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
“你只要一看世界地图，”纳狄斯丁（Nadiezdin）在1831年说，“就会对俄罗斯的命运充满敬畏之情。”早在1638年，它的领域经由西伯利亚而达到太平洋，又沿着伏尔加河直到里海，然而还未能抵达黑海——因此发生了很多战争。1571年俄国的人口仅有1000万。如此广阔的土地养活1000万人应该是轻而易举的事，但任意的垦殖使各个农场的损耗殆尽，俄国的农民只得四处迁徙以开垦新的土地。
这种迁徙似乎是形成奴隶制度的原因之一，大部分佃农向他们的地主预支款项以清理土地、购置装备及耕种农场。这种借款的利息有时高至20%，他们之中有很多人由于无法偿付债款，沦落为地主的仆役，因为1497年有一条法律规定，拖欠债款的债务人应成为债权人的奴隶，直到偿清债务为止。为了逃避这种奴役，有些农人向南逃至哥萨克人的营地；有些由于同意开发新的、难于垦殖的地带而赢得自由，因此西伯利亚那样荒寒的地区也有人定居；有些避到城市加入手艺工人的行列，从事采矿、冶金或制造军火弹药的工作，或者替商人服务，或者变成小贩沿街叫卖。地主们抱怨佃农们舍农场而去——通常债务也未付清——损害了农业的生产，因而使土地所有人无法交付日见增高的国家课税。1581年，“恐怖者”伊凡（Ivan the Terrible）为了确保农耕不辍，禁止他管治阶级的佃农未经主人的同意而离开他们的农场。那个阶级当时已不复存在，但因此建立的奴隶制度继续存在于地产中，而且不久拥有绝大部分俄国土地的贵族和僧侣们，即以此要求他们的佃农。1648年，大部分的俄国佃农虽然法律上并不承认，事实上他们是被土地束缚的奴隶。
俄罗斯仍然接近野蛮。习俗鄙陋，清洁是稀有的奢侈，识字是某些阶级的特权，教育是初民式的，文学大部分是宗教的编年史、教士讲道集或礼拜祈祷文。1613年至1682年，俄国出版的500，几乎完全是宗教性的。音乐在宗教和家庭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艺术成为宗教信仰的工具。建筑方面建造了很多结构复杂的教堂、礼拜堂、半圆形小室和球茎状的圆顶，如莫斯科的顿河圣母教堂。绘画用壁画来装饰教堂和修道院——如今这些壁画大部分已被掩盖——或作了很多圣像的镶版画，这些镶版画在绘画技巧上颇多创新，艺术技巧的发明则嫌不足，如克拉哥圣迈克尔神迹教堂中陈列的。1600年，圣像画已不再是一种艺术，而变成一种工业，大量地生产同一模式的作品，以供家庭崇拜之用。这一时期著名的艺术产品是那个高达100公尺的“伟大者约翰”五钟塔，由一位德国建筑师在克里姆林广场建立，是波里斯·戈杜诺夫（Boris Godunov）为了缓和失业问题而计划的公共工程的一部分。
在俄国那些图画似的教堂中，昂贵的装饰品闪烁着光辉，适度的幽暗烘托出宁静的气氛，庄严的仪式和洪亮的圣歌与祈祷令人神思恍惚。在这里，正教的僧侣们把俄国人塑造成虔诚、顺服、怀抱谦卑希望的典型。很少有一个宗教如此密切地与政府合作。沙皇为民表率，虔诚地奉行教规，并对教会宠礼有加，教会为了报答这种优遇，给予沙皇令人敬畏的尊严，使他的王位变成不容侵犯的神坛，而且教导人民对沙皇的顺从和服务，是人们对上帝应尽的义务。戈杜诺夫于1598年设立莫斯科大主教，使其脱离君士坦丁堡而独立。约有一个世纪之久，莫斯科的大主教在尊严上，甚至时而在权威上，与沙皇分庭抗礼。1594年，一位来自教皇克莱门特八世的使者抵达莫斯科，建议将东正教和拉丁教会联合共同置于教皇统治之下时，戈杜诺夫以轻蔑的态度拒绝。“莫斯科，”他说，“现在是真正的东正教的首都。”同时，他命人们为他祷告，尊为“世上基督徒的唯一统治者”。
