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荷兰的七个省联合起来，组成了一个值得骄傲、所向无敌的共和国。它的扩张和财富，使其四周的邻国又惊奇又妒忌。这是一个与其他各国完全不同的国家，没有国王。每个城市几乎完全独立，由当地有钱的公民组成市议会统治。每个市议会派代表参加省民大会，每个省民大会又派代表参加全国会议，而全国会议专管省与省之间的协调及外交事务。这种政体，至少对荷兰的商业巨子而言，是非常理想的，因为他们的财富全赖荷兰对外贸易的扩张而增加。可是也有人反对过这种商人的寡头政治，那就是荷兰唯一的贵族势力威廉一世——沉默的奥兰治（Orange）和拿骚（Nassau）王室的后代——曾经在荷兰顽强抵抗西班牙侵略的那段最艰难的时期，领导全国渡过难关。因此，全国会议为纪念他对国家的功绩，特别任命他做省长及军队的总司令。而且，省长与总司令这两个职位，都是世袭的。他掌握军队的控治权，足以使他随时推翻当时的寡头政治共和国，成立一个贵族化的君主专制国家。1650年7月，奥兰治王朝的威廉二世以省长和总司令的身份，企图取得全国各省的最高统治权，发起了政变。数省的省长起而反抗他。威廉的军队抓了他们中的6个人，并关在牢里。其中包括雅各布·维特（Jacob de Witt），多德雷赫特（Dordrecht）的市长在内。可是威廉二世被天花夺去了生命，死于1650年11月6日。他死时只有24岁。他的遗孀玛丽·斯图亚特（Mary Stuart）在他死后一个星期，生下了奥兰治的威廉三世。威廉三世生来就注定了要获得比他父亲更高的职位——英国国王。
在这两个争权的统治阶级下有农民和渔民，他们担负着供给全国人民食品的重要工作，但他们所得的收入，只不过是商人、制造业者和地主们忽略的一小部分而已。如果我们相信荷兰画家画的画，那时农民已由于战争和重重的剥削变得一无所有，偶尔靠庆典节日调剂一下生活，都被酒精刺激得麻木不仁。在阿姆斯特丹、哈勒姆、莱顿等地，店铺里有手艺的匠人和工厂中的工人，所赚的工资比英国人要高，他们却于1672年发动了一次大规模的罢工。从法国移民来的胡格诺派教徒，以他们的储蓄和技能，使荷兰工业进步得更加迅速。1700年，荷兰共和国已取代了法国，成为世界第一工业王国。
荷兰最大的经济来源是发展、开拓对外贸易。1652年，它取得了好望角，又建立了开普敦市（Capetown）。荷兰东印度公司历时198年之久，平均每年付给股东18%的股利。荷兰殖民地的土著被当成奴隶使用，甚至被贩卖到各地。但在本土的投资者不大清楚那些事情，只是以荷兰人特有的平静心情领取股利。荷兰的对外贸易1740年之前，一直是世界第一。1665年，共有2000艘欧洲商船在海上行驶，担任海上商业运输工作，其中1500艘是属于荷兰的。当时全世界一致认为，荷兰的商人和银行家是最能干的。那时的阿姆斯特丹银行，几乎经营一切现代银行经营的业务。价值百万元金额的交易，在一个小时内可以处理完毕。大家对荷兰金融的稳定有极大的信心，所以荷兰政府可以用比任何国家都低的利率贷款，有时只要年息4厘就够了。阿姆斯特丹大概是那时全欧洲最美、最文明的城市。我们曾提过笛卡儿对它的称赞，斯宾诺莎也说过同样的话。佩皮斯（Pepys）对海牙也有相似的评语：“城市的任何一个角落都做到最清洁。城中的每幢房子及房子中的每一部分，都尽可能地保持清洁。”
