荷兰绘画的巅峰时期已经过去了。新的购画者人数众多，但都不富有。他们喜欢买小一点的画，但在这些小而精致的画中，要以写实的方式表现出一些事情，让大家一眼就看出，那是他们生活被提炼出的一部分，或经润饰后而美化的部分，要不然就希望那些画能引起人们极微妙但很平常的感触。或者，那些画可以使人放开眼界，走进优美的风景里。荷兰的画家们为了满足这种需求，只好用更精细的方式来处理画中的线条、明暗或颜色，并把这些艺术作品费尽心思、小心翼翼地挤在很小的一个空间里。欧洲和美洲都有很多此类艺术家，由于彼此之间的竞争十分激烈，他们不得不以最快的速度画出许许多多小画，再以最低的价格出售。现在世界上几乎没有一家博物馆，不挂上几幅这种小画。我们必须简单地介绍一下那位不幸却十分快乐的画家扬·斯泰恩（Jan Steen）、最伟大的风俗绘画家维米尔（Jan Vermeer），及举世闻名的荷兰风景画家雅各布·范·雷伊斯达尔（Jacob van Ruisdael）。
扬·斯泰恩是莱顿一个制酒商人的儿子，曾经在海牙、代尔夫特和哈勒姆工作过，最后成为莱顿一间酒吧的管理员。他属于自我奋斗成功。他的人像画在荷兰艺术界与伦勃朗齐名。1649年，他23岁，娶了画家霍延（Jan van Goyen）的女儿玛格丽特为妻。她唯一的嫁妆就是她的面孔和身段。但有一段时间，她是供给他灵感的模特。他的画售价非常低。1670年的一天，一个药剂师冲进他的房里，把他所有的画搜出来进行拍卖，以所得的价款抵偿10基尔德的欠债。他早期的作品多半以喝酒的乐趣或罪恶为主题。最好的例子是一幅名叫《放荡的生活》（Dissolute Life）的画。画中有一名女子喝得昏昏沉沉，另一个女子因酒醉睡着了，一个小孩从碗橱中偷东西，一只狗爬到桌子上吃剩下的食物，有一位修女刚刚走进来，正打算开始一项说教，说明饮酒的害处。画中的每个人或物，完全是按照艺术的规则、和谐的韵味而组成，通过图形上的混乱再次表达出来。还有一幅内容比较可爱的画，使它那不适当的名称《动物展览》（Menagerie）变得生动起来。画中有一个小女孩在喂小羊喝奶，许多家禽在附近昂首阔步地走着。一只孔雀站在一棵枯萎的树上，长长的尾巴垂向地面。成群的鸽子栖息在高处，还有一只鸽子从远处的街道上凌空飞来。这是一幅简单而美妙的田园图画。这幅画使所有哲学上的难题都显得毫无意义。这就是生命，画中的每种动物，都为了自己认为很充分的理由而活着，不管将来如何。扬·斯泰恩走出酒店时，他用画笔让我们看到了荷兰文化中光明的一面：其中有令人心旷神怡的室内装潢，上音乐课，嘉年华会，快乐的家庭，还有在《快乐的一群》（The Merry Company）中，正在抽烟的他自己。也有他在弹琵琶的自画像。后来，他的作品售价过低，使他心灰意冷，只好又回到卖啤酒的老本行。他经常借酒浇愁，烂醉如泥，仅53岁就去世了，留下400幅未出售的画。
只要看一眼维米尔的《少女的头像》（The Head of a Girl），就可以很清楚地看出，这位画家生活的世界和艺术造诣，跟扬·斯泰恩几乎完全不同。他这幅无价之宝的画，1882年曾以两个半基尔德的价钱拍卖出去。现在，许多著名的绘画批评家认为它是“世上最好的十余幅画之一”。画中的少女，很明显来自一个好家庭并有一个好家世。她一双清澈明亮的大眼睛，不含一丝畏惧的阴影，甚至连一点正常的少年们应有的彷徨神色也没有。她静静地享受人生的乐趣，她对人生的乐章反应灵敏。而且，这幅画像也让人看出画家在配色、线条及光度方面所花的心血和工夫。他的画笔如此惊人地向人们传达着同情与了解。
维米尔于1632年出生在代尔夫特，据我们所知，他一生都住在那里，1675年43岁时，也死在那里。他20岁时结婚，有8个孩子。他的画很值钱。他每画一幅画都很认真，要花费很长一段时间，仔细琢磨。而且，他花很多钱买画，所以他死时负债累累，他的未亡人必须向破产法院请求协助。但他现在仅存的34幅画中，都显示出他的生活环境像中产阶级那样舒适。有一幅画，画的是他在画室中工作。他戴着绒毛的软帽，穿着多色的短皮背心，袜子有点皱，好在是丝织品。臀部有点肥大，表示他因环境不错而发福了。他住的地方是代尔夫特的高级住宅区之一。也许是住在市郊某处，从那里他可以画出《代尔夫特景色》（View of Delft）这幅画。他似乎比现在的画家们更安于家居生活，爱护家庭的感情。可是，维米尔的家似乎成了他的象牙之塔，他的妻子也因能帮助丈夫而感到骄傲。在他的《耶稣、玛利亚与马太》（Christ with Mary and Martha）的画像中，他使马太和玛利亚站在同一平台上，他画中的女人，已不是在荷兰艺术品中偶尔会出现的、有一堆肥肉的庞然巨物，她们都是比较注重修饰而富于感情的。