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们相信“三十年战争”之前这半个世纪的道德家们所言，则道德的状况和经济同样黑暗。教师们抱怨送到他们那里去的年轻人不是基督徒，简直是野人。“人们对子女们的教养如此之坏，”马特西亚斯·布雷登巴赫（Matthias Bredenbach）在1557年时写道，“以至于显而易见，那些可怜的学校教师们……必须和……野兽打交道。”“一切纪律显然已经荡然无存，”另外一人在1561年说，“学生们倔强粗野到了极点。”很多大学城中，市民们不敢夜间出门，因为惧怕那些有时候会拿刀攻击他们的学生。“学生们普遍堕落的主要原因，”1578年拿桑·奇特兰辛（Nathan Chytrnsin）说，“毫无疑问是由于家教的衰落。……现在我们已经除去古时法律和规程所加诸于我们身上的桎梏。无怪乎我们发现大部分的年轻人是如此无所约束地不自爱，如此粗野地无知，如此难以管教且目中无神。”另外的人以为：“何以青年会沦入无德和淫放，一个不小的原因是各种戏剧。”
至于成人，那些传教士描述他们是喜欢口角的伪君子、老饕、酒鬼和奸夫。约翰·库诺（Johann Kuno）牧师1579年时抱怨说：“各种淫邪现在是司空见惯，人们即使犯了罪也毫无羞愧之情，有人甚至以男妓的姿态炫耀自得，最粗鲁、最猥亵的罪恶已经变成美德，谁还会把普通卖淫视为一种罪恶？”巴托罗马斯·林沃尔特（Bartholomus Ringwalt）牧师1585年认为那些日子是“地球上有史以来最败坏的末日”。亵渎神灵几乎是人所共有的罪，不论他属于哪一个教派。诽谤罪也非常盛行。“我的监督人，”奥登堡（Oldenburg）伯爵1594年写道，“曾向我抱怨不来梅的佩泽尔（Pezel）博士如何在一本辱骂和诽谤他，记述了终日暴饮暴食、酗酒贪欢、放荡淫逸，他……是一个贪吃的老饕、一个阴谋家、一个老色鬼、一个堕胎者……他必须要用吊死、淹死、监禁、被车压死或被剑刺死的方法除去。”萨克森选帝侯的宫廷传道士发现：“几乎德国的每一寸土地都曾经伪传我在一次喝酒比赛中赢了一只大的镀金高脚酒杯……我如此拼命灌酒，以至于……我必须被人扶上一辆车子拖走，就像一只灌醉了的小母牛或老母猪。”
吃喝是两件要务。一个家道小康的德国人，一天之中有半天是消耗在忙着把食物从身体的一端送至另一端。城市居民以他们的食欲而自傲，他们的食欲就像他们妻女们的衣服一样，被看成成功幸运的一种表征。一个马戏团演员因为在一餐之中吃了一磅乳酪、30个鸡蛋以及一大块面包而赢得举国皆知的美名——那次之后就死了。正餐的时间长达7个小时，餐中14次举杯互祝并不是不寻常的事。多数的婚礼都成为大吃大喝的欢宴。一位快乐的王子在信末写道：“祝君健康，开怀饮酒。”萨克森选帝侯克里斯蒂安二世在27岁时暴饮致死。一个戒酒社团反对这种罪恶，但是它自己的首任主席却因酗酒致死。人们坚信，暴食足以缩短寿命。伊拉斯谟·温特（Erasmus Winter）1599年说：“由于无限制的吃喝，现在少有年老的人，而我们很少看见一个30或40岁的人不曾感染某种疾病的，或是结石、痛风，或是咳嗽、肺痨，要不就是其他病症。”
我们不要把这些当时人们的抱怨看得太严重。或许大多数的人仍是勤劳工作，长期忍苦，真正敬畏上帝的人，但是，历史和新闻一样，善行不是新闻——这证明它的平常。城市居民的妻子们，过着一种有节制的深居简出的生活，每天百务集于一身，除了长舌以外，没有时间让她们犯更大的罪。与萨克森选帝侯奥古斯都一世（Augustus Ⅰ）的妻子一样，很多上层阶级的女子们都全心贯注于她们的家庭。在那动乱的德国也有一些令人愉快的方面：对儿童和家庭的爱护，豪放的殷勤，快乐的舞蹈，美妙的音乐，欢愉的游戏和节日。历史上第一棵圣诞树是1605年德国一个庆祝会上的一部分，用过去异教徒美丽的遗物来装饰圣诞节的，也是德国人。
