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时期的波兰，和罗马教廷保持着和平关系。了解一下天主教如何快速地在那个王国中将宗教革命时丧失的土地几乎完全恢复，对我们是有教益的。但是，首先让我们浏览一下文化演进的政治背景。
·国家
这一时期以一项著名的政治上的成就开始。在波兰东南部的立陶宛大公国由公爵统治，而且将它的领地从波罗的海基辅和乌克兰扩向奥得萨和黑海。俄罗斯力量的茁壮对立陶宛的自治形成威胁。虽然它的希腊正教信仰和俄国的信仰大致吻合，但它不得已决定投向波兰。因为与其被俄国兼并，倒不如和罗马天主教的波兰合并，更能维护它的自治权。西格蒙德二世签署了历史性的《卢布林合并条约》（Union of Lublin，1569年7月1日），表明了他的统辖权。立陶宛承认波兰国王为它的大公，派遣代表前往华沙的塞姆（Sejm），接受那个国会为它一切对外关系的政府，但保存自己的宗教、法律及内政自主的权力。波兰经过这次扩充，现在拥有1100万人口，国土从但泽直至奥得萨、从波罗的海至黑海。毫无疑问，它已成为强国之一。
西格蒙德二世死后（1572年）没有男性继承人，使那个始于1386年、给予波兰一系列富有创造力的君主及一个在宗教上宽容和启发人道的文化的雅盖洛王朝告终。贵族们一直怨恨世袭君主，认为是对他们封建权力和自由的一大妨害。现在，他们决心以选举君主的方式将大权握在自己手中，他们建立了一个贵族的共和国，而使未来的国王成为国会的仆人。因为国会中不仅包含地位较高的贵族，而且包含士绅阶级，即地位较低的贵族，所以这个计划好像是实现了亚里士多德一个政府应该混有君主的、贵族的、民主的因素，以收相互制衡之效的理想。正当波兰在波罗的海中的竞争者瑞典和俄国，凭着世袭君主们为后代着想的特权，逐步走向军事联合之际，波兰的新宪法却使国家主权分崩离析。现在，每一次君王的选举都变成一次拍卖，贵族们把票投给竞选者中出价最高的人。这些竞选者通常都受其他国家的经济支持，所以法国的官员用送礼的方法，替那个不成材的瓦洛伊斯的亨利买下波兰的王位（1573年）——只为了一年后将他召回，成为法国的庸君亨利三世。
经过一阵混乱的王位虚悬，波兰国会最终选择了以斯特凡·巴托里（Stephen Bàthory）为王（1575年），算是挽回了一点失去的声名。巴托里还是特兰西瓦尼亚（Transylvania）的太子时，就以长于政治和作战而知名。他在华沙的代理人曾经应许，如果当选为王，他将付清国债，给予波兰国库20万金币，收复波兰被俄国所占的一切土地，而且在必要时愿为波兰的荣誉舍命。谁能抗拒如此诱人的应许？虽然一些富有的贵族倾心于支持参加竞选的奥地利马克西米利安二世，但司选举的国会中，有7000位议员热烈地支持巴托里。他当选以后带着2500名军人昂然地骑马而来。他和安娜·雅盖洛（Anna Jagellon）的婚姻赢得很多人的好感。他又领兵进袭但泽（因为但泽拒绝承认他为王），逼迫那个高傲的港口付给波兰国库20万基尔德的罚款。
即使如此，贵族们仍然不能确定他们是否喜爱这位眼光锐利、心境现实、蓄着威严而令人畏惧须髭的新王。他厌恶繁文缛节，衣着简朴有时甚至身着补丁，饮食也不讲究，牛排和白菜就能使他大快朵颐。他要求经费以便进行一次反俄战役时，贵族们悭吝地许他以不够支配的补给。靠着特兰西瓦尼亚的津贴，他带领一小支军队出发，包围了当时俄国的第三大城市普斯柯夫——当时在位的俄皇是伊凡四世，在人民心目中他虽是可怕的魔王，但他自认年龄老迈，无法对抗生龙活虎的一个敌人。他求和，将利沃尼亚割让波兰，而且应许俄国被阻挡于波罗的海之外（1582年）。伊凡去世（1584年）后，巴托里向教皇西克斯图斯五世建议征服整个俄国，使它与波兰合并，然后将土耳其人逐出欧洲，使整个东欧臣服在教皇的权威之下。西克斯图斯五世没有反对他的建议，巴托里却在辛苦准备这次征战的中途死去（1586年）。他停止给波兰招来更多麻烦时，波兰开始体会到他是最伟大的国王之一。
