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时期神圣罗马帝国杰出的文学作品是波希米亚兄弟教派翻译的《圣经》（1588年）和米其奥斯·兹林伊（Mikéos Zrinyi）翻译的匈牙利史诗，命名为《兹林雅斯》（Zrinyiasz，1644年）。德国，尤其是法兰克福继意大利之后成为最繁忙的书籍出版地。法兰克福的出版界从1598年开始，每半年发行一次出版目录。文艺社团鼓励诗歌和戏剧的创作，但文学作品受到国家和教会检查的抑制。路德教、加尔文教和天主教各教派的领袖们同意，凡有损于政府、官定信仰及公共道德的作品应予禁止。说起来也奇怪，被新教当局查禁的书籍总数超过被罗马教会查禁的书籍总数。
争论损害了真理，导致了学术的衰落。马西亚斯·弗拉丘斯·伊利里克斯（Matthias Flacius Illyricus）和他的助手们编纂了一部13巨册的基督教会史，但天主教的历史一样偏见至深，所以在这些武断的编者眼中，教皇格列高利七世成为“恶人之中的极恶者”，他在爬上“首席祸害”（Chair of Pestilence）的宝座之前，曾谋杀好几位教皇。当时最好的德国历史编纂是约翰尼斯·斯莱达努斯（Johannes Sleidanus）的《宗教改革史》（1555年），这部书极公正无偏。
次于这些互相抨击大骂的历史，最普遍的文学形式是戏剧。新教和天主教双方都利用舞台作为宣传，新教的戏剧对教皇极尽取笑之能事，通常都是以将他打入地狱为结局。瑞士天主教的乐师从1549年起制作关于耶稣受难、复活节和最后审判的剧本，其中之一有290位演员。上阿默高（Oberammergau）的受难剧首次公演是在1634年，主要是为1633年瘟疫中许的誓言还愿，而且每10年重演1次，该剧从上午八点半演到下午六点，中午有两小时的休息。意大利演员于1568年进入德国，随之而来的是荷兰、法国和英国各地的演员。这些剧团不久就以职业式的表演代替了私人演出，他们索取报酬的秽行颇引起人们的诟病。
较戏剧更受欢迎的是雄健的、多才多艺的阿尔萨提亚（Alsatian）的讽刺作家约翰·弗斯查特（Johann Fischart），他愉快地感染了那个时代的精神。他发行一套反天主教的滑稽丛书，如此机巧的讽刺，使他不久即成为德国境内拥有最多读者的作家。他的《蜂窝》一书，用激情攻击罗马教会的历史、教义、仪式和教士。在另外一本讽刺作品《耶稣会教士的帽子》（JesuitenhüTlein）中，他嘲笑耶稣会教士们四角形的帽子，抨击他们的一切行为和观念。1575年，在一个开玩笑似的长达八行的题目下，弗斯查特又出版了一本号称为翻译的书，实际上它是模仿拉伯雷所著的《巨人传》，在他嘲笑德国人生活的各个方面——对穷人的压迫、对学生的虐待、贪吃和酗酒、私通和通奸——以一种混杂的文体和阿尔萨提亚的方言写出，充满猥亵和机智的趣味。弗斯查特在江郎才尽后于43岁时去世。
