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祖先在哈伦居住达两个世纪之久，他的父亲是当地的行政首长，不知何故，弗兰斯在安特卫普出生，直到19岁时才回哈伦定居。1611年以前，我们无法知道有关他的更详细的资料，那一年哈伦教堂的登记册上登记了弗兰斯与安妮可（Anneke）所生之子霍尔曼（Herman）受洗的记录。另一个是来自警察法庭的记录（1616年），叙述弗兰斯因毒打太太被捕，受到严厉的惩戒，最后由他保证以后不再犯，并远离酒肉朋友才被释放。7个月后，其妻安妮可去世，又过了5个月（1617年），弗兰斯与丽丝珀斯·瑞尼尔（Lysbeth Reyniers）结婚。9天之后即生下一个孩子。他已为我们留下他和第二任太太一张令人钦佩的画像。在以后的47年里，她与他共同生活，忍受他的贫穷和酗酒。他除了是一位伟大的画家和一个愉快的人外，其余无任何动人之处。
他跨出成功的第一步时，已经36岁了。《圣佐利斯军官射击协会的宴会》（The Banquet of the Officers of St.Joris’Shooting Guild）——5张《杜也伦》（Doelen）画中的第一件作品，获得巨大成功，弗兰斯因此奠定了他在绘画史上崇高的地位。“杜也伦”即义勇军司令部，义勇军在该处练习射术、举行竞赛和社交活动，也充当地方的民兵。这类团体偶尔也聘请画家为他们画团体像，每人都坚持以地位和支付费用的多寡来决定其在画中显示的重要性。当时那些军官都穿着最华丽的服饰，聚集在筵席旁边，其中一人手持颜色鲜明的队旗。哈尔斯绘出每个人生动有力的肖像、各种姿态和特色，每个人像均属上乘佳作，他也得到了应得的酬劳。
在以后的11年中，我们即未曾再听过他受命担任此类工作，但在这段时期，他作了很多名画，都被列为荷兰艺术的佳作，如《青鱼贩》（The Herring Seller）——又是将一部生命史表现在一张脸孔上的杰作，《欢乐的三位一体》（The Merry Trio）和《贵公子之怒吼及其爱人》（Junker Ramp and His Girl）这两幅画现均存于纽约。有名的《欢笑的骑士》（Laughing Cavalier）——自信的具体表现，所有的财物均在背面装饰昂贵的鸟类颈毛和花朵缀成的大衣上呈现出来，他绽开的笑容，一如拉·吉奥康达（La Gioconda）的一样神秘难解。1624年，弗兰斯完成了他的自画像——健美英俊的脸孔，一对沉思的眼睛，似乎在否定他的锦绣服饰与环抱的双臂呈现出来的骄傲气质，这个人就是嗜酒如命，而又一心一意想达到完美境界的弗兰斯。
1627年，又作第二次“杜也伦”团体画，即另一个《圣佐利斯军官射击协会》活动画，但没有第一次那样清晰明朗。哈尔斯故意改变风格，由轻淡明朗变为艰涩不重细节的画风——半色调、灰色阴影及柔和的轮廓。同年另一个“杜也伦”《圣佐利斯射击协会的军官》，色调也减弱了许多。那些射手一定感到很高兴，因为他们又请哈尔斯为他们画了一次（1633年）。这一次这位艺术家想起了他喜欢的颜色，并显出他的绘画天才，把各人的脸部画得很有趣、很突出。1639年，他画了另一幅《圣佐利斯射击协会的军官》，但在这次的画中，个人的部分都消失在群体中了。总之，这些“杜也伦”团体画可以说都是历史上最杰出的作品，他们说明了中产阶级在荷兰历史和艺术方面的抬头并进入骄傲显著的地位。
哈尔斯在他的第二阶段画的人像以纪念性为主，《欢乐的酒鬼》中的酒鬼在一顶大得足以遮住很多酒鬼的帽子之下；《在沙地上跑的人》（The Sand Runner）是头发蓬乱、衣着褴褛而迷人的；《吉卜赛人》（The Gypsy）现存卢浮宫中，微笑且挺胸凸肚；《弄臣》现存于阿姆斯特丹；极富幻想的《巴尔萨扎·科伊曼》（Balthazar Coymans）现存于华盛顿；《圣伊丽莎白医院的董事》是哈尔斯登峰造极的杰作，是他成熟的顶点，此画与21年后伦勃朗画的《杜累波协会的董事》（Syndics of the Drapers’Guild）非常相像，又极不相像。
弗兰斯无数次的豪饮，虽然好像不会伤害到他的艺术，却损害了他的声望，即使当时的荷兰认为偶尔借酒狂欢并无伤大雅。他继续绘画，那些作品足以使任何艺术家因之成名：《希尔·鲍比》（Hille Bobbe），《哈勒姆的巫婆》（The Witch of Haarlem），醒悟的《笛卡儿》（Descartes）——大眉毛、大鼻子、会说“杜比托（Dubito）”的眼睛，及80岁作的《戴着垂边帽的年轻人》（Young Man in a Slouch Hat）。但灾难接踵而来。1639年，他的儿子彼得被送至疯人院，一切费用由市政府负担。1641年，他那任性的大女儿，在她母亲要求下，被送进贫民习艺所。1650年，弗兰斯已是穷困潦倒。1654年，当地的面包商控告他负债200金币，并查封了这位画家的家具。1662年，这位落魄的老人请求并接受了贫民救济。两年后，哈伦市议会决议给他年俸若干，而且马上送他一份礼物——3大包泥煤，以便点燃他家的炉灶。
他在1664年受委托画的两幅画很可能就是属于额外的赈济，《救济院的董事们》（The Regents of the Almshouse）和《救济院的女董事们》（The Women Regents of the Almshouse）。男组像中显示出这位84岁高龄老画家不稳定的手，很多人的容貌被涂得模糊不清，但另一幅姐妹作《女董事们》，则令人惊异地感到他恢复了当年的雄风。该幅作品中的5个人，被描绘成5张温驯的脸谱，5个被烦厌的工作所折磨的老女人，在清教徒法规的约束下竟显得那么刻板、严肃，浑然忘却了她们年轻时的嬉戏和欢笑，但这些冷酷的表情中，似乎散发着一种怯懦的慈祥和一种疲惫的同情。这些最后的画，这位画家生命之火最后的火焰，现在连同“杜也伦”的油画，一起被悬挂在哈伦的弗兰斯·哈尔斯博物馆中，馆址即当年救济院的所在地。
1664年，他在贫苦中逝世，葬礼在市内圣巴蒙教堂四周举行，极尽哀荣。哈伦市以长期抵抗围攻及她最伟大儿子的作品载誉于世。在他逝世后的200年中，他几乎被人淡忘了。他的画被零碎出售以换取食物，有时被廉价拍卖，或者根本无人问津。如果说艺术史家还记得他的话，那也只是记述他作品内容的狭窄——没有宗教画，没有神话、历史、风景或裸体画，或是他作画手法显然是轻率的快捷——没有初步的构图，只是快速地挥毫与涂色，这些都需要联想和观赏者的记忆，将其中的细节部分填满，可能是为平衡这种长期的忽视，今天他的画受到极高的评价。一位宽厚的评论家认为，哈尔斯是“世界上有史以来最出色的人像画家”。时间这样最可靠的判断者，竟无法对他盖棺论定，那么让我们心满意足地赞美他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