经过一年的讨价还价，波兰国会将王位给予西格蒙德三世，因为他们以为他既是瑞典王位的继承人，可能会把瑞典和波兰两个国家联合起来，以控制波罗的海、抑制俄国的扩张。但是，在前面我们已看到他在位的一半时间是徒劳无功地企图在瑞典树立他自己的权威和天主教的信仰。1605年，波里斯·戈杜诺夫（Boris Godunov）突然去世，俄国陷入毫无防卫的混乱中，因而给西格蒙德另一次机会。不曾得到国会的同意，他即宣布自己是俄国王位的候选人，并率领一支军队进入俄国。他花了两年时间围攻斯摩棱斯克城（Smolensk）时，他的部将斯达尼斯拉斯·佐尔基斯基（Stanislas Zolkiewski）在克鲁辛诺（Klushino）击败俄军，进入莫斯科，说服了俄国贵族接受以西格蒙德的儿子拉迪斯拉斯（Ladislas）为俄国之王（1610年）。但西格蒙德拒绝这个安排，因为沙皇应该是他，而非由他儿子即位。他攻克斯摩棱斯克城（1611年）后，即领兵向莫斯科进发。但是他永远没有抵达目的地，因为俄国的冬天赶上了他迟缓的步伐。他的士兵领不到薪饷，发动了叛变，1612年12月，他的军队在痛苦和混乱中由俄国撤回波兰。这一次耗费巨大的战役的唯一结果，是西格蒙德得到了斯摩棱斯克和塞维尔斯基（Severski）两座城市及在俄国人的生活中注入了强大的波兰影响。
西格蒙德统治的其余时期，是一连串导致灾祸的战争。他和哈布斯堡王朝联合，使波兰卷进一个耗资巨大的对土耳其人的斗争，这固然为那位神圣罗马皇帝乐闻，但波兰依靠着将领的多才和士兵们的英勇，才得幸免于亡国。古斯塔夫·阿道夫利用波兰专注于南方时进攻利沃尼亚。1629年的《阿尔特马克和约》（Peace of Altmark），使瑞典成为利沃尼亚和波罗的海的控制者。西格蒙德死时已经是一位身心俱悴的人物。
波兰国会将王位给他的儿子，因为当时37岁的拉迪斯拉斯四世已经显示出他有膺任将军的勇气，而且他坦白和愉快的个性，使他赢得很多友人。他触怒了罗马教皇，因为他容许新教存在于波兰及希腊正教存在于立陶宛境内，在索恩（Thorn）的托伦（Tórun）允许天主教、路德教和加尔文教的教士们心平气和地作公开的辩论。他鼓励美术和音乐，购买鲁本斯的画和戈布林的挂毡，建立了波兰的第一座永久剧场，而且上演意大利的歌剧。他和那位被囚禁的伽利略通信，邀请信仰新教的学者格劳秀斯到他宫中。1648年他去世时，正值一次大规模的哥萨克人叛变。这次叛变威胁着波兰的生存。
·文明
波兰的经济仍是中古式的。国内的商业停留在小贩的阶段，国外的贸易大部分局限于但泽和里加两个港口。商人阶级在财富上是不足道的，他们很少被允许进入国会。贵族们控制着国会、国王和国家的经济。贵族们广大的地产都由受封建规定束缚的农民耕种，这些规定在某些方面比中古法国贵族庄园下的规条更加严格。拥有土地的贵族自己制定这些规定，并用自己的军队强迫推行。没有他的同意，佃户禁止离开他的管辖区；他把他们从一地迁至另一地；他随意增减他们的土地；每年强迫他们义务劳动几天；他限制他们只能从他那里购买生活必需品，农产品也只能卖给他；他迫使他们每年从他那里购买定量的蹩脚的苹果酒；无论平时还是战时，他都可以征用他们的孩子。从法律上讲，农民是自由的，他们可以保有并遗赠自己的财产，耶稣会的神父斯卡加（Skarga）却把他们描述成奴隶。