如果不是由于人性的贪婪，这些可爱的城市很可能会成为天堂。那里的繁荣引起了英国和法国的入侵，内部争权又造成了维特的悲剧。更由于宗教信仰的不同，使原本可以和睦相处的居民，变得水火不容、彼此仇视。绝大多数加尔文派新教徒只要可能，在任何地方禁止天主教的公开崇拜仪式。1682年举行的多德雷赫特宗教会议，也许是为了报复《南特诏书》的撤销，拟定了一篇宣布加尔文教派是正统教派的自白书，要求每个牧师在上面签字，否则就要被驱逐出境。会议任命朱里厄（曾是一个法国胡格诺教徒）主持一个加尔文教派宗教裁判会，传讯并审判有关的异教徒，并把这些异教徒逐出正规教会，更祈求上帝以“世俗的方式”让他们坐牢。但不管怎么样，亚米念教派（Arminian）兴旺起来了。他们是一群勇敢的人，不相信上帝会事先安排好，要把绝大多数人打进永不毁灭的地狱中。不同教派的信徒，包括门诺教派（Mennonites）、柯里尔教会（Collegiants，这一派曾庇护斯宾诺莎）、路西安教派（Lucianites）、虔信教派甚至唯一神教派（Unitarians），都能借着荷兰法律的漏洞和法律界人士的松懈，找到容身之地。苏塞纳斯派教徒为了躲避波兰政府的迫害，纷纷逃到荷兰，请求保护。但1653年，荷兰法律禁止他们上帝一神论的崇拜方式。1658年，丹尼尔·兹威克（Daniel Zwicker）在阿姆斯特丹出版了一篇论文，对耶稣基督的神性提出疑问，认为应该把《圣经》拿出来让大家用“全世界公认的真理”来分析。但1668年，一人发表了同样的言论，却被判十年徒刑，死于狱中。贝弗兰（Hadrian Beverland）也被判刑，因为他认为亚当和夏娃的原罪起于性行为，与苹果没有太大的关系。
17世纪末，荷兰对各种宗教的容忍程度又放宽了。由于与不同文化的国家贸易，它把港口和商业中心开放给各种不同信仰或无任何信仰的商人使用。荷兰政府发现，对各种宗教做有限度的容忍，能使国家赚更多的钱。虽然荷兰的宗教自由并不完全，但和其他任何基督教国家相比，要宽大得多。加尔文教派在政治上占绝对优势，但天主教因信徒太多，要完全镇压下去也不可能。更有甚者，如威廉·坦普尔爵士（William Temple）所说的，在社会和政治都由商界人士控制的情况下，宗教对荷兰的影响力，跟其他国家相比要小得太多了。从各国来的难民，对荷兰经济或文化多多少少有点贡献。当然，他们也应当要求有限的宗教自由。克伦威尔掌握英国的政权时，大部分英国皇族逃亡到荷兰。查理二世恢复了君主政体时，英国的民主政治家们又纷纷逃到荷兰请求庇护。路易十四迫害胡格诺派教徒时，他们中的一些人也逃到荷兰。洛克、柯林斯（Collins）、培尔畏惧英国或法国对他们的控诉时，发现荷兰是他们的天堂。阿姆斯特丹的葡萄牙犹太教会堂驱逐斯宾诺莎时，他马上被荷兰的学者们接待、协助，同时，维特还赏给他一笔年金。因此面积不大的荷兰居然成了全欧洲商业、财政、科学和哲学上的学术中心。
如果没有宗教自由及科学、文学、艺术等的润饰，荷兰的文化就会令人感到十分乏味，完全以物质文明为主了。惠更斯和其他荷兰科学家，我们以后还会谈到。荷兰也有诗人、戏剧家和历史学家，但他们的语言限制了他们的名声。荷兰的城市中，充满了书籍和出版社。英国只有两大出版中心：伦敦和牛津。法国也只有巴黎和里昂两处。荷兰却有阿姆斯特丹、鹿特丹、莱顿、乌得勒支、海牙五大出版中心，出版拉丁文、希腊文、德文、英文、法文、希伯来文，当然也有荷兰文的书籍。仅阿姆斯特丹一市，就有400家专门印刷、出版和出售书籍的店铺。
在荷兰，对艺术的鉴赏力，对金钱的贪心，对永生的盼望，三者互相竞争。荷兰自治市里的居民们信奉新教，剥夺了教堂里陈设装饰品的权利。但他们的女人和房子，却用从教堂里取来的东西作为装饰。荷兰人为了使太太开心，送她们天鹅绒、丝织品、珠宝首饰等礼物。他们的餐桌上摆设着金制或银制餐具。墙上挂着缀锦画，为墙壁增色不少。在饰架上或碗橱中，必定摆满了瓷器或雕刻精美的玻璃制品。1650年后，代尔夫特的荷兰瓷器制造商，受了由中国和日本进口的瓷器影响，制成上了釉的瓷器，大部分是白底蓝花，给原来单调的家中增加了不少色彩。几乎每个荷兰家庭都拥有一幅或好几幅小油画，代表着住处的清洁和安宁。同时，让人们在室内的墙壁上，通过这些画看到了令人精神焕发的树木、花草、小溪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