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60年，英格兰和威尔士的人口约500万人。1700年，可能增加到550万人。它依旧不及法国和德国的1/4，也不及意大利和西班牙的人口多。约有1/7的人民（自由民）拥有耕植的土地，耕种贵族和乡绅土地的佃农也约占1/7，其余的人住在城镇。
由于人口的增加，每个家庭的木材供应量骤降，煤在家庭和商店中的使用日增。采矿和冶金术的发展使谢菲尔德成为铁业中心。生产和蓄财的热潮在英国高涨。制造厂主人要求国会通过法律，强迫懒人工作。国内的产业，尤其是纺织业，越来越添用童工。笛福见到科尔切斯坦（Colchester）和汤顿（Taunton）这两个地方“城里面或附近的村庄没有一个5岁左右的小孩”。
大多数工业是在私宅或家庭式的店铺中进行，工厂制度已在纺织业和铁业中扩展。1685年的一本英国刊物说，制造厂商花费巨资建造整排大楼，其中有羊毛整理师、梳毛师、纺织工、织工、制衣者、染工等在一起工作。我们听说一个这样的工厂有员工340人。1700年，格拉斯哥（Glasgow）有一家纺织工厂雇用了1400人。劳工的分工逐渐向专业化发展，佩蒂爵士1683年说：“就制造一个钟表来说，若是一个人做转轮，一个人做发条，一人做雕刻针盘，另一人做盒子，这个表将比一切工作都由一个人做，要来得便宜和精良。”
农业工人的薪资依然由地方长官依伊丽莎白时代的《学徒律》（Statute of Apprentices，1585年）确定，而且任何一个雇主付出或任何一个雇员收受多出固定薪资，会被处刑。这个时期，农业薪资每周5至7先令，附供膳食。工业界薪资稍高，平均每天1先令。房租也相当低，伦敦中等大小的一栋房子，年租约30镑。啤酒价廉，但糖、盐、煤、肥皂、鞋子和布料1685年时的价格和1848年一样。谷物价格从1500年到1700年上涨了5倍。劳工阶级吃的是由黑麦、大麦、燕麦等做成的面包，小麦面包是富人家的奢侈品，而且穷人难得吃肉。大家的贫困被视为一种正常状况，虽然这时可能比中世纪末要严重。罗杰斯（Thorold Rogers）如是说：
17世纪的地主们努力要从其房客处挤出租金。他们竭尽全力，把不足温饱的薪金强加于工人身上。他们竭尽全力，利用立法机关以便从消费者处获得他们那份薄薪……这种种历史事实简直太多了。
1696年，金（Gregory King）估计，英国1/4的人口依靠施舍度日，而收来赈贫的钱占全部出口贸易的1/4。富者骑到贫者头上的胜利如此彻底，以致工人和农民无力反抗。同时，英国的阶级斗争已经沉睡半个世纪之久了。
英国国教会在查理一世时，尚敢为贫人仗义说话，现在，从清教徒革命中得出结论，其利益唯有他们完全认同于有产阶级的利益时方可获得最好保障。国会属于一个地主、制造商、商人、金融家等的结合体。国会针对雇主们的意见，要求放宽法律，由经济法则自行决定经济行为。17世纪结束前——远在亚当·斯密之前——英国已听到雇主阶级呼吁经济自由，使商人免受法律、封建及公会阻碍的雇用、生产和贸易的呼声。公会的约束规避了，学徒制度也没落了，地方市长决定工资之事也被富裕的雇主和饥饿的雇工之间相对的交易取代。就在这种企业家力求拥有免受法律和道德约束的自由的喧嚣声中，现代的自由观念萌发了。
商业现在对英国经济至为重要，在争取国会同意的资金上也极为重要，即使地主控制的政府，也必须朝此方向努力，立法机关在荷兰、爱尔兰、苏格兰皆争相扩张之际同意英国交易。爱尔兰的牛、羊、猪完全被禁止输入英格兰（1660年）。苏格兰的谷物也被禁止入口，对苏格兰的输入品则征收高税额。由于查理二世与凯瑟琳结婚，英国与葡萄牙也缔结盟约，这个同盟使它们与荷兰重启战争。坚决地占领直布罗陀，受到扩张英国商业及给予英国商业军事保护的希望的激励。由于战胜荷兰，英国商业1660年至1688年倍增。查理二世给他妹妹的信上说：“最近于国民之心的事即是贸易，而且全神贯注为之。”商业财富现在可与贵族的土地匹敌。