舞蹈和民谣都源于乐器，而赞美诗逐渐演变成团体的合唱。风琴成为建筑上的里程碑，大键琴、琵琶以及其他乐器本身就是可爱的艺术品，赞美诗集——尤其在波希米亚——有时被华丽地加以装饰。新教的赞美诗常含有说教或辩论的意味，丧失了中古圣歌的那种柔美，但是新教的合唱团已经指向巴赫。每一教派的学校都强迫实施音乐教学，音乐教授的地位在学术体系中仅次于院长，当时的风琴演奏家和现在的画家一样风头甚健。雅各·亨德尔（Jacob Handl）在布拉格颇享盛名，而哈斯勒兄弟（Hassler brothers）——汉斯、卡斯帕和雅各布——常常以他们自己作的曲子风靡德累斯顿、纽伦堡和布拉格等地的听众。音乐的才能趋进家庭，并不是由于神秘的遗传，而是由于家庭中的感染，所以一个真正的舒尔茨（Schultzes）家的主人拥有普拉托里斯（Praetorius）的名号。米歇尔·普拉托里斯（Michael Praetorius）不仅作了好几卷的乐曲，而且，在他的《音乐全书》（Syntagma musicum，1615—1620年）一，他撰述了一部关于音乐史、乐器学和乐曲形式方面透彻而富有学术意味的百科全书。
这个时期德国伟大的音乐家，就是那位举世公认为现代德国音乐之父的海因里希·舒尔茨（Heinrich Schütz）。他于1585年出生在一个萨克森家庭之中，刚好早巴赫和亨德尔一个世纪，他建立的音乐形式和精神，由巴赫和亨德尔两人带向完美。24岁时他前往威尼斯，在那里跟从乔万尼·加布里埃里学习。回到德国后，他徘徊于音乐和法律之间，但最后他安心地成为萨克森选帝侯约翰·乔治（John George）德累斯顿宫廷之中的音乐指挥。从1618年起，他大量地写作合唱团的乐曲，这些乐曲在它们合唱的处理和对比，独唱及乐器方面已为巴赫铺了一条坦荡的大路。现在，沉闷的德国合唱对位法第一次被用更和谐的“协调”方式加以融合轻快化，“协调”方式是将声音和乐器结合。为了庆贺那位选帝侯之女的婚礼（1627年），舒尔茨作成第一个德国歌剧《达夫尼》（Dafne）——该剧是以33年以前在佛罗伦萨上演的佩里（Peri）所作的同名歌剧为基础。第二次前往意大利的旅行，影响到舒尔茨在他的《圣乐谱曲》（Symphoniae sacrae，1629年）中给予独唱和乐器更突出的地位。《圣乐谱曲》是将旧约《诗篇》和《雅歌》（Song of Songs）中的拉丁文句谱上悦耳的音乐。1631年，萨克森成为战场，舒尔茨就从一个宫廷流落到另一个宫廷，甚至远去丹麦，到处追寻合唱团和面包，直到1645年他才重回德累斯顿。那一年他以一首《来自十字架的七个字》（the Seven Words from the Cross）的圣乐，创立了德国耶稣受难音乐的风格，在这里他因使单音字发出相同的单声，同时乐器在这声音的前后奏出同样的旋律，建立了一个规范。巴赫在《马太受难曲》（The St.Matthew Passion）中即采用此一方法。舒尔茨在1657年印行《德意志协奏曲》（Deutsche Concerten）时，又一次开辟了新的途径，这是一首仅唱而不表演的戏剧体圣乐乐曲——这一曲使他和卡利西米共同成为戏剧体圣乐的创始者。他1664年所作的《圣诞圣乐》（Christmas Oratorio）成为巴赫努力的另一目标。一年以后，他以《我主耶稣的死难》（The Passion and Death of Our Lord and Saviour Jesus Christ）一曲达到他事业的巅峰，该曲是单为声乐所撰的一首严肃的乐曲，其中并无曲调的陪衬。此后不久，他丧失了听觉，隐退到家中过着孤寂的生活，死时87岁，在他为119篇《诗篇》谱上乐曲之后说：“你们的法度曾是我在朝拜途上那小屋中所唱的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