荷兰人常以过分重视商业主义、对赚钱的狂热、及太过专心致力经济生活时而表现出粗俗态度遭人诟病。荷兰的许多历史学家也很坦率地接受这些论断。对于像荷兰这样一个民族——喜爱清洁、郁金香、音乐、艺术，普及教育、扫除文盲，鼓励讨论及思想交流，同时允许思想、言论、出版自由，因而成为国际上的政治避难所——如果我们仅仅称呼他们的文化为商业文化，显然是不公平的。笛卡儿曾说：“没有一个国家比荷兰拥有更完全的自由、更大的安全保障、更少的犯罪率及更完美的淳朴古风。”1660年，一位法国作家这样写道：
今天世界上没有一个地区能像荷兰省这样享有如此多的自由……任何农奴或奴隶只要一踏上这块土地，立刻就获得解放。每个人都可随意出国，而且只要他自己愿意，也可以把自己的所有金钱带走。昼夜行路都是安全的，即使是一个人单独旅行也无所谓。雇主不能违反仆人的意愿而强行留雇。没有人会因宗教信仰的不同而惹来麻烦。每个人都可以自由发表言论，甚至批评官吏。
维持这些自由的基础是秩序，而家家户户的井然有序，也反映出荷兰人清晰的思路。胆识、勤奋与坚忍是男人的特性，妇女则精勤于操持家务。性情温和、豪放、善良则男女兼而有之。许多荷兰人，在赚了一笔适度的财富之后就退休，从事政治、文学、高尔夫 、音乐等活动及享受家庭幸福。荷兰人“极度憎恶通奸”，洛多维科·圭奇亚迪尼（Lodovico Guicciardini）写道：“他们的妇女都非常慎重，因此拥有较多的自由。她们可单独外出访客甚至旅行，从来没有任何败坏的风闻……她们是管家，也爱她们的家。”有许多受过很好教育的妇女，如玛丽·斯胡尔曼（Maria Schuurman），就享有“荷兰的雅典娜”之誉，她会讲11种语言，具有说写能力的有7种之多，擅长绘画和雕刻，精研数学和哲学。玛丽亚·塔塞耳叶达（Maria Tesselschade）所作诗文之美，一如其人，她翻译塔索的《耶路撒冷的解放》，获得全世界的赞誉。她能绘画、雕刻与蚀刻，而且擅长弹奏竖琴和歌唱。约有半打以上的社会名流，包括惠更斯（Huygens）、约斯特·冯德尔（Joost van den Vondel）、杰布兰德·布雷德罗（Gerbrand Bredero）等，都曾向她求婚未果，后来她与一位船长结婚，婚后成为一位献身于家庭的主妇和母亲。她留下来的智慧、才艺和高贵的传统，至今存在荷兰人珍贵的记忆中。
荷兰人对音乐广泛的爱好，还在艺术之上。阿姆斯特丹的扬·彼得松·斯韦林克（Jan Pieterszoon Sweelinck）是荷兰最伟大的钢琴家，他授艺给海因里希·沙伊德曼（Heinrich Scheidemann），再由沙伊德曼授艺约翰·亚当，再由亚当传授给约翰·贝奇（Johann Bach）。与这些杰出才能并行的，是荷兰商业的腐败、大量的酗酒、众多的妓院、尝试各种赌博的勾当，甚至投机于郁金香的囤积，以操纵货物价格。
哈伦是郁金香文化的中心。15世纪末，郁金香的球茎由意大利与德国南部输入。巴黎人也认为玩赏郁金香是一种高贵、时髦的风尚。1623年，有一位花卉玩赏家曾出价1.2万法郎购买10株郁金香球茎而遭到拒绝。1636年，几乎所有的荷兰人都选择经营郁金香作为投机买卖的行业，当时有特别的商业交易中心，专营买卖整批郁金香或期货。郁金香在经济上也曾疲软过，1637年，在一次为筹募孤儿院救济金而举行的拍卖中，120株名贵的郁金香球茎，只售得9万金币。
佛兰德斯、法国、葡萄牙和西班牙各地难民，来自半个世界的外国商人都拥进了这片乐土，输入了带有刺激性的多种外来的习尚。莱登、弗拉尼克、哈得维克、乌得勒支、格罗宁根诸学校，罗致了许多世界著名的学者，造就了不少人才。在莱登大学创办的最初半个世纪中（1575—1625年），贾斯图斯·利普修斯、约瑟夫·斯卡利杰尔、达尼尔·海因修斯、赫拉德·福西厄斯等著名学者，都在该校执教。1640年以前，莱登大学是欧洲最负盛名的学术研究中心。在荷兰联邦各省区，民众的知识程度可能高于世界其他任何地方。荷兰的报纸是最先享有新闻自由的。《莱登周刊》与《阿姆斯特丹官报》畅销之广，遍及西欧，这些刊物是人们公认的最有言论自由的杂志。在同一时期，其他地方发行的报纸均受到政府的控制。一位法国皇帝下令压制一家荷兰出版公司时，他惊讶地发现这竟然办不到。