英国商业向四方扩张其据点。在纽约、新泽西、宾夕法尼亚、卡罗莱纳和加拿大都发展着新殖民地。东印度公司获赐对其可掌握的全部印度有全部权利；它有自己的海军、陆军、城堡、货币和法律，有宣战或媾和之权。孟买是1661年因婚姻而获得。曼哈顿是1664年征服得来，同年，英国夺取了荷兰在非洲西海岸的占领地。这些殖民地使人们滋长了“诱拐当水手”的劣习，年轻的英国人被诱骗往殖民地工作，把他们灌醉或把他们击昏，然后带到一艘要启碇的船上，事后再向他们说明，他们已经签了一纸契约。法律禁止此事，却未实行。国会对此事完全了然。1642至1649年以及1688至1689年的革命政治的结果固然是国会战胜了国王，同样地，经济革命也使国会被商业、工业和金融业控制。
伦敦现在已有数百名金匠摇身一变成为银行家，他们付60%的利息给存户，而以80%的利息贷出。查理二世一直想方法规避国会对钱袋的控制，因此大量向这些银行家借款——1672年1月2日前，他已欠了1328526镑之多。当天，查理二世的国务会议即将与荷兰开战，宣布“财政部停付”（政府债务停付一年利息）而使金融业大为震惊。恐慌因之而起，银行家拒绝履行其对存户的义务或信守他们与商人的协定。国务会议郑重发誓在年底恢复付息，方才平息了这一风波。1674年恢复付息，本金也在新政府的契约下偿付了。因此，事实上，1672年1月2日象征着英格兰国家公债的开端，这是英国财政上的新发明。
伦敦是银行公司和商业巨子的大本营，现在也由于价格制度而从粮食、货品制造商处搜集得来的财富，成为欧洲人口最多的都市。巨商富贾的大厦在奢侈上——而不是在格调上——与贵族们媲美。商店鳞次栉比，招牌生动，直棂的橱窗中摆着来自全世界的货品，只有少数人才买得起。 只有主要的通衢大街才铺设圆石。1684年后，直到无日光的深更半夜，街道上才依稀点上街灯（每10家内立一盏街灯）。街上空无一人。白天，街上交通拥挤、嘈杂，小贩们用篮子、手推车或独轮车装着各种日常生活用品，如杀鼠剂等，沿街叫卖。乞丐和盗贼四起，街上也有街头艺人卖唱以求维生。商业中心称为伦敦城，由一名市长、一个德高望重的元老理事会和由各区房主选出的平民委员会管治。在此西边即是政治中心——有威斯敏斯特、威斯敏斯特宫（国会会址）和白厅、圣詹姆士皇家宫殿。在此外围是贫民窟，滋长着多产的穷人。当地路上毫无铺设，马车傲然驰过，把狭街上紧挨着墙脚的行人溅得一身泥水。当地的房子密接，顶层几乎紧合，因此阳光少有机会照下。当时伦敦尚没有下水道，有的是户外厕所和化粪池。车子把废物运往市区外倾倒或偷偷地、违法地把它们倒进泰晤士河。
空气污染已经是一个问题。1661年，伊夫林应英王之请，准备并刊行了《除烟谈》（Fumifugium），一个清除伦敦上空臭气的计划。伊夫林说：
大量地燃烧煤炭使伦敦成为最脏乱难住的地方……而这些来自制酒厂、染厂、石灰厂、盐厂、肥皂厂等私人企业的烟囱，一个烟囱的排烟几乎可和全伦敦家用生火所排的烟量相等……伦敦似乎已不是一个理性动物的集居区，而像埃特纳峰（Mt.Etna）边或是地狱旁……来往伦敦的人在几里外还没看到城就可以闻到这种味……这种刺激性油烟……对肺是有害的，常吸更会加剧，自伦敦每周的死亡报告数字上就可看出。
伊夫林向国会提出一个草案，欢迎这个草案的是比较富裕的工业家，而不是无组织的大众。国会对此置之不理。13年后，布朗爵士（Sir Thomas Browne）发出医学上的呼吁以警告：
沟内和脏地，及工厂中排出臭的废料而散发成气……生煤造成的烟雾……被人吸入后，都产生不良的效果，对血和呼吸器官都有害。
污浊的空气、简陋的卫生设施、恶劣不适的食物，使人们每年都担心时疫流行，而只要环境略合，就会爆发瘟疫。佩皮斯在1663年10月31日的日记上记道：“瘟疫在阿姆斯特丹颇为流行，我们担心此地也会发生。”从荷兰开到英国的船只要接受检疫。1664年12月，伦敦有1个人因瘟疫而死；1665年4月有2个人；5月，有43人死亡，而且一直持续到酷热的夏季。雨水极少，无法洗净街道，传染病盛行，伦敦陷于恐怖中，察觉到自己面临的情形有似记忆犹在的1348年的黑死病。笛福当时还是6岁的孩童，1720年还能记得一些零星片断，他写下一半虚构的《瘟年日记》（Journal of the Plague Year）。这几乎被认为是历史：
