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田以后，法国文学整整有一个时代毫无发展。它几乎成功地逃过了宗教战争的灾祸，一直冬眠到战事过去。但另一方面，一些好战的宗教狂热摧毁着法国的文学。正如英国文学在内战后落在法国之后一样，在蒙田到高乃依之间，法国文学也遥遥地落在英国和西班牙后面。政治家黎塞留曾试着用恩俸养士，却以检查制度来妨碍它，并使它沦为对他个人歌功颂德的工具。他死后，这种恩俸制度被路易十三轻松地一笔勾销：“我们不想再受到它的困扰。”此外，予法国文学以更大刺激的有朗布耶厅的著作家协会及黎塞留创设的法兰西学院。
这个学院始终聚集学者与作家于康拉德的私宅中，他是国王的秘书（1627年）。黎塞留不但注意战争，也注意文学，他羡慕意大利的学院和西班牙的文学，建议组成一个为国家承认的研究团体。有些人反对他的计划，而视之为对传统的贿赂。但诗人沙普兰，一位枢机主教的养士，发出了如下警语：“与他们打交道的这个人想要得到什么，就一定要得到的（指黎塞留）。”沙普兰的警告发生了效果，最后他们接受了他的建议，并将这个团体编入了法兰西学院（1635年）。它的规章里宣称：
除了将我们所说的语言，从南蛮舌之列提升出来以外，要寻求国家的幸福是不可能的……假如我们能一直留意的话，它已经比现存的任何语言都要完美，最后甚且可能媲美拉丁文，就好像拉丁文曾和希腊文媲美一样。院士的职责是净化语言，使它们免于过去已沾染过的亵渎，不管是出自庶民之口，或法庭中的群众……或那些无知的谄媚者。
最初30位会员之一的沃热拉被委以编纂辞典的工作，在它第1版发行前（1694年），整整56年的光阴已如水逝去了。学院方面也提升了学者们的地位，能当上40位“不朽人物”（Immortals）中的一个，就如同在政府中居高位一般光荣。没有一个国家像法国这样尊崇文学的。这个大多由老者组成的学院，时常像老的制动器一般，限制了文学与语言的进展，且有时闭门不纳一些天才之人（如莫里哀、卢梭）。但它能超出党派之外，要它的会员诚恳地接纳不同的意见。法国给予它的是恒久与不变，使它能在大多数都被摧毁的改变中，屹立不移。
聚集了诗人和学者后，黎塞留把他猎鹰般的眼光投向了新闻记者。1631年5月，西奥弗拉斯特·雷那多特（Théophraste Renaudot）靠枢机主教的帮助，发行了法国第一份报纸，后来名之为《法兰西报》（Gazette de France）。每周出版一次，每次8大张，刊登经黎塞留同意发布或提供的官方消息，它还增辟了一般新闻（nouvelles ordinaires）的篇幅。路易十三经常投稿。在这份报纸中，他答复一些对政府的批评，并为他放逐母亲的事辩护。有时他还亲自送来自己的文章，并监督它们排成铅字。即使一位国王，都会因自己的文章被付印而雀跃。从此，法国的印刷事业成了宣传的工具——这意味着向少数能阅读的人解释政府的政策。人们很快就不再信任《法兰西报》，他们宁可在街头，买那些由枢机主教的政敌出版的嘲弄性文章。
在那个年代，最畅销的是罗曼史之类的作品。那些骑士风范的风流艳史慢慢过时了，不只是塞万提斯和其他人的嘲讽，而是因为封建制度屈服于王室之下，越来越丧失影响力。那些花一般的骑士们的故事，也已渐渐为欲望受到压抑而形成的苦闷的罗曼史取代。在路易十三的年代，每一位悠闲而具有文学素养的人都读霍诺里·乌尔费（Honoréd’Urfé）的《阿斯特莉》（The Astrée，1610—1619年）。爱情的创伤激发作者的天赋。他的妻子有一个很美的名字，叫戴安娜，她喜欢逐猎式的性爱甚于婚姻。她和她的狗一起用餐和睡觉，她几乎每年都要堕一次胎。后来，霍诺里退隐到他的家园，写一些像田园派罗曼史一般的自传，来掩饰他的悲哀。