·戈杜诺夫（1584—1605）
至此，他只是一个事实上的统治者。沙皇是费奥多尔·伊凡诺维奇（Feodor Ivanovich），即“恐怖者”伊凡四世那位羸弱的儿子，也是罗立克王系（Rurik）中最后的一位沙皇。费奥多尔曾目睹他哥哥被他父亲凶神恶煞似的殴打而死，导致他意志崩溃，他用沉潜于宗教的方法躲避宫廷中的危险。虽然人民称他为圣者，他们知道他缺乏治理人民必需的坚强意志。伊凡四世曾指定一个委员会来指导这年轻人。戈杜诺夫是这个委员会中的一员，也是费奥多尔的姐夫，由于才能出众，他终于成为俄国的真正统治者。
伊凡四世七位妻子中最后的一位，曾替他留下另外一位儿子——德米特里·伊凡诺维奇（Dmitri Ivanovich）——这个孩子现在（1584年）3岁。为了防止这个孩子受其他阴谋左右，委员会将母子二人送往莫斯科以北约120英里的乌格利（Uglich）居住。1591年，这位年轻的沙皇之子死于该地，他究竟如何死的，至今仍无法确定。一个以瓦西利·沙伊斯基（Vasili Shuiski）太子为首的调查团前往乌格利调查此事，调查团的报告说，那个孩子是在癫痫症发作时自刎而死，但德米特里的母亲控诉说她儿子是被戈杜诺夫下令杀死。戈杜诺夫的罪名始终不曾确立，今天仍有一些历史学家怀疑这件事。那位母亲被迫成为修女，她的亲戚也被逐出莫斯科。德米特里被加入东正教圣者的名录中而暂时被人遗忘。
和英国的理查三世一样，戈杜诺夫做摄政时治理俄国较他以后正式为王时成功得多。虽然他缺乏正式教育，还可能不识字，但他有谋略，热诚地用劳动来解决俄国人生活上的一切问题。他改革内政，抑制司法上的贪黩，眷顾中下层阶级，从事公共建设以雇用城市中的贫民，减缓奴隶们的税捐，而且——根据当时的记载——“受众民爱戴”。他深得其他国家的敬仰和信任。沙皇费奥多尔一世死后（1598年），国会一致要求戈杜诺夫继位为王。他自谦一番后接受了王位，但有人怀疑曾有他的亲信在国会中预作安排。好几位贵族因为不满他偏袒平民，指斥他继位为不法，阴谋推翻他。戈杜诺夫将其中数人加以监禁，数人加以放逐，迫使费奥多尔·罗曼诺夫（Feodor Romanov，第一位罗曼诺夫族系沙皇的父亲）为僧。这群失败的贵族中有几人适时死去，有人认为是戈杜诺夫遣人谋杀的。戈杜诺夫现在终日生活在怀疑和恐惧中，他到处散布密探，将可疑分子驱逐出境，没收他们的财产，将一些人处死。他早期广受欢迎的情况现在逐渐消失了。1600年至1604年，俄国的农业歉收，使他在和贵族们斗争时失去了饥饿民众的支持。
1603年，一位青年在波兰出现，他自称他就是人们相信已经死去的德米特里，也是费奥多尔·伊凡诺维奇王位的合法继承人。戈杜诺夫持有充分的理由认出他是格里斯卡·奥特雷皮夫（Grishka Otrepieff），一位免去圣职的僧侣，曾经在罗曼诺夫家庭中任职。波兰人因为畏惧俄国的扩张，非常高兴在他们中有一个能被他们利用的人，自称应该得到俄国王位，更使他们高兴的是，“德米特里”和一位波兰女孩子结婚，加入罗马教会。当时刚和俄国签订（1602年）20年停战协定的西格蒙德三世，对德米特里召集波兰志愿军一事采取默许的态度。耶稣会教士们热烈拥护这位假冒者的主张。1604年10月，德米特里带领4000人渡过了第聂伯河，其中包括俄国的放逐者、德国的雇佣兵和波兰的骑士。俄国的贵族们声称中立，但在暗中支持他，逃亡的农民加入这支前进的队伍，饥民们深信不疑地接受了这位新的德米特里，打着他的旗号作为王位正统和他们苦难中希望的象征。这一群呐喊着、祈祷着的暴民由俄国西部直奔莫斯科时，那随时准备起哄的哥萨克人也从南方疾冲上来，于是这次行动变成了革命。