从6月的第一个周起，传染病以可怕的速度传播，死亡率记录大增……任何人能瞒住得了病的，都瞒了它，以免邻居嫌他……及政府来封屋……6月……有钱人都逃赴外地……在威加普（Whitechapel），只见各种载着女人、孩子和物品的驮车，更多的男人骑着马……真是一幕可怕的景象。
毁灭的恶兆和预言加重了恐怖。戏院、舞厅、学校、法庭全部关门。国王及其朝廷于6月移往牛津，他们祈祷上帝保护他们，不要被传染，虽然谣言纷起，认为他们的不道德才使上帝降此瘟疫作为天谴。坎特伯雷大主教留在兰贝斯岗位上，每周发数百镑照顾病人和料理死者。市府官员留下来英勇地工作，英王在一周内送来1000镑，伦敦城的商人送来600镑。许多医生和牧师逃走，也有许多人留下来，很多人死于时疫。每种治疗法都试过，样样无效，人们转而求助于神迹的护身符。
佩皮斯说（1665年8月31日）：“本周死了7496人，其中6102人死于瘟疫。”掘墓工人成车地载走倒毙街头的死者，把他们埋在沟中。1665年，约有7万伦敦人，即全部人口的1/7死于瘟疫。12月，传染病停止了，人们渐渐回来工作。1666年2月，朝廷回到首都。
生返者几乎没时间来恢复他们的损失，伦敦又遭到一场灾祸。1666年6月，荷兰人大胆地驶进泰晤士河，在河上炮轰英国船，整个伦敦都听得见，灾情很惨。9月2日，星期天清晨3点钟，布丁街一家烘焙面包店起火，火势蔓延3天，几乎烧掉了整个泰晤士河北岸的区域。当时的房屋几乎全是木造且紧靠一起；许多人全家外出到乡间度周末，空无一人；店铺里摆满了油、松脂、沥青、大麻、亚麻、酒和其他易燃物品；一阵强风助长火势，一屋一屋、一街一街地蔓延开来；而且在深夜缺乏组织和设备来对付这场大火。伊夫林当时正在南沃克（Southwark），他奔到河岸时：
我们被挡住……整个城都在一片可怕的火海中，火势直逼水边。我们在那里瞧见……水边整个城市都陷入恐怖的火海中，伦敦桥一路的所有房子，所有泰晤士的街道，靠近齐普街（Cheapside）上方一带……过火面积如此之大，人们如此震惊，从一开始，我不晓得是因为沮丧或疑惑命运何以至此，他们几乎都不做扑灭之举。除了一片哭喊和哀悼，像失魂落魄的生灵四处奔跑外，别无所闻、所见……大火烧毁了教堂、公厅、证券交易所、医院、纪念馆、装饰物……房舍、家具及其他一切东西。我们在这里看到泰晤士河漂满了各种货品，各型船只负载着有些人凭时间和勇气抢救出来的东西。河的另一边用驮车等物把各种运得动的东西载到田野，散置达数十英里远。灾民在那里搭盖帐篷，以便寄宿、寄物。啊，多么凄惨不幸的景象！这一意外，自世界创造以来，前所未见……天空一片火光，像是燃炉之顶……上帝赐我两眼，绝不料会瞧见现在1万户以上人家尽在一片大火中。一阵阵猛火的噼啪、爆裂、轰隆之声，妇女、小孩的尖叫，人们的四散奔走，高塔、房舍、教堂的崩塌犹如一场猛烈的暴风雨。周遭的空气炽热，迫使人们无法上前，只有让城市任凭烈焰焚烧，其范围几乎长达2英里、宽达1英里。
在这次危机中，英王和他那位不受人民喜欢的弟弟詹姆士表现颇佳：亲自参加救火行动，指挥并拨款赈灾，提供食物与住所给无家可归者。而且，他们力排众议，坚持炸毁房屋以阻火势进展，这救了泰晤士河北岸半市。伦敦城的商业中心几乎全毁；政治中心威斯敏斯特区则幸免于难。合计2/3的伦敦被毁，包括13200户房屋，89座教堂，古老的圣保罗教堂也被毁。只有6个人罹难，但20万人失去房屋。绝大多数书店被毁，价值15万镑的书付之一炬。全部损失估计1073万镑。
这次火患后，伦敦市政府组织了一个救火部；消火栓被置于主要的水管线上；每个工会都指定部分会员一听到火警就立刻出动救火；而且，一旦市民或警长召集，全体工人都要立刻报到。慢慢地，伦敦重建了，不是更美丽，而是更充实。皇家敕令以砖或石块取代木料为建屋材料。高耸入云的大楼不见了。街道修造得广阔平直，以平坦的石灰石铺设，而且留有人行道。卫生设施予以改建，大火摧毁了许多污物、鼠、蚤、病菌。伦敦不再有瘟疫。雷恩也重建了圣保罗教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