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查理一世送上断头台（1649年1月30日）后，获胜的清教徒面临在历经七年内战而紊乱无章的英格兰重建新政府、恢复生命和财产的安全等问题。残余国会（Rump Parliament）——长期国会（Long Parliament）经过1648年的普莱德大整肃（Pride’s Purge）后，剩下的56名活跃分子组成的国会——宣布：平民院拥有最高权力，废除贵族院（1649年2月6日）和君位，任命一个国务委员会作为行政机关。国务委员会的成员是3名将领、3名贵族、3名法官及平民院的30名议员。这些人全是独立派人（Independent），即共和派清教徒。5月19日，平民院正式建立大英共和国，并宣称：“英格兰此后将成为一个共和政体或自由邦，受国家最高权威、人民在国会之代表、暨受奉派为国务委员者，为人民之福祉而统治。”这个共和政府并非民主政治，国会宣称它奠基于民主原则之上，但克伦威尔说过，在战时排斥保皇派分子，在大整肃时也摒弃了长老会教徒（Presbyterians），它“经过了筛选淘汰，已变成一小撮人”。当初，国会仅由有产者选举，现在全国各郡在残余国会中均无代表。它的权力不是依赖人民的委任，而是军队的支持。只有军队可保护它免遭英格兰的保皇党、爱尔兰的天主教徒、苏格兰的长老会教徒及军队中的激烈分子等的叛乱的威胁。
为了适应政府的开支和必须付给军队的欠饷，残余国会和英王一样，大肆征敛巨额税款。它提议凡是投效查理一世麾下军队者，其财产一律没收充公。不过，在多数情形下，它折中地以接受一笔相当于财产价值1/10至1/2的罚款，作为抵偿。许多年轻的贵族在英格兰沦于赤贫之域，而移民往美洲，衍生了华盛顿（the Washingtons）、伦道夫（the Randolphs）、麦迪逊（the Madisons）、李氏（the Lees）等显赫世家。 有些保皇派领袖被处死，有些则锒铛入狱。即令如此，保皇运动仍极为棘手，因为保皇的情感在民间仍占优势。把查理一世处死，反倒使他由一名横征暴敛者变成了一名烈士。查理一世受刑后10天，就有一本名为《妖魔形象》（Eikon Basilike）的书出现。作者高登（John Gauden）是一名长老会传教士，此书旨在传述查理一世于死前不久，亲笔写下的思想和感触。其中部分可能依据查理一世遗下的信札阐明发挥。无论怎样去看，这呈现的是一位心肠慈善的统治者，真正地要保护英格兰，而与不仁的寡头暴政相抗。一年内，这卖了36版，译成5种文字，即使弥尔顿的《偶像的破灭》（Eikonoklastes，1649年）的影响也未必超过它。它造成推动大众反新政府的反应，也鼓舞了遍布英格兰各郡的保皇派间谍立即开始煽动，期使斯图亚特王朝能够复辟。国务委员会针对这项活动，普遍设置效率极高的间谍密探，而且大肆逮捕可能筹划叛变的首脑人物。
另一个极端是，少数平民和大部分军人要求更为彻底而略带共产主义性质的民主政治。激烈的传单和小册子满天飞，利尔伯恩（John Lilburne）上校一个人就写了上百本小册子，弥尔顿在这时还只是一个小册子作家，而非诗人。利尔伯恩攻讦克伦威尔，称他为暴君、变节者、伪君子。一位作家埋怨说：“你将难得向克伦威尔进言，一进言他就会以手贴胸，仰视苍穹，要求上帝做见证。他会低泣、会咆哮，也会懊恼后悔万分，其实却在内心窃笑。”另一位小册子作家问道：“从前，我们受国王、贵族院和平民院的统治，而今，则受到将军、军事法庭和平民院的统治。试问，这又有何不同？”新政府感受到压力而不得不严格管制舆论和传教布道。1649年4月，利尔伯恩和其他3个人，因为发行两本描写英格兰“陷于新枷锁”的小册子被捕入狱。军队大哗，要求释放他们，他们的妻子也威胁说，若是囚犯受害，则克伦威尔将有生命之险云云。利尔伯恩自狱中送出一份颇具挑衅意味的《举发克伦威尔和艾理顿叛国弑君书》（Impeachment of High Treason against Cromwell and Ireton）给出版商。10月，这4名作家的审判轰动一时，引来数千人麇集法庭旁听。利尔伯恩向法官挑衅，并向陪审团申诉。当4人全部宣告无罪，群众“一致发出一阵响彻云霄的大喊，相信这是市政厅前所未闻的巨大喝彩，历半小时未停，法官们因之害怕得脸色苍白”。几近两年，利尔伯恩成为军队的英雄。1652年，他被放逐；1653年返乡，再度被捕，8月再度获判无罪，但他被囚于牢中；1655年，获释出狱；1657年去世，享年43岁。
有些“平等主义者”的要求远超过利尔伯恩和民主政治，他们要求公平分配。他们问道：为什么应有贫富之分？为什么某些人应该挨饿受冻，富人却垄断了土地？1649年4月，一位名叫埃弗拉德（William Everard）的“先知”，带着4个人到萨里（Surrey）的圣乔治岭（St.George’s Hill）。他们占了部分停耕的土地，掘土、播种，并号召从者；约有30个人加入他们的行列，后来这批人被称为“挖地派”（Diggers）。据呈报给国务委员会的一份报告说：“他们威胁邻人，不久即会使所有人全都来到岭上，参与劳动。”埃弗拉德被拖至全军统帅费尔法克斯爵士（Sir Thomas Fairfax）跟前。他解释说，他的从徒预备尊重私人财产，“只会触动那些普普通通、荒芜未耕的土地，让这些土地肥沃丰收”，但他们希望“有朝一日，忽然所有的人都愿意抛弃他们的土地和产业来归，向这个丰饶社会屈服”。费尔法克斯认为他是一个无害的狂想家，把他释放了。1649年4月26日，他们中有个叫温斯坦利（Gerrard Winstanley）的人发表一篇宣言《真正平等主义者的高度标准》（The True Leveller’s Standard Advanced），继续这一运动。宣言中说，“创世之初，造物主把地球作为兽类和人类的共同财富”，但坠入无知之渊的人类，不去役使田野上的走兽，却自相奴役，土地任由统治者买进卖出和圈围，成为少数人的所有。全体地主都是窃贼。唯有恢复公有制，才能制止一切罪行和仇恨。温斯坦利在《自由法则》（The Law of Freedom，1652年）一，要求共和政体建立一个无买卖、无律师、无贫富分别的社会；凡人皆须强迫工作到40岁，方才免除辛勤做工之劳；选举权应开放给全体成年男性；婚姻应取民事仪式，允许自由离婚。“挖地派”后来放弃了他们的计划，他们的宣传却深深刻进英国贫苦人民的记忆中，或许也曾渡过英伦海峡，进入法国或越洋至美洲。
克伦威尔本人是一个产业主，对人性颇为了解。他毫不信任这种公有财产制和成年选举权的主张。以暴力推翻一个政府后，无可避免地会产生一片紊乱，这时极需中央集权，克伦威尔对此深为赞同。许多恨他是一个弑君者的人，一度却欢迎独裁统治，认为唯有以独裁统治才可避免社会和政治解体的危机。甚至军队听到爱尔兰和苏格兰正在酝酿反革命行动时，也乐于在他的铁腕领导之下去敉乱。这批乱党追求的不是民主的乌托邦，而是恢复君位，进行报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