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多么令人惊讶：占欧洲那么小比例的荷兰，竟发展成为两种如此不同的文化，如佛兰德斯与荷兰文化；两种性质不同的信仰，如天主教与加尔文教；两种格调与画法截然不同的画家，如鲁本斯与伦勃朗、凡·戴克与哈尔斯。
我们无法从言语的不同来解释这种显著的差异，因为半数的佛兰德斯人 ，与所有的联合省人一样，都是说荷兰语。造成这种不同的原因，部分可能是由于荷兰人与新教德国接壤，佛兰德斯人则近天主教的法国，部分是因为信奉天主教、效忠王室和实行贵族政治的西班牙与布鲁塞尔、安特卫普之间较紧密的关系使然。佛兰德斯继承了中世纪的宗教、艺术和习俗，而荷兰的贫困使他们一直未有属于自己的文化。可能是由于南方诸省的阳光普照，那里的人民倾向于世俗的、安逸的、放纵的天主教教义，而北方由于多雾、生活艰苦，促成他们严格坚忍的信仰。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因为西班牙军队在南方获胜，而北方河流的阻挠与荷兰雄厚的财力使他们吃了败仗。
安特卫普一定是一座相当美丽的城市，在它大教堂的塔尖、正面及装饰艺术品还完好无缺时，附近商业贸易中心的商业气氛蓬勃辉煌，河流里穿梭着来自世界各地的船只。但后来战争发生了：狂暴的阿尔瓦和宗教裁判所使新教徒的艺术家和商人逃到了荷兰、德国和英国；加尔文教的“复仇女神”掠夺教堂，西班牙的“复仇女神”洗劫民家并烧毁皇宫，法国的“复仇女神”乘胜屠杀；而法尔内塞14个月的围攻，饿死了无数的天主教徒和新教徒。最后，天主教徒加入了新教徒的行列，大批离去。安特卫普的商业也转移到阿姆斯特丹、鹿特丹、哈伦、汉堡、伦敦、卢昂等地。
值得安慰的是，一些地区和城市很快从战争的废墟中复原，1579年后的佛兰德斯也是如此。纺织工业复苏了，佛兰德斯的花边仍然畅销，甘霖仍旧滋润大地，金碧辉煌的宫廷背后是人们的血汗辛劳。在喜好挥霍但仁慈的大公的统治下，安特卫普和布鲁塞尔有着显著的复兴成果。佛兰德斯人重建他们的大教堂，欢度宗教节日，并恢复了异教徒露天市集。也许卢浮宫中鲁本斯狂野的《大市集》（Kermis）这幅画稍嫌夸张，从枢机主教斐迪南于1639年在安特卫普写给菲利普四世的报告，可略见一斑：“昨天他们举行盛大的庆宴……长长的行列跟随着许多凯旋车，延至乡间，游行之后他们大吃大喝，最后酩酊大醉。因为不如此，他们就不认为是在过节。”枢机主教自己在从西班牙到布鲁塞尔（1635年）时就曾受到这种持续数天的盛大欢宴，四周辉煌的装饰品均出于鲁本斯自己的设计。革命之前的佛兰德斯城，曾被一位意大利的观光客这样描述过：“笙歌榭舞不绝，欢乐满城。”在战事的蹂躏下，这一切精神并未全部消失。彼得·勃鲁盖尔所绘的各种在街上进行比赛的游戏，现在仍然可见。每个教堂洋溢着圣歌，就像往日宫廷要求佛兰德斯歌手们所唱的情景一样。佛兰德斯进入它最灿烂的年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