生活方式主要是农村生活。贵族们聚集在华沙投票反映他们的共同意志，他们在自己的田庄上打猎、争论、恋爱、饮宴，相互之间慷慨款待、训练自己作战等。婚姻由父母安排，很少征求女孩子的意见，女孩子也很少反抗，因为她们认为爱情来自婚姻，而门当户对的婚姻较之因爱情而结合的婚姻更能持久。妇女谦逊而勤勉。性道德被严格地遵守着，我们不曾听到18世纪之前有婚姻以外的韵事。男人较女人更注意训练自己的礼节，除了塞西莲·雷娜塔（Cecillian Renata）和路易丝·玛丽·贡扎格（Louise Marie de Gonzague），前者于1637年和拉迪斯拉斯四世结婚，因而使早期由艺术家和传教士输入的意大利影响再度恢复；后者于1648年和他结婚。玛丽·贡扎格带来一股法国礼节和语言的浪潮，这股浪潮直到20世纪才逐渐平息。波兰的舞蹈有一种庄严的优美，早在1647年就有一位法国人曾以钦羡的语调称这种舞蹈为波兰舞（Polonaise）。
波兰的艺术无法保持1477年维特·史托斯（Veit Stoss）在克拉哥建立的水准。西格蒙德二世那些华美的挂毡是在佛兰德斯织造的。来自意大利的建筑师和雕刻家在克拉哥大教堂中竖起西格蒙德、巴托里、安娜·雅盖洛诸人的纪念碑，为耶稣会在克拉哥和涅斯维兹（Nieswiez）等地建造巴洛克式教堂及在华沙建立那著名的西格蒙德三世之柱（Sigismund Ⅲ Column）。绘画在新教各派攻击宗教偶像的情境下呈现萎缩，画家马丁·科伯（Martin Kober）仍然绘制了一幅传神的巴托里肖像。
教育和绘画同样受到宗教的骚扰。克拉哥大学已渐衰落，但是巴托里重建了威尔诺大学。同时，耶稣会在克拉哥、威尔诺、波兹南、里加及其他各地建立了多所学院。这些学院极为优秀，连很多信仰新教的人也愿意把他们的儿子送到这些学院，接受心智和道德的训练。办得更好的是拉科（Rakow）的唯一神教学院（Unitarian School），这所学院吸引了1000名属于各种宗派的学生。巴托里的那位人文学者大臣让·扎莫伊斯基（Jan Zamojski）在萨莫奇创办了一所新的大学，以古典课程为主。
文学作品甚为丰富，宗教辩论作品的内容常流于粗糙，形式却非常优雅。为天主教辩护的斯坦尼拉斯·奥泽丘斯基（Stanislas Orzechowski）的作品中虽充满了激烈的排斥新教的思想，他的作品却是“用最美妙的波兰文写出来的，应该列入我们历史上最好的作品之中”。以同样风格闻名的有鲁卡兹·格尼奇（Lukasz Gornicki）的《波兰之臣》（The Polish Courtier，1566年），根据卡斯底里欧内的《扈从者》（Cortegiano）一书改写而成。耶稣会神父彼得·斯卡加以散文和诗著名，也以教育和政治学著名。卸下威尔诺大学校长职位后，他做了24年波兰的波舒哀，担任皇宫中的首席传教士，毫无畏惧地抨击环绕着他的腐化贪污现象。他预言除非这个国家能够发展一个更稳定和集权的政府，否则整个国家将成为列强侵略下的牺牲者，但他主张一个责任君主政体，其权力应受法律的限制和约束。直至19世纪，让·科查诺斯基（Jan Kochanowski）的诗在诗坛及其本国找不出可与之匹敌者。直到今天，其作品仍然受到广泛的欢迎。在他的《特雷尼》（“Treny”）一诗中，他的灵感达到最高峰，此诗是他为他夭折的女儿乌苏拉所写的。