荷兰有很多作家，但何其不幸，他们写的作品不是用拉丁文便是用荷兰文，拉丁文已成明日黄花，行将消逝，荷兰文则使读者局限在狭窄的范围里。荷兰人不能使他们的语言像他们的船舶那样到处通行。狄克·科恩赫特和亨德里克·斯皮格尔（Hendrik Spiegel）两人都赞成把生动的荷兰文当作一种文学的表达工具，并努力使它避免受到不好的影响，达成精确与明晰。柯尔特——艺术家、作家、政治家和哲学家——在政治动乱的文化全盛时期，他是第一个最有力的人物。担任哈伦城的秘书长一职时，他因替奥朗日王子草拟1566年的宣言而被监禁在海牙，随即逃至克莱沃（Cleves），充当一名雕刻师以维持生计。他翻译《奥德赛》、薄伽丘和西塞罗的作品及《新约》。之后他又回到荷兰，致力于宗教的宽容运动。经历了这场血肉模糊的流血纷争，他丧失了信仰——这足以象征未来17世纪的知识史，他变成了一个不可知论者，承认世人永远不明了真理。他主要的著作《优裕生活的艺术》（The Art of Well-Living），提倡没有神学的基督教和独立于宗教信条之外的道德制度。由于官方的疏忽，他未遭迫害并得以寿终正寝。
荷兰的特色在于商人常常将文学与实体的事务混合。勒默·菲斯海尔（Roemer Visscher）是阿姆斯特丹的一个富商，他对年轻的作家常给予帮助与款待，使他的家成为沙龙，几可与法国沙龙媲美。他写的诗为他赢得“勇武的荷兰人”的称号。在须德海（Zuider）上，彼得·霍夫特（Pieter Hooft）建造了穆登（Muiden）城堡，这是荷兰文艺复兴时期的一个避难所。他欢迎诗人、科学家、外交家、将军和医生进入穆登城堡，而他自己，在最后20年内，完成了《荷兰历史》（Nederlandsche Historienn）的巨作，以强劲优美的散文述说荷兰动乱的故事，因此他被尊称为荷兰的塔西佗。
上百位诗人中的三位，将荷兰文带进了文学的巅峰。曾任荷兰国会议长达22年之久的雅各·凯兹（Jacob Cats），以通俗的韵文和有趣的逸事解释格言中的真理。几个世纪以来，《凯兹神父》流传于每一个受过教育的荷兰人家中。约斯特·冯德尔在噩运与敌人的阻挠下，终于在荷兰的文坛获得至高的地位。他的父亲是一个帽商，因主张再洗礼说，被从安特卫普放逐到外乡。约斯特出生在德国科隆。1597年，他家定居在阿姆斯特丹，在那里他父亲做了180度的转变，开了一家袜子店，约斯特继承衣钵，但是他将工作留给他的妻儿，自己则专心研究拉丁文、希腊文、意大利文、法文和德文，以弥补正式教育的不足。他的28个剧本，是根据希腊和法国剧本的模式写成的，谨守三一律。他撰文讥讽清教徒和新教徒之间的争辩，他觉得罗马天主教的仪式与天主教徒美丽的玛丽亚·塔塞耳叶达对他有强烈的吸引力。玛丽亚的丈夫（1634年）与冯德尔的妻子（1635年）去世后，这两位诗人变成了很亲密的朋友。1640年，他接受了天主教的信仰。他继续攻击宗教的仇恨、经济的弊端和政治的腐败，他以歌颂荷兰的勇气与光荣，赢得了荷兰人的尊敬与爱慕。1657年，他做的袜子生意，因其子经营不善而倒闭。他儿子逃往东印度群岛，这位诗人出售了所剩无几的财产偿还债务。他当了10年的当铺店员以维持生计，最后获得政府的养老金，平静度过了最后的13年，享年92岁。
康士坦丁·惠更斯因具有多方面的才智，成为荷兰文坛上最具吸引力的人。他父亲克里斯蒂安·惠更斯是海牙国家会议的秘书，他的儿子小惠更斯后来成为牛顿时代欧陆最伟大的科学家，在他们之间，康士坦丁继续保持了这种家族优越的传统。他于1596年出生于海牙，在莱登、牛津和剑桥接受了广泛的教育。他用拉丁文和荷兰文写诗，在运动方面也有卓越的表现。他还是一位优秀的音乐家和艺术家。22岁那年，他参加驻英外交使节团的工作，在詹姆士一世御前弹奏琵琶，并对约翰·多恩极表倾慕，不久之后将多恩的诗篇译为荷文。23岁时，他被派遣至威尼斯任外交使节。在他回程途中，他因攀登斯特拉斯堡大教堂的塔尖，几乎丧命。1625年，他担任几个行政长官的秘书，1630年，他在枢密院任职，同时发表了一些诗集，其文体优雅、构思柔美，堪称杰作。他在90岁时去世（1687年），结束了荷兰最光辉的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