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易写道：“为了监视富凯，我将这项任务委诸柯尔伯，我对此人有完全的信心，因为我深知他的智力、能干与诚实。”富凯的朋友认为柯尔伯追查富凯是出于报复心理，也许还掺杂某些嫉妒在内，但那个时代全法国的确无人赶得上柯尔伯的尽心公益。据说马扎然死前曾向国王说：“陛下，我对您亏欠不少，但将柯尔伯留下足以补偿一切。”
柯尔伯是兰斯一家布商之子，他的舅舅是一个富商。中产阶级的出身和经济学的教育，使他讲求规律与效率，而法国的经济状况也正等待这样一个人，将其从乡民社会的停滞与封建社会的割据中变成一个全国性的统一系统，农业、工业、商业与财政都在中央集权的王室下发展，为帝国的权势与威望奠定物质基础。
柯尔伯20岁时（1639年）进入陆军部当一个小秘书。他的努力受到重视，不久开始为马扎然掌管财富。富凯失势后，他被委以重建法国财政的重任。1664年，他成为全国建筑、制造、商业与艺术的总监。1665年，他被提名为财政总监。1669年，他成为海军部长和内务大臣。在路易十四的统治下，没有人像他擢升得如此之快，工作如此努力，成就如此之大。裙带关系玷污了他的前途，他大量任用亲族，给许多本家各种不同的职位，他所得到的与他的价值相当。他虚荣心切，坚持自己是某个苏格兰王室的后裔。有时因为急于达到目的，他竟无视于当时的法律，以优厚的贿赂消除反对的阻力。随着权势日增，他变得骄横专断，他对贵族的打击也使一般贵族大为震怒。在重建法国经济的过程中，他采取了黎塞留的独裁作风。他并不比黎塞留更好。
柯尔伯首先注意到的是一些大财主，他们经管收税，供应军队武器装备与食物，向封建领主或国家财政提供贷款。这些银行家中有些人富比王侯，贝尔纳（Samuel Bernard）便拥有3300万利维尔。贵族们对这些人很愤恨，因他们设法与贵族联姻，以高价收买贵族的头衔，其生活的奢豪绝非贵族所能享受。他们以贷款收回不易为理由，以18%的高利放款。经柯尔伯要求，路易成立一个司法委员会（Chamber of Justice），调查1635年来财政上的黑暗现象，“任何地位或职权的人均不例外”。所有的会计人员、税收员、收租的人都得打开他们的账本，解释他们所得的合法性。如不能证明他们的钱来路清白，他们的财产将被没收或遭到其他惩罚。司法委员会的调查员遍布全国，同时鼓励密报，有些大富翁被捕入狱，有些被送到船上充作苦役，有些被处以绞刑。这段“柯尔伯恐怖时期”使上层阶级震惊，下层阶级大悦。勃艮第的有钱人曾组织叛乱反对柯尔伯，但地方老百姓群起而攻之，政府很难使这些富人免于公众的愤怒。这段时期约有1.5亿利维尔归还国库，而恐惧心理抑制了财政的腐化达20年之久。
柯尔伯大刀阔斧地整顿国库，他撤换了财政部半数官员的职务。可能由于他的建议，路易撤除了宫内所有空衔无职的机构。20个“国王的秘书”必须另谋他就。宫廷中的侍从、侍卫及其他职员的人数大量削减。所有的财务人员均须保持正确而清楚的账目，以便查验。柯尔伯将政府的公债加以改变，并降低利率。他简化征税的手续，因为顾虑到追缴滞纳税的困难，他说服路易取消1647年至1658年未缴的税款。他于1661年降低税率，直到1667年为“荷兰王位继承权之战”（War of Devolution）筹款和装修凡尔赛宫，才不得已再度提高税率。
他最大的失败在于维持旧日的税收系统，也许他考虑到从根本上改变这个系统会引起财政上的混乱而危及政府的收入。法国当时收入来源主要是两种税——丁税（taille，又称人头税）与盐税。在某些省份丁税以房产计算，其他地区则以收入计算，贵族与教士是免缴丁税的，因而全部税捐落在“第三阶级”，也就是平民身上。每个地区的税收有一个计划总数，而地区的重要公民则负责完成这个税收指标。另一种是盐税，盐由政府统一买卖，强迫所有的公民定期购买一定数量的盐，价钱由政府决定。除这两种税外，还有不同的额外税捐及农民向教会缴付的什一税，但这项什一税实际上远少于农民生产的1/10，而且是带有捐助性质的。