甚至于像《女主人和女佣人》（Mistress and Maid）这幅画中的女人，穿着漂亮的长袍，有着细心保持的优美身段，头发式样也经过了仔细地梳理。乐器的陪衬使女子变得更加高贵，如《坐在小键琴边上的女士》（Lady Seated at the Virginals）。维米尔的画，如果是叙述家庭生活的片段或抒发情感，都是以简单而平凡的日常生活小节来表示，从不描写一大堆人从事复杂而混乱的活动。他最多画一个单独的女子，正在静静地读一封信，或是正在专心地缝纫，或是正在欣赏自己戴一串项链的模样；要不然，就是在缝衣时睡着了；再不然，干脆就是一个女孩在微笑着。维米尔以最完美的艺术方式，表现对一个好女人和一个好家庭的感激。18世纪，他几乎完全被人遗忘了，他的小小的“巨作”，常被人认为是霍赫（Hooch）、泰勃赫（Terborch）或伦勃朗的作品。1858年，人们才把他的名字从坟墓里挖出来。现在他在荷兰画家中的名气仅次于伦勃朗和哈尔斯。
有一样东西，在荷兰的风俗绘画中是不大容易找到的，那就是在城市四周的大自然美景。意大利的普桑，曾经抓住了大自然的新鲜空气和原野美景。英国在下个世纪，将要发现自然的美。而这时的荷兰画家们，也暂时抛弃了他们简单或华丽的内部装潢，把画架搬到室外去捕捉溪流中诱人的涟漪、静谧而慵懒的风车、正在萌芽的稻田，还有那千年古木。外国驶来的船只在拥挤的港口中随风摇晃着。变化万千的云彩在天空中游移着。世人都十分熟悉霍贝玛（Meindert Hobbema）画的《米德哈尼斯路》（Middelharnis Road），以远近距离的配合表现马路渐渐消失在遥远的空间。但他的《红屋顶的水车》（Water Mill with the Great Red Roof）更富于美感：一头肥胖的牛，在青葱的沼泽中行走；一匹马因为口渴，停在一家小客栈前，或一艘帆船逐渐消失在海上，都使克伊普（Aelbert Cuyp）找到了灵感。萨洛蒙·吕伊斯达尔画了一幅微波荡漾的水中反映出船和树倒影的《运河和渡船》（Canal and Ferry），震惊了全世界。他还把他的侄儿教得比他自己更好。
雅各布·范·雷伊斯达尔生长在哈勒姆市，留下了一幅《哈勒姆一瞥》（View of Haarlem），与维米尔的《代尔夫特》同样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但他的这幅画，把大而拥挤的都市中种种复杂的情形，表现得更加恰当。后来，他搬到阿姆斯特丹，成为门诺教派兄弟会中的一员。也许他们的神秘主义使他更加贫穷，也使他领略出大自然中凄惨的一面，他自己却喜欢沉浸其中。他知道平原、森林和天空，虽曾有过宁静和谐，但也有毁灭的能力。大自然有时会发狂怒，即使是最自大、最强壮的树，也会被狂风吹倒，甚至连根拔起。在美好的地面上，有时会发生恐怖的地层断裂。在《悬崖上的瀑布》（The Waterfall on the Cliff）中，没有诗情画意的美景，只是海中愤怒的巨浪冲击着岩石，发誓要把它们碾成粉齑。《大风暴》（The Storm），是大海在愤怒地击打它的敌人——海岸。《海滩》（The Beach），并非是令人愉快的海边景色，而是在阴沉的天空下，被像山一样高的巨浪冲击得乱七八糟的海滩。《冬天》（Winter），画的并不是供人滑雪的游乐场所，而是一个孤零零的小茅屋，在乌云密布的天空威胁下颤抖着。还有最富技巧的蚀刻画《橡树》（Oak Trees），则表现出那些橡树的叶子掉了大半或仅剩下空枝，树干则伤痕累累，又被酷寒的天气摧残着，以致它原来的尊严被掠夺殆尽。《犹太人的墓地》（Jewish Cemetery），本身就是死亡的象征：毁坏的围墙，快要枯死的树，滔滔的洪水流在墓地上，几乎淹没了所有的坟墓。虽然如此，这不表示雅各布·范·雷伊斯达尔永远是悲观、阴沉的。在《麦田》（The Wheat Field）这幅画中，他以深刻的情感，展示出一条静悄悄的乡村道路、受天保佑的大片庄稼及看到一大片空间的喜悦。荷兰人看了雅各布·范·雷伊斯达尔的画，会感觉到他们的土地和气候是邪恶的，因此只愿以极少的代价购买这位画家的画。有些人会认为，有史以来的风景画家，除了普桑外，他是最好的。
荷兰好比是一间永远富足的小房子。伦勃朗与哈尔斯、维米尔与雅各布·范·雷伊斯达尔、斯宾诺莎、惠更斯、特龙普与勒伊特、维特、威廉三世，他们在战争的号角声中，一直设法使和平的艺术存在。这就是17世纪的荷兰，“面积并不限制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