他发现这对他的创痛有非常令人满意的弥补作用，所以他把它加长至5500页，1610年至1627年分5巨册陆续出版。在描写牧羊人塞拉丹与牧羊女阿斯特莉的爱情故事中，我们听到了蒙特马约尔的《戴安娜》以及桑那沙罗和西德尼的《桃园赋》冗长的反响。这种反响是和谐而美妙的，牧羊人和牧羊女都有法国宫廷的温文与优雅，描写的文笔足可达到著作家协会的要求，叙述情节的婉转绮丽，比之亨利四世的恋史毫不逊色，其对女人的敬慕，更使那些专制造纯情派情史的沙龙女神愉悦。从此，这股活泉先后涌出了斯屈代里夫人、普雷沃神父、塞缪尔·理查森及卢梭等的感情派罗曼史——他们都承认，在他们的大半生中，几乎每年看一次该书。几乎整整一个世纪，法国、德国、波兰宫廷中的贵族和仕女，都在玩着阿斯特莉同样的爱情游戏。大半的法国散文的沃野，都在耕耘罗曼史。
另一半包括让·路易的书信（1624年后）在内的作品，则是一些值得纪念的散文，是真正好的论文，它想予人对“矫揉造作”有深刻的印象，并与沃热拉、马莱伯一同负起净化文学和为法国散文塑造古典形式与伦理的责任……布兰托姆离开了愉快的朝廷和军队生活后，到他死时（1614年），留下了一束传记，他很艺术、风趣地描述法国仕女的爱情、凯瑟琳·美第奇的美德、玛丽·斯图亚特的美丽、瓦洛伊斯的玛格丽特的机智。很可惜他这些迷人的故事都无法予以证实。他认为：“拘泥于一个圈子里过活并不是好事，没有一个正常的人曾如此做过。一个人必须大胆地在各方面冒险，在战场上如此，在爱情上也是如此。”他的智慧达到更圆熟时，他认清了：“上帝给我们婚姻最佳的祝福，是姣好的后代，而非乐享齐人之福。”……亨利四世的朋友、国家参议员、法官迪图，曾帮着草拟《南特诏书》，并花上他大半生的时间，写了《生涯历史》（Historia sui Temporis，1604—1608年），此书以其学识、公正、及指控圣巴托罗缪的大屠杀为“一种前所未有的愤怒的爆发”的勇气而闻名于世。索利公爵也在他的晚年，得秘书之助，写成著名的作品《亨利大帝逸事》，他以此书奉献给“法国，所有的好战士及法国人民”……在路易十三治下的最后一年，一个由让·博兰德（Jean de Bolland）领导的佛兰德斯耶稣会会员的团体，开始发行《使徒行传》（Acta Sanctorum），叙述那些依照天主教教条起居的圣徒们的生活方式，并加以审慎的批评。虽然耶稣会一再变迁，他们这种工作一直进行着，到1910年已出版了65卷。一些宗教贩子曾提出了他们的抗议，但这种工作一直被教会认作最有学术意义的探讨而继续不辍。最后，我们还须提一下那无处不插一手而又不可思议的黎塞留。在文学的各个领域，都留下了他的文采，并传下了著名的回忆录——虽然这个回忆录稍微偏袒了枢机主教，却在那些无可匹敌的法国回忆录中，享有极高的评价。
无足轻重的诗人在此时充斥了整个法国。西奥菲尔·维奥（Théophile de Viau）、文森特·沃图雷（Vincent Voiture）、霍诺拉特·布埃尔（Honorat de Bueil）等人的作品，至今仍然被一些忠实的法国人阅读着，即使仅局限在学校。西奥菲尔放荡不拘的爱和诽谤性的刁疑，使他成为当时的维庸，他因而招致被判火刑，但后来改为放逐。沃图雷如春风般的机智，使他变成了朗布耶沙龙里最佳的讽言家。波舒哀年仅12岁就在该沙龙中做午夜布道时，沃图雷幽默地称之为“从未听过的，最早也是最晚的传道”。