这一时期波兰的一切文化都受到宗教教派冲突的骚扰。16世纪前半叶，新教各派似乎势将控制德国、瑞典和波兰。很多贵族因为反对王室的权威和教会的腐化而加入新教，另外一些则把加入新教作为占有天主教财产的手段。西格蒙德二世采取一个广泛的宗教宽容态度。他死后一年，国会中的一个委员会起草了《华沙协约》（Confederation of Warsaw），保证绝无例外地给予一切不同宗教信仰上的自由。该协约提付表决时，在国会中曾受到主教议员的反对，98位非主教议员却一致赞成，其中包括41位天主教徒。这一协约代表波兰宗教宽容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因为在此以前，从没有任何一个官方宣言达到这个程度。在这样一个广泛的保护下，各种教派都在波兰境内繁荣滋生，这些教派包括路德派、加尔文教派、兹温格利派、再洗礼派、波希米亚教友派及三位一体派。1579年，福斯图斯·索西尼乌斯（Faustus Socinus）来到波兰，开始组织一个唯一神派系统（Unitarian lines）的教会，但克拉哥民众把他从房子里拖出来，毁坏了他的图书室，如果不是克拉哥大学的那位天主教徒校长跑来解救，他们可能把他杀了（1598年）。加尔文派和路德派联合起来要求将索西尼乌斯派逐出波兰。波兰国会于1638年下令关闭一神教派设置的学校，1658年禁止该派在波兰境内传教。一神教派的信徒们逃往特兰西瓦尼亚、匈牙利、德国、荷兰、英国，最后逃到北美洲，借着美国大文豪爱默生说出他们最愉悦的心声。
民间的偏执、耶稣会的教学法、天主教的纪律、王室的政治、再加上新教本身的门户之见，终将破坏波兰境内的新教。新教教派之间的相互攻击，正如他们反对古老的天主教一样激烈。农民们执着于旧的信仰，因为它是旧的，含有习惯的舒适性。巴托里和西格蒙德二世等君主恢复天主教信仰时，很多新教信徒或他们的子女发现和天主教会和平相处是一件乐事。波兰境内大部分德国人都是新教信徒的事实，更给予天主教一种民族感情的助力。天主教会本身也主动和这些外来的助力合作，企图将波兰再度变成一个天主教国家。派遣一些最聪明的外交家和最富有进取心的耶稣会教士前往波兰，希望能够赢取国王、妇女、儿童甚至信仰新教的贵族们。教会的领袖们，斯达尼斯拉斯·霍休斯（Stanislas Hosius）大主教和乔万尼·康门多内（Giovanni Commendone）主教等，都曾警告波兰国君，没有一个稳定的社会、道德或政治秩序，是建立在流动的、相互倾轧的新教教派的基础之上的。耶稣会的教士们显示他们有足够的能力防止那些不信仰旧教的人信仰新教。同时，天主教的僧侣们遵从特伦特会议的命令，正在进行一次确实的、予人以深刻印象的改革运动。
天主教徒们也有一个问题，即由于立陶宛和波兰的合并，希腊正教和罗马的天主教很不愉快地发生接触，这两个宗教的教义差别很小，但正教礼拜时使用斯拉夫人的仪式，而且正教的牧师们拥有妻子。1596年，让·扎莫伊斯基将一群僧侣和俗人组成一个东仪天主教会（Uniat Church），这个教会保持僧侣结婚的习俗和斯拉夫人的仪式，但接受了罗马天主教的教义，而且承认教皇的至高地位。罗马天主教的领袖们希望这种调和能够逐渐使希腊和俄国的教友们信服教皇，这个新设置的教会却遭遇到激烈的反抗，它在波罗克（Polock）的大主教也被希腊正教的民众谋杀。
整个16世纪，波兰的君主们一直采取宗教宽容的态度，较任何其他基督教国家显得更进步，但天主教的民众常常采取以往激烈仇视的政策。他们攻击克拉哥的一所新教教堂，而且从新教徒的坟墓中将尸体掘出乱加丢弃（1606—1607年）。他们在威尔诺毁坏了一所新教教堂，而且殴击——也有人说杀死——教堂中的牧师们（1611年）。在波兹南他们烧毁了一座路德派的教堂，又毁坏了一处波希米亚教友派的聚会所。天主教的僧侣们不曾参加这些群众宗教信仰的示威行动，他们却从中得到了利益。所有的情况都对旧教会有利，1648年它的胜利全部完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