柯尔伯的改革对农业的影响最小，耕作技术仍停滞于非常原始的阶段，完全不能支持2000万人毫无节制的生育，许多家庭甚至有20个子女。如果没有战争、饥饿、疾病与婴儿的高度死亡率，2000万人口在20年内就可增加1倍。
柯尔伯非但不在增加土地生产力上下功夫，还减免早婚者的税、奖励大家庭，10个子女的家庭奖助1000利维尔，12个子女的家庭奖助2000利维尔。他曾抗议增设修道院是对法国人力资源的一大威胁，然而在路易时代，法国的生育率下降了，因为战争增加了税捐，也加深了贫穷。在战争中失去的人口并不能平衡生育与粮食的差距，于是饥饿随战祸而起。一个地方只要雨季相连收成不好，便足以导致饥荒，因为那时交通不发达，无法有效地输送一个地区的多余粮食以赈济另一个灾区。全国各地没有一年不发生饥荒，1648年至1651年、1660年至1662年、1693年至1694年及1709年至1710年，是饥饿的恐怖时期，在某些严重的地区，有30%的人口饿死。1662年，路易自国外进口粮食，以低价发售或赈济贫民，并豁免300万法郎的税收。
立法的手段缓和了部分农村的困难。法律禁止掠取农民的牲口、车辆或农具以充债款，即使是欠国家的债；在各地成立养马场，便利农民繁殖牲口且不收费用；法律禁止猎人践踏耕地，同时对在弃耕的土地上恢复垦殖的农家减免税捐。但这一切措施不能直达问题的核心——人类生殖力与土地生产力的不平衡，缺乏机械耕作法。同时代全欧的农民面临同样的困难，而法国农民和英国或德国的农民比较而言，还算是幸运的。
柯尔伯牺牲了农业以成就工业，为供应足够的粮食给予人口日增的市镇与王室扩张的军队，他抑制粮价的上升。他的一个主要原则是，一个强大的政府必须有足够的收入及一支强壮、装备精良的军队。出生于艰苦农村的青年能成为一个吃苦耐劳的士兵，成长的工业与商业则供应财富与装备，因此柯尔伯的一贯目标是刺激工业成长，甚至贸易也属次要，国内的工业必须受到关税保护以免受外国竞争。他继续苏利（Sully）与黎塞留的经济政策，将全国各大重要企业归于政府管制下，每项工业包括行会、财政、师傅、学徒和职工，都组成一个公司组织，由政府规定价格、工资与销售。他要求建立高水准的工业，希望法国产品以其精美的设计与良好的品质赢得国外市场。他与路易相信贵族社会对精品的爱好有助于奢侈品的贸易，因而国内的金饰业、雕刻业、精细家具和帷幕编织，得以大行其道并驰名国外。
柯尔伯将巴黎的戈布兰（Gobelin）工厂完全收归国有，使之成为一个新榜样。他鼓励新企业，给予减免税捐，国家贷款降低利息至5%。他准许一个新工业独占一个时期，直到完全确立。他还鼓励外国手工艺人将其技术带进法国，威尼斯的玻璃工人移入圣戈班（St.Gobain），铸铁业自瑞典工人介绍进来，并有一位荷兰的新教徒，得到法国给予信仰自由的保证与一笔资金后，在阿布维尔（Abbeville）建立纺织业。1669年，全法国有4.4万架织布机，图尔一地即有2万名织布工人。法国那时已种植桑树，丝织业早已驰名，随着路易十四军队的扩张，纺织工厂也增加生产以应需要。在种种刺激下，法国的工业成长迅速，许多工厂的产品供应全国，甚至国际市场，其中有些在设备投资与管理上已达到资本主义的阶段。路易在这方面也配合柯尔伯工业化的目标，他访问工厂，准许在精美产品上刻上皇家纹章，提高商人的社会地位，晋封大企业家为贵族。