在那个时代，出了两位闪闪发光的诗人。其中，马莱伯阐述了“每一个时代，如要使它别具风格，必须指责与推翻过去”的原则。伟大的龙沙在马莱伯年轻时仍健在，他和他的七星诗社曾使法国诗走向古典的模式和主题。然而他们的接棒人，日后却钻研于十四行诗，他们的一些情妇则沉湎于古代的语法、新奇的句型、意大利式的理解力、笨拙的倒装句、隐晦的暗示和奥秘的神话。马莱伯崛起后，认为这些已经够了，是该停止的时候了。马莱伯在1555年生于卡昂（Caen），在巴塞尔和海德堡（Heidelberg）求过学，并曾花数年时间游历各处。他被网罗入法国朝廷时，已50岁。虽然他表现鲁莽而不恭，但他我行我素，成了亨利大帝眼中最宠信的诗人，亨利大帝赐予他的“称颂比金钱多”。他卖诗给出高价的人，赖以维生，并撷取前人的精华，推广他本人的作品。就好像朗布耶沙龙的“矫揉造作”一般，他向那些乡野鄙里的、累赘冗长的文句提出挑战。他摒弃了那些倒装句法、暧昧的文句、口语文章、乡土文章、吹嘘文字（对国王尤其过分）、添凑语、刺耳的音韵、违反语法、外来语、拉丁语法、专门用语、诗的破格用法和不完全的韵律。他特别注重文章中思想的高尚、表达的精简、韵律的和谐、譬喻的一致及叙述的条理和句法逻辑化。好的著作必须诉说清晰，并悦人耳目。间断常造成一种听觉上的不适和呼吸上的不均。马莱伯就曾在仆役的耳边试过他诗句的韵律。
现在，让我们来欣赏他的一首诗《慰藉》（“Consolation”），这是他为一位哀悼亡女的朋友写的：
毕竟她是属于这个世界的——
在这里，最美好的事物总有着最悲惨的命运。
她，一朵玫瑰
在晨曦里含苞待放……
但死神无处不咄咄逼人。
我们无望地向它祈祷，
它却掩塞双耳，
任我们哀号。
可怜的老人在他的茅屋里，在葺草屋顶之下，
无言地服从了它的定命；
然而，即便是看守卢浮宫大门的卫士
也不能阻止他亲近吾王的心愿。
马莱伯的原则，似乎比他的实际作为给人以更强烈的印象。他的诗从他的原则里感染了冷漠的气氛。当代从事散文改革的巴尔扎克就曾指出，在马莱伯的诗中，他只见到优美的散文。虽然马莱伯是一位注重原则而不重实际的人，但朗布耶沙龙仍把他当作该组织的核心，学院也接受了他的箴言，而布瓦洛甚至将这些箴言当作古典风格的基础。它们在往后两个世纪中，变成法国抒情诗人披着坚毅而高尚的外衣。在那个过去的年代，马莱伯渐渐地成为诗宗及解决文学风格和语言疑难的哲人。一些崇拜者称颂他是“空前伟大的雄辩家”，而且他也同意。“马莱伯的作品将永垂不朽。”在他垂死的病榻前（1628年），他甚至不忘从最后一次昏迷中醒来，只是为了谴责护士的用词不当。
马苏林·雷尼耶（Mathurin Régnier）认为马莱伯是惹人生厌的人，他忽视马莱伯的原则，而且像维庸一样，写一些无病呻吟的小诗。他在维纳斯堡（Venusberg）削发为僧时如此迷惘，年纪轻轻的他，看起来已非常苍老。31岁时，他因染上了痛风和梅毒，显得孱弱不堪。他仍认为“每个女人我都喜爱”，只不过她们越来越挑剔而已。他写了些法国文学上最具力量的诗，鲁莽的性爱、残酷的讽刺是它们的特色，几乎可与贺拉斯的格调、尤维纳利斯的醋意匹敌，其中穿插着他所见所觉的人或地，益见生动。他嘲笑“矫揉造作”、纯洁不邪的诗句和马莱伯严谨的古典作品。从内心发出的热情，比之传统的文法、修辞学和韵律学，赋予他的诗更多的养分和生命。在古典主义刚兴起的时刻，浪漫主义又激起了它的浪花。即使是科学与哲学都不免因自我吹嘘，而遭到雷尼耶的攻击：
做着梦的哲学家呀！
你们趾高气扬地谈论着——像小孩子一般。
你们不能从地球跳到另一个星辰；
却要使整个穹苍随着你们的韵律舞动，
用宇宙的尺度，衡量你们的论述……
你们提着一盏小灯，
走向深不可测的大自然。
你们说你们因而知道了花儿色彩的故事……
描述着天国与地球的奥秘；
啊！
你们的理智欺骗了你们，
正如你们的眼睛一样。
1609年，雷尼耶成了亨利四世的宫廷诗人。4年后，他因纵欲过度而死，享年39岁，死前他曾自拟了墓志铭：
我活着，不带一点思想，
依照自然美妙的法则，
逍遥自在地过了一生；
我不知道为什么死神会记起了我，
我可不管纾尊降贵去想起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