戈杜诺夫把这次事件看作一次波兰入侵，派遣军队西向迎敌。俄军击溃了德米特里军队的一支分遣队，但错过了其余的部队。戈杜诺夫在其克里姆林宫的房间内，接到的新闻不外乎暴民的增多和向前推进。到处散布着不满和叛乱，那些贵族甚至在莫斯科城中为祝贺德米特里的健康而举杯互敬，他们向百姓宣布德米特里是被上帝派遣来成为沙皇的人选。经过犹疑和痛苦，戈杜诺夫突然在1605年4月13日逝去。关于此事，普希金（Pushkin）和莫索尔格斯基（Moussorgsky）都有生动的描述，反而不见于历史记载。死前，他曾将他的儿子托付给总主教巴斯马诺夫（Basmanov）和贵族们，但总主教和那些贵族后来都投向假冒的德米特里，戈杜诺夫的儿子和寡妇因而被杀。在举国若狂的欢呼声中，那位“假德米特里”被加冕为全俄罗斯的沙皇。
·混乱的时代（1605—1613）
就君王而言，这位新沙皇并不坏。他体貌虽不动人，但能骑马舞剑，就像一位天生的贵族。他有一颗善解人意的心、滔滔无阻的辩才、愉悦的仪态及不受环境影响的简朴，他的简朴在宫廷社交生活中造成轰动。他的勤于政事使他的僚属惊奇，他亲自练兵又使他的军队诧异。但是，他对周围人物表现的优越感失之有意而明显。他公开表示他看不起贵族的粗鲁不文，他建议将贵族的儿子送往西方接受教育，他计划从外国聘请教师到莫斯科设立中学。他讥笑俄国的习俗，轻视东正教的仪式，拒绝向圣者之像行礼，餐桌还不曾洒过圣水他就开始吃饭。他食用小牛肉，依据东正教的仪式，那是不洁的。他隐瞒了他对天主教的皈依——或许他对此从来不曾认真过。他把他波兰籍信仰天主教的妻子带到莫斯科，由圣方济各修会僧侣和教皇使者护送，而在他的随从中，也有波兰人和耶稣会教士。他毫不在意地花费国库中的岁收，使军官们的薪水加倍，并将没收戈杜诺夫家的地产分派给他的朋友。他生性好动尚武，计划向克里米亚发动一次战争，他送给那位苏丹一件猪皮大衣时，他实际上已对其宣战。在他全力南下使莫斯科城中兵甲不留时，贵族们担心他正将俄国都门敞开，以便波兰进攻。
德米特里继位后几个星期，以沙伊斯基（Shuiski）为首的一派贵族便阴谋推翻他。沙伊斯基承认他早就认出那位伪装者，他之所以支持他，只是为了铲除戈杜诺夫，现在目的既已达到，那个工具就该丢到一边，而让一位真正的贵族为俄国之王。德米特里发现了这次阴谋，派人将那些领袖逮捕。他并没有像俄国传统的那样将他们立即处死，而是将他们交国会审判，当时的国会是俄国历史上第一次由各个阶级选出的代表组成。国会将沙伊斯基和其余诸人判处死刑时，他又将他们减刑为放逐。5个月后，他允许那些放逐者回来。很多一直相信他是“恐怖者”伊凡之子的人，感觉如此不寻常的宽大，已经对他系出皇室的身份掷下可疑的阴影。那些被释放的阴谋者重新开始他们的阴谋。这次那个德米特里曾屡施恩惠的罗曼诺夫家庭参加了阴谋。1606年5月17日，沙伊斯基和伙伴们带领他们武装的侍从进攻克里姆林宫。德米特里自卫有方，亲手杀死了几个攻击者，但他终被击败而遭杀害。他的尸体被暴露在刑场中，一张下流猥亵的面具丢在他的脸上，一只笛子放在他的口中。后来他的尸体被焚化，骨灰被用大炮射向空中，以防止他复活。
胜利的贵族们宣布沙伊斯基成为沙皇瓦西里四世，他同意未得贵族会议的同意，不处死任何人、不没收任何财产，而且他在乌斯本斯基（Uspenski）大教堂中慎重起誓：“未得会议允许，不加害于任何人。”此处会议是指俄国国会或称全级会议（Assembly of All Classes）。这些保证以后虽屡被违反，但在俄国政治的演进上，跨出具有历史意义的一步。
