斤两尺寸，将招来枷刑，有时将两耳钉在板上，或以一根热铁穿舌。观众通常以目睹这些惩罚为乐，同时还以假日精神围观囚犯处绞。在欢乐王朝下，有1万人负债入狱。监牢污秽，但可贿赂狱卒提供一些安适之物。惩罚较近代的法国严厉，但法律较为自由。在英国没有秘密逮捕令，而且还有人身保护令和陪审制度。
社会道德也普遍放纵不检。慈善事业日渐增加，但英国境内的41家贫民救济院，也可能仅仅是强者贪婪的另一面。几乎每个人玩牌时都在作弊。腐败在各阶层里都很普遍。商业行号发行新股票，伪造账目，对政府索价高昂。议决用于陆军或海军的资金，部分流入官吏和宫臣的口袋。达官显要，即使薪金丰厚，也出卖官衔、契约、委托、任命与宽赦，其规模大得使“常薪成为最小额的收入”。政府的高官像克拉伦登、丹比（Danby）、森德兰（Sunderland），几年内都成了巨富，购买或建造远非薪水所能负担的房产。国会议员将其投票权卖给阁臣，甚至外国政府。某些投票，曾有200位议员由于部长的贿赂而“放弃”反对。1675年，据估计，平民院2/3的议员受到查理二世的酬庸，其他的1/3则受雇于路易十四。每当法国国王觉得查理超越波旁王室的政策而导致麻烦时，便贿赂议员投票予以反对。至于查理，他一再从路易那里接受大笔款额，同时在政治、宗教、战争上玩玩法国游戏。这是历史上最欢乐、最腐败的社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