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必须经历出生和死亡的过程，迷信却是永恒的。只有幸运的人才能脱离神话而生活，多数人受到身体和灵魂的痛苦，而最微妙的解痛药便是超自然的一剂。甚至连开普勒和牛顿都把科学和神话混在一起。开普勒相信巫术，而牛顿在科学方面的著作远比《启示录》方面的少。
流行的迷信简直不可胜数：比如当别人谈到我们时，我们的耳朵会发烧；5月行婚礼，结果定不美满；把油涂在伤害我们的武器上，伤口会不治而愈；尸体在凶手面前会再度流血等。仙女、精灵、妖魔、鬼魂、女巫、守护神到处潜伏。某些符咒（例如凯瑟琳·美第奇死后在她身上发现的）会保证好运。护身符可以抵挡皱纹、虚弱、凶眼和瘟疫。国王的抚摸可以治疗瘰疬。数字、矿物、植物和动物具有神奇的特质和力量。每一个事件都是上帝高兴、愤怒，或者撒旦行动的表征。从头颅的形状或手纹可以预测未来将发生的事件。健康、力气和性功能随着月亮的盈亏而变化。月光能造成疯狂，也能治疗疠瘤。彗星预示灾难。世界会（不时地）走向末日。
占星术虽然渐渐被受过教育的人所摒弃，但仍然十分流行。1572年博洛尼亚大学停教占星学，1582年西班牙宗教裁判所也对其加以指责，1586年教皇西克斯图斯五世警告天主教徒勿信占星学，但是占星术的教授在萨拉曼卡大学仍断断续续维持到1770年。大多数人民，包括许多上层阶级的人都求助于天象图，依照星星的位置来预测未来。所有地位显要之人在出生不久都有人为他们算好星兆。路易十四出生时有一个占星家藏在奥地利的安妮王后寝宫附近。古斯塔夫出生时，他的父亲查理九世询问蒂丘·布拉赫有关这个孩子的星兆，这位天文学家谨慎地预言这个男孩将会成为国王。开普勒对占星术心存怀疑，但为此仍对它美言了几句，说：“正如自然赋予每一种动物以某些谋生的方法，它对天文学家也提供了占星术，使之赖以维持生活。”华伦斯坦在1609年花钱购买有利的天象图，并且外出时通常都有一名天文学家随行，目的也许是鼓舞军队的士气。凯瑟琳·美第奇以及她的朝廷一再与占星家磋商。约翰·迪（John Dee）一直享有占星家的盛名，直到后来他竟发现星象要求他与一个学生换妻。
对于魔术的信仰日渐衰微，却有一个血淋淋的例外：这段时期正是人因巫术而遭处死之全盛时代。迫害者和被迫害的人都相信咒语或其他类似的诡计可以招来超自然的帮助。如果一个人可以借着祈祷赢得圣人向上帝说情，谁说乞求魔鬼不能得到其帮助呢？1585年在海德堡出版的一《基督教的魔术思想》，立下一个定理说：“整个宇宙，无论内外，无分水陆，都充满魔鬼、邪恶和看不见的精灵。”大家都相信人类会被魔鬼附体，1593年“弗雷得堡（Friedeberg）小城发生可怕的动荡，传说魔鬼附体了60多人……给予他们恐怖的虐待……连牧师都在布道时遭到魔鬼附体”。牧师应教区人民之请，前去做各种驱邪的工作——驱除田间的害虫，平息海上的风暴，净化有恶灵的建筑物，纯化一座受渎的教堂，等等。教皇保罗五世于1604年出版了一本这类教士服务的手册。新教作家指责教士的驱邪为魔术，但是英格兰教会承认驱邪作为治疗仪式的价值。此外，就像很多仪式一般，心理效果是良好的。
正如人们主动要求驱邪，他们也是要求惩处“女巫”的主要推动力。人们对女巫的法力普遍心存恐惧。1563年的一本小册子说：“想和魔鬼建立关系，想使他在戒指和水晶球中随时可用，想召遣他，想和他结盟，想用他执行数百件魔术的心愿，如今在高低阶层，在有学问和无学问的人之间，都比以往流行。”说明如何与有益的守护神建立关系的“魔书”大受欢迎，被控轻信巫术的教士辞职，教皇格列高利十五世（1623年）要求把那些以巫术置人于死的罪犯处以极刑。但是乌尔班八世（1637年）指责“天主教法官对巫师所作专断和不公正的控诉……从被告口中逼出……无价值的招供，而且在缺乏充分理由之下，就把他们交给世俗的武力”。马克西米利安二世规定（1568年）那些被控行使巫术的人，必须接受公开表演魔法之挑战，以作为考验，3次定罪之后的最重处罚是放逐。但是受惊的民众要求对他们严苛地审问并迅速执刑。
民间和教会当局共同怀有，或是说他们希望解除这种对女巫的恐惧，于是对被告施以严酷的审判，常常以酷刑逼供。诺丁根的市议会有一套特殊的刑具，曾借给邻近社区，并且保证“用这些方法，尤其是拇指螺旋，即使罪犯开始拒不认罪，最终仍将招供，对此，上帝会感到无比的喜悦”。不让人睡觉已算是较温和的方法了，通常罪犯都是因受刑而认罪，法官也只是偶尔怀疑这种认罪的可靠性。