政府亦鼓励并提供科学与专业技术教育，卢浮宫、杜伊勒里（Tuileries）、戈布兰的工厂及海军船坞都成为学徒的训练所。在狄德罗编其《百科全书》（Encyclopédie）之前，柯尔伯已经赞助编修一部艺术与工艺的百科全书，并以图片描述所有已知的机械。法国科学院出版机械与机械工艺的论文，《学者月刊》（Journal des Savants）发表新的工业技术。承建卢浮宫东墙的建筑师克洛德（Claude Perrault）对一个能举起10万公斤巨石的机器大表赞叹，但柯尔伯反对使用这个机器，因为那将使工人失业。
柯尔伯急于要求秩序与效率，他将全国工业收归国有，建立公社或行会以便管理，由政府颁布细则规划生产的方法、产品的大小、颜色与质量、工作的时间与条件。他在每个城镇成立委员会，管制当地工厂与手工产品的质量，工厂的生产样品在镇上公开陈列，并附以制造者或管理人的姓名。二次触犯规定的人将在行会的会议上接受制裁，如果一个人犯规三次，他将被绑在柱子上公开示众。每个有工作能力的男性都得工作，孤儿们从孤儿院送入工厂，街上的乞丐也被带进工厂工作。于是，柯尔伯可向路易报告说，现在甚至连小孩子也能赚钱了。
工人们处在近乎军队式的管理下，懒惰、工作不力、咒骂、侮辱上司、不服从、酗酒、生活荒唐、拥有情妇、对教会不敬——种种行为均会遭雇主处罚，有时加以鞭笞。工人的劳动时间很长，通常在12小时以上，其间有30至40分钟的时间吃饭、休息。工资很低，部分工资以产品支付，而价钱由雇主决定。沃邦曾计算，一个大市镇的手艺工人平均每天的工资是30苏，1个苏在当时可买1磅面包。政府减少了宗教上庆典的日子，以减少工人的休假，以后一年仅剩38个宗教节日与星期日，工人一年总共有90天的休假。罢工是违法的，工人们为了改进状况进行集会是不被允许的。在罗什福尔（Rochefort），有些工人因抱怨工资太低而被捕入狱。商业阶级的财富增加了，国家的收入提高了，但工人的情况在路易十四时代可能连中世纪都不如。法国在工业中一如在战争中，都要求纪律。
柯尔伯与当时大多数政治家一样，相信一个国家的经济应在一国范围内生产最大限度的财富与自给自足。金与银是交易上最有价值的媒介，因此一国的商业应保持“有利的贸易平衡”——输出多于输入，借此黄金与白银就可以源源流入。只有靠这个方法，像英国、法国与联合省等不出产黄金的国家才能在战争中交换所需，供应其军队。这便是当时的“重商主义”。虽然许多经济学家嘲讽这个理论，但在当时战争频繁的年代这个理论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这个理论在国与国之间建立保护关税的系统，正是中古时代施用于领地之间的。国家代替领地成为一个生产与治理的单位后，关税保护的范围也扩大而及于国家。因此，在柯尔伯的理论看来，工人的工资必须降低，以便产品有能力在国外市场竞争中赚取黄金，而雇主的报酬应该提高，以激励他们扩大生产、增加产量，特别是奢侈品，这种产品对战争毫无用处，但输往国外能博得厚利。国家的利率应予降低，以便企业家贷款。人类的竞争天性在毫无法纪的国际情势中，因这种国家主义的经济而制造出更多的战争，和平实质是另一种方式的战争。
因此，在柯尔伯（及苏利、黎塞留、克伦威尔诸人）的观点中，商业的功能是输出成品以交换贵重金属与原料。1664年至1667年，一些进口货物在法国的销量威胁到本国的工业生产时，他两度提高这些货物的进口税，这样做仍无法抑制其销量增加时，他干脆完全禁止其进口，他对基本原料的出口课以重税，但减低奢侈品出口的税率。