他们未能安抚不满意于推翻德米特里的广大群众。一场叛乱在北方暴发，第二个假德米特里被推举为领袖，波兰的西格蒙德三世给予他民间的协助。沙伊斯基向西格蒙德的敌人——瑞典的查理九世求援，查理派遣一支瑞典军队进入俄境。西格蒙德对俄国宣战，他的将领佐尔基斯基占领了莫斯科。沙伊斯基于1610年被推翻，随后被带往华沙，在那里他被迫为僧。贵族中一派同意承认西格蒙德14岁的儿子拉迪斯拉斯为俄国的沙皇，前提是东正教教会能维持独立及波兰派兵协助俄国平定危及贵族政府的社会动乱。
接下来的一场动乱主要是基于宗教和爱国意识、对一位波兰籍沙皇的排斥。莫斯科的东正教总主教赫莫根斯（Hermogenes）禁止人民向一位罗马天主教的君主宣誓效忠。波兰人将他逮捕，不久他死于狱中，但他的宣言使拉迪斯拉斯的统治破产。宗教领袖们要求人民驱除那些信仰罗马天主教异端的波兰人。政府似将瓦解，而俄国陷入混乱。一支瑞典军队占领了诺夫哥罗（Novgorod），建议由一位瑞典王子入继俄国大位。俄国北方和南方的农民及南方的哥萨克人弃绝了拉迪斯拉斯，建立起自己的地方统治权。多股盗匪劫掠乡村和城市，对一切反抗他们的人施以苦刑。农业崩溃，粮食产量锐减，运输也受到危害，因而饥荒四起。一股谋反的暴民进入莫斯科，混乱中大部分城市化为焦土（1611年3月19日）。莫斯科城中的波兰卫戍部队退入克里姆林宫，他们等待着西格蒙德的援兵，然而一切落空。
在尼兹尼·诺夫哥罗（Nizhni Novgorod），一位名叫科斯马·明因（Kosma Minin）的屠夫，在东正教的虔诚感应下组织了另外一支叛军。他要求每一个家庭拿出1/3的财产来支援他们向首都进发，目的达到了。但人们只愿意跟随一个有爵位的领导人。他邀请德米特里·波扎斯基（Dmitri Pozharski）王子做他们的将军。他同意了，这支新的军队继续向莫斯科进发，一路斋戒祈祷。抵达之后，他们将波兰的卫戍部队包围在克里姆林宫中。波兰军坚持抵抗，直到最后粮食告罄。他们在1612年10月22日波兰军投降后逸去。那一年在俄国人的记忆中留下长久而深刻的印象，被认为是解放的一年。两个世纪后，法国的拿破仑被逐出莫斯科，胜利的俄国人在他们再度被焚为灰烬的首都中，替明因和波扎斯基树立了一座纪念碑，感谢那位屠夫和那位王子，在1612年为他们树立了一个如此英勇的模范。
波扎斯基和德米特里·特罗贝兹科（Dmitri Troubetskoy）王子从帝国的各个地区邀请教外和宗教人士的代表们组成一个会议，以选出新的统治者。几个贵族家族暗中各自操纵，最后罗曼诺夫家族得胜，会议选出当时年仅15岁的米哈伊尔·罗曼诺夫，被迅速集合迅速训练的莫斯科群众欢呼他为沙皇（1613年2月21日）。曾经救下这个国家的俄国人民，至此又谦卑地将国家交到贵族手中。
新的政府镇压社会不安和叛乱，认可并扩大奴隶制度，割让英格里亚以安抚瑞典，又与波兰签订了一个14年休战协定。这个休战协定使长期被拘禁的米哈伊尔之父——费奥多尔·罗曼诺夫——获得自由，他受戈杜诺夫之迫成为费拉雷特（Philaret）僧人。米哈伊尔使他成为莫斯科总主教，而且像欢迎一位议员一样来欢迎他，他掌握极大的权力，所以俄国人民称费拉雷特为“沙皇第二”。在父子的联合治理之下，仍有更多的起义和战争，但俄国在经过一个时代的混乱后，终于达成一个不稳定也不能令人满意的和平。“混乱的时代”始于戈杜诺夫之死，终于米哈伊尔的即位，而米哈伊尔的即位，依次又开始了俄国历史上的罗曼诺夫王朝，这个朝代将统治俄国直到1917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