和弗斯查特几乎同样生动，又和他在同一年（1590年）同样年龄去世的另一位作家尼科德莫斯·弗里奇林（Nikodemus Frischlin）的一生是多彩多姿的。20岁时，他是图宾根（Tübingen）大学历史和诗学的教授，他以类似贺拉斯的文笔写拉丁诗，又做一些学术气氛极浓的维吉尔诗的评注。30岁时，他因讽刺贵族而被免职。此后，他不顾一切地喧饮作乐，大量喝酒，因为他说酒对天才不可或缺，而戒酒者写的诗就和白开水一样毫无价值。他被控毁了一个女孩子，又毒杀了另一个。为了这些不道德的罪恶，他受到迫害和威胁，于是从一个城市逃到另一个城市。他将他一本已经出版的演说集呈献给11位著名的人物，这11个人在地理上的分布，可以保证他无论走到哪里都能有避难的处所，但是在他还未充分表达对敌人的意见之前，就在一次跌跤中死去。他们以那个时代的方式叫他“一个臭诗人……一个欺骗、不诚实的魔鬼胚子”，但是他是那个不愉快时代中德国所能产生的最好的诗人。
艺术遭受到新教徒的厌恶偶像、罗马教廷赞助的衰减、不调合的意大利影响对乡土风格的破坏、粗劣道德和激烈争论导致趣味的低落及日后战火的摧残各种因素的影响。尽管有这些打击，但是德国的技术在“三十年战争”之前的60年中，产生了好几座堂皇的宫殿和庄严的市政厅，一位卓越的画家及一些珍贵的小型艺术品，实在是一个奇迹。神圣罗马皇帝鲁道夫二世和巴伐利亚大公阿尔伯特五世的收藏品成为著名的慕尼黑“古美术馆”（Alte Pinakothek）的基础。阿尔伯特本人是德国境内一位有钱有势的人，他将他的宫廷变成艺术家的天堂，用建筑物美化他的首都，又将雕刻品收进那伟大的“古物馆”（Antiquarium）——这是阿尔卑斯山以北第一座古代雕像博物馆。
1611年至1619年，一位荷兰建筑师为公爵马克西米利安一世在慕尼黑建立了王宫，好几个世纪以来，这座建筑一直是巴伐利亚公爵、选帝侯和国王们的住宅。古斯塔夫·阿道夫感叹他不能将这座德国文艺复兴后期的代表作品移往斯德哥尔摩。耶稣会教士们根据他们自己所喜爱的富于装饰的巴洛克式建筑，在科不凌茨、迪林根等地建立了美观的教堂，又在慕尼黑建立了那巨大的圣米歇尔教堂。就在“三十年战争”爆发的前几年，桑丁诺·索拉里（Santino Solari）以一种更朴实、更庄严的风格设计了那座萨尔斯堡大教堂。
由于新教德国的邦主们占据了境内大部分天主教的资产，其他的建筑不再是宗教上的，而成为城市的或王室的。巨大的城堡建立起来了：巴登城的施洛斯·海利根堡以它骑士厅中用雕刻的菩提树做成的天花板著称于世；梅因河上的阿斯查芬堡城堡及迄今仍为德国主要胜景之一的海德堡城堡。用来容纳都市行政单位的华美市政厅在吕贝克、帕德博恩、不来梅、卢森堡、奥格斯堡、纽伦堡、格拉兹等地相继建立。奥格斯堡的纺织商人雇用该市第一流的建筑师埃利亚斯·霍尔（Elias Holl）建造他们的“布厅”（Zeughaus or Cloth Hall）、不来梅的“米厅”（Kornhaus）和法兰克福的“盐厅”（Salzhaus），分别供米商和盐商使用。但是谁会想到，不来梅“醋厅”（Essighaus）中的“醋劲”如此之足？
当时及此后的150年中，德国各地宫廷四起，在那愉快而富有装饰的巴洛克式建筑中，住着得胜的邦主们。安斯巴哈·拜律特（Ansbach Bayreuth）的侯爵，花费了23.7万金币在神圣罗马帝国最贫穷的公国之一的境内，建造他的普拉森堡宫殿，而专供美因茨大主教们居住的选帝侯宫廷则较为高雅。这一时期的室内建筑，在传统和实例上表现出迷人的生动，但是一位愤怒的医生把1610年德国房屋描述成由阴暗、充满浊气和污秽的房间构成，很少呼吸到新鲜的空气。然而，市民住宅的内部是德国小型艺术品真正的家，里面有各式各样由精巧的手工做成的小装饰品：雕镂的窗格和天花板，坚固的家具加以雕刻和嵌镶的装饰，熟铁制成的栏杆，铸成美观外形的锁和门闩，象牙雕成的小像，金制或银制的高脚酒杯。德国人从来不满足于他们家中的装饰。