这种迫害在西班牙境内最为和缓。在罗格洛诺（Logroo）省，宗教裁判所判决53人行使巫术，处死了11个人（1610年）。1614年最高宗教裁判所指示其官员，把巫术认罪视为神经质的幻想，并且从轻处罚。
1609年对巫术的恐惧似瘟疫般横扫法国东南部。数以百计的人相信自己被魔鬼附体，有人认为自己已变为狗，就学狗吠。波尔多议会的一个委员会，被指定审讯嫌犯。有人设计了一种方法来找出魔鬼进入被告身体的部位：被告双眼被蒙起来，用针刺他的肉，无法感觉针刺的地方就是进入点。嫌犯为了求得宽宥，往往互相指控。8个人被判罪，其中5人逃走，3人被烧死，后来旁观者发誓他们曾见到魔鬼化身蟾蜍模样，从牺牲者的头上跳出来。洛林地区在16年内因巫术被焚者达800人，斯特拉斯堡（Strasbourg）4天内烧死134人（1582年10月）。1562年到1572年间信奉天主教的卢塞恩地区处死了62人；信仰新教的伯恩地区，在16世纪最后10年内处死了300人，17世纪最初10年则处死了240人。
在德国，天主教和新教徒竞相把巫师送上火场。一篇令人难以置信却相当可靠的报道称，特里尔主教曾在普法尔茨州（Pfalz）烧死120人，罪名是他们使寒冷的天气延长。雄高（Schongau）区的牛瘟被认为和巫师有关；设在慕尼黑的巴伐利亚枢密院，力主宗教法官“在审讯过程中表现更多的热忱和严苛”，结果有63个巫师被烧死，且审判费用必须由死者的亲属承担。在奥地利海恩堡（Hainburg），1617年至1618年的两年中有80人因巫术而被处死。据说符兹堡的主教在1627年至1629年间曾处死了900个巫师。1582年新教编者同意重新出版《女巫之锤》（Hammer of Witches），那原是多米尼克教派宗教法官雅各·施普林格（Jakob Sprenger）在1487年出版的，目的是指导人们侦察和检举巫师的方法。萨克森的诸侯奥古斯都宣布（1572年），巫师即使不伤害任何人，也应该被烧死。1590年埃林根（Ellingen）地区烧死1500个巫师，1612年埃尔旺根（Ellwangen）地区烧死167个，韦斯特施特林（Westerstellen）两年中烧死300个。同样的狂热发生在1588年的奥斯纳布律，1590年的讷德林根（Nrdlingern），1616年的符登堡。德国学者估计17世纪一共有10万人因巫术受刑。
也有少数呼声试图唤起人们的理性。我们曾提及约翰·维尔和佩吉纳德·斯科特的抗议，我们也看到蒙田在《谈跛子》一文中以他怀疑的幽默嘲讽这种狂热：“我认为在发现2个人说谎和1个人在12小时内被风从东方带往西方……‘或者’我们之中会有一个人被扫帚带着在烟囱之间穿行，前者的可能性显然较后者大些，且更合乎自然法则。”对于相信这种事的人，我们应该给予药品，而非死亡。“当一切完成以后，借着一个人的臆测而把人活活烧死，未免过分重视臆测的价值了。”美因茨的天主教教授科尼利厄斯（Cornelius Loos）在他的作品《谈真假魔术》（über die wahre undfalsche Magie，1592年）中攻击搜捕巫师的行动，但是还未及出版他就被囚禁，而且被迫收回他“不正确”的言论。另一个耶稣会会员——最虔敬的诗人弗里德里希·冯·斯皮在替约200名被控施行巫术的巫师办理告解之后，写了《谨慎的罪犯》（Cautio Criminalis，1631年），指责这种宗教迫害。他承认有巫师存在，但是悲叹毫无根据的逮捕以及审讯的不公和残酷的虐待，那种虐待连“教会的博学之士和主教们”也会被迫招认一切的。
然而为这种压迫辩护的人更多。新教神学家如1572年的托马斯·伊拉斯塔斯，天主教神学家如1589年的彼得·宾斯费尔德（Peter Binsfeld）主教都认为巫术确有其事，而且巫师应被烧死。主教赞成苦刑，但是建议悔过的巫师应先被绞死才受火烧。天主教律师兼哲学家让·博丹在他的《巫师的魔鬼术》（Demonomanie）一支持迫害（1580年）。一年后新教诗人约翰·弗斯查特翻译此书，且兴致勃勃地为之扩大引申，和博丹一样，他也主张无情的严苛。
然而这种狂热渐渐衰退。1632年以后，当“三十年战争”公开转变为政治的战争，宗教在人类的仇恨中不再占有那么重要的地位。印刷术流传了，书本增加了，学校恢复了，新的大学开始创立。耐心的学者为渐起的知识宝塔加上了一块块石头，而好奇的人们在数以百计的城市中开始以实验来验证各种假说。慢慢地超自然的领域缩小了，自然和世俗的领域日渐扩长。那是一段枯燥的、不具人格的、残缺不全的历史，也是现代最伟大的一出戏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