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塞留自认不配为好人，他的言行也不像一位基督徒。那么，这位伟大人物该属于哪种人呢？卢浮宫珍藏一帧菲利普·德·尚帕涅所绘的稀世名画，将他的形象显示给后人：高大的身材，形状可笑，穿着红袍、戴着帽子才显示出他的威严，他像在法庭上争辩的样子，清秀的五官和优雅的双手使他平添许多高贵的气质，他的双目对敌人深具挑战性，但在无情岁月的捉弄下，他的眼神苍白而忧伤。他是热衷权力与热忱服务的人。
为了使目标顺利达成，不因错误而受阻，他必须是坚强的。他初入朝廷时，逢迎拍合，态度谦恭有礼；后来得势了，便目空一切，态度傲慢，以为报复，自认仅在一人之下而居万人之上。有一次，王后访问他，他仍高居座位之上——这是国王之外，无人敢做的无礼行为。他和一般人一样，自认相貌不凡。他贪求虚荣，不喜欢别人的批评，却渴望声名远播。他对诗人高乃依又妒又羡，梦想有朝一日能以诗人和戏剧家的美誉扬名世界。实际上，从他的回忆录的文笔显示，他的确写得一手漂亮的散文。像沃尔西（莎士比亚的《亨利八世》剧中的一个角色）一样，他迅速协调对基督的信仰与对财神的小心崇拜。他拒绝贿赂，也不领薪水，但他领取好些教职的收入，宣称这是为了资助他的政策。与沃尔西一样，他为自己盖了一座冠冕堂皇的宫殿，又觉得太过分，在未去世之前献给了太子，所以大主教宫变成了皇家宫殿。不过我们可以这么看：这座宫殿是为办公和外交目的而建的，并非纯然出于个人的奢侈浪费。他不是一个守财奴，他帮助亲戚，使之富有，而且适时拨支公帑慷慨助人。他以私人积蓄之半赠送国王，劝他在“财政制度因循延误而又急需款用时”动用这笔款项。
在他看来，残酷无情是治理国事必须的手段，而且自然而然地认为对人、对诸邦不能存有仁慈心肠，他们应受严刑峻法控制。他热爱法国，但法国人对他很冷漠。他同意科西莫·美第奇的看法，即祈祷念经无法治理国家大事。他也同意马基雅维利的观点，认为基督的伦理道德无法安全无虑地被用以统治或保全一个国家。他写道：“一位基督徒很快地原谅一次伤害，但一位统治者对一个反抗国家的罪行，则应立即加以严惩……缺少这种（严厉的）德行——杀一若能儆百即是慈悲——国家将会覆灭。”黎塞留使“存在的理由”（Raison d’êtat）一词普遍流行：道德律应屈服在国家的动机之下。他似乎从未对其政策是否符合国家需要表示过怀疑，因此，他像惩罚国王的仇敌一样排除异己。
在他的城堡与外交阵线内，他是通情达理的。他感到高官厚爵后的落寞，因此特别渴望友情的温馨。塔拉曼特（Tallemant）的闲话“闻逸”中，使我们相信黎塞留曾经想以大他20岁的太后玛丽亚·美第奇作为他的情妇，这是非常不可能的事。又有一些传说，谈到黎塞留的秘密艳史，甚至与尼农·朗克洛（Ninon de Lenclos）也有关系。如果黎塞留不这么风流成性的话，也不会触怒当时的显贵。关于他的罗曼史，我们知道最详细的，是他和他的外甥女玛丽·马迪列尼·康伯拉特（Marie-Madeleine de Combalet）那段亲密的孽缘。她婚后不久即守寡，心灰意懒之下，想出家做修女。此事为黎塞留获悉，即说服教皇勿准其所请，并把她留在身边，替他管理家务。而他即承受她较诸其他恋情更为炽烈的奉献。此后她装扮得像一位修女，但包藏了满头秀发。黎塞留借各种正当的理由亲近她，王后和太后则蓄意阻挠，飞短流长地造谣，使黎塞留的艳闻更为刺激。他所爱的“不是男人，也不是女人”（指修女），而二者都向他寻隙复仇。
他的意志力更值得一提。历史上很少有人像他这样一贯不懈地追求既定目标，他的意志力实非常人所及。他热心工作，经年累月、日夜不休地忙于国事，确实值得我们钦佩。在他不眠不休的悉心照顾下，其他人均能乐享安息。我们应该承认他具有超乎常人的勇气，面对强权贵族和图谋不轨的妇人及一再威胁他生命的阴谋，均无惧色，并能避开他们的攻击，最后歼灭他们。他时常甘冒生命危险而执行既定的政策。
他身体不太好，自从在普瓦图的沼泽害一场热病后就容易头痛，有时甚至持续数日方能停止。或许他的神经系统天生就很脆弱，不然就是先天已受损害。他的一个妹妹是低能儿，一个弟弟一度疯狂，而宫廷中谣传他曾数度爆发癫痫和病态的幻觉。他患过痔疮、脓肿和膀胱的疾病，与拿破仑的情形一样，他每次政治危机多多少少与小便不通有复杂的关系。为此，他曾经不止一次打算退休，而后因其意志，重新振作，继续奋斗。
当然，除非我们能看到他的全貌，了解包括以下所要提到的各种特点，否则很难得出公平的结论。他是宗教容忍政策的先驱，学识渊博，灵敏机智。他是音乐的行家、具有鉴赏力的艺术品收藏家、戏剧和诗歌的热