雕刻术——尤其是铜板雕刻——在德国境内昌盛，即使在整个“三十年战争”期间都未曾稍衰。鲁卡斯·基里安（Lukas Kilian）和他的兄弟沃尔夫甘（Wolfgang）在约1600年，开创了一个不平凡的雕刻家的朝代，这朝代由沃尔夫甘的儿子菲利普和巴托洛马斯的曾孙们一脉相承，直到1781年。然而，德国的雕塑却因为企图模仿异于德国气质和心情的古典形式而受到损害。德国本国的雕塑者随心所欲地创作时，往往会产生一流的作品，如汉斯·德格勒（Hans Degler）为奥格斯堡城的乌尔里奇·基尔奇（Ulrichskirche）用木头雕塑的中央和侧面祭坛，或米歇尔·霍尼尔（Michael Hnel）为奥地利境内古尔克（Gurk）大教堂雕刻的那70座人像。这个时代一个特色是因意大利作品引起灵感而兴建的那些奇妙的喷泉：慕尼黑城中雷尼登宫前面的维持尔巴切喷泉，和纽伦堡城中洛伦兹·基尔奇前面的“贞德泉”。
鲁本斯在1610年听到亚当·埃尔施海默（Adam Elsheimer）在32岁英年去世时说：“损失这样一个人才，使整个绘画界沉浸在深沉的悲痛之中，替代他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而且据我的看法，永远不会有人在（画）小像、风景和其他许多事物上达到他的境界。”亚当生在法兰克福，20岁时离开德国前往意大利，在威尼斯稍做停留后，以后的日子就都在罗马度过。鲁本斯祈求上帝“原谅亚当的懒惰之罪”，我们不知道是否由于懒惰，使埃尔施海默将他的工作限于铜板上的小画。但是他风景画的精细完美，如《飞进埃及》（The Flight into Egypt）一画中表现的，或许足以使他成为伦勃朗之前的一个在光线和风格上有独特表现的大师，又岂是懒惰所能达成的？他的作品卖价似乎很好，但不足以满足他的需要和爱好。他终于破产了，又因债务而入狱，获释之后不久即去世。
玻璃上的绘画是这个时代一项受喜爱的艺术，最先盛行于苏黎世和巴塞尔，其后及于慕尼黑、奥格斯堡和纽伦堡，修道院与家庭中的窗户变成和中古教堂中的窗户一样色彩缤纷。玻璃的雕刻在17世纪初期出现在纽伦堡和布拉格。纽伦堡的希尔奇维格尔家族以制作艺术玻璃和陶器而闻名。科隆和塞格堡两地以雕镂高雅的石制杯、壶和经常上彩釉的陶制炉灶温暖德国人的心房。在木、象牙、铁、宝石及珍贵金属的工艺方面，德国所向无敌。制造精致家具的细工木匠受到如此高的尊敬，以至于他们之中有一个因盗窃罪而被判绞刑，但终获释放，因为他是这么好的一个“艺术木匠”。在因斯布鲁克，神圣罗马皇帝马克西米利安一世坟上所围的铁栏杆做工极好。1588年，安顿·艾森哈特（Anton Eisenhut）设计精美、白银装饰、极尽富丽奢华的礼拜用器皿，直至今天，这些器皿仍是同类制品中的佼佼者。到处都寻求德国的金匠，他们的产品很快打入欧洲市场。大酒杯、高脚酒杯和银制的酒壶被制成各式各样滑稽的形状，德国人可以从风车、灯笼、苹果、猴子、马、猪、和尚和尼姑各式的酒杯中陶然自醉。甚至在他们的酒杯中，也进行神学之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