同时，柯尔伯试图免除国内贸易的通行税以促进国内贸易。他发现各省区领地之间的关税是国内贸易的一大障碍，货物从巴黎运往海峡地区，或从瑞士运往巴黎须捐付16个关口的通行税，从奥尔良运往南特的货物须在28个关口捐付通行税。这些通行税在过去也许是有意义的，那时由于运输困难，封建领地之间纷争不已，每个地区必须力图自给自足并保护自己的工业，现在法国在政治上已经统一，这种国内通行税反而成为国家经济的一大障碍。在1664年的一道诏令中，柯尔伯企图一举禁绝所有的通行税，此举遭到顽强的抵制，全法半数的关口继续收通行税，有些持续到大革命爆发，不过这只是产生大革命的次要因素之一。柯尔伯为了消除弊端订立了许多复杂的规章，这些规章却成为贸易流通的阻力，甚至使贸易不能进行，反而使他开展商业的工作成为泡影。批评柯尔伯的人曾说“自由是商业的灵魂，我们必须放任人民选择最便利的方式”。自此“放任”（laissez faire）成为一个创造历史的名词。
柯尔伯努力开辟国内交通要道，他着手一个全国的公路系统，最初的目的自然是军事需要，但一般来说，又便利商业的发展。那时，陆路交通仍然非常困难而缓慢，如塞维涅夫人从巴黎坐马车到达她在布列塔尼的领地维特雷（Vitré），就花了8天时间。柯尔伯在里凯（Pierre Paul Riquet）的建议下，发动10.2万名工人挖掘朗格多克运河（Languedoc Canal），长达162英里，有些地方高出海平面约达830英尺。1681年，运河完工，地中海借罗纳河、运河与加龙河，和比斯开湾一水相连，法国商品自此不必经葡萄牙与西班牙转运。
柯尔伯很嫉妒荷兰人，当时（全欧的）2万艘商船中，荷兰人拥有1.5万艘，而法国仅有600艘。他重建法国海军，从原有的20艘船扩张至270艘；他整修港口与码头，鼓励人民加入海军；他在西印度群岛（West Indies）改革贸易公司；对东印度群岛、黎凡特（Levant）与北海的贸易公司，给予保护的特权。法国货在加勒比海、近东、中东和远东市场与荷兰、英国货竞争。马赛港一度因法国缺少船只而衰落，现成为地中海最大的港口。经过10年的实践、讨论与努力，柯尔伯在1681年颁布《海商法》施用于法国的海运与商业。不久，其他的国家都采用。他为海外的商业投资组织保险公司。他准许法国船只加入奴隶贩卖，但增订了许多基于人道的规定。
他鼓励海外探险、建立新的殖民地，希望成为销售成品并换取原料的市场，利用殖民地培养一支商船队以备战时之用。法国人那时已经在加拿大、西非洲与西印度群岛建立殖民地，同时正进入马达加斯加、印度与今斯里兰卡。库赛尔（Courcelle）与弗龙特纳克（Frontenac）正在大湖区探险（1671—1673年），卡狄亚克（Cadillac）在现今美国的底特律建立了一处大的法国殖民地，拉萨尔（La Salle）于1672年发现密西西比河，他乘一艘脆弱的小舟，顺河而下，经过两个月的冒险航程后到达墨西哥湾，占领了密西西比三角洲，并命名为路易斯安娜，法国至此控制了从圣劳伦斯河谷至密西西比河口的北美心脏地带。
这一切的一切，我们必须记得不过是柯尔伯成就的一部分。我们尚未提到他在科学、文学与艺术方面的成绩。他是历史上最努力且多方面发展的人物之一。从查理曼大帝以来，没有一个人像他那样在这么大的国家从事这么多的改革，并完成得这么好。他颁布的许多规则不免扰民，并使他失去民众的爱戴，但它们为现代法国建立了一个基本形式，日后拿破仑只是继续并修葺柯尔伯在政府与法律上打下的基础。10年之间法国享受着从未有的繁荣，然而整个系统的缺点与国王本身使法国走向下坡。柯尔伯抗议国王与宫廷的奢侈及他晚年时的不停争战耗竭了法国的国力，但这些战争是他制定的高额关税，也是路易对权力与荣耀的无餍要求而导致的。法国商业上的竞争者谴责法国禁止其货物进口，国内的农民与手工艺人怨恨柯尔伯的改革，甚至因此致富的商业阶级也不满他的繁复规则阻碍了发展，其中有一人对他说：“你发现马车往这一边翻，想扶正它，但你把它推翻到另一边。”1683年9月6日，他在失势的沮丧中去世，遗体只敢在夜里发葬，以免被街头愤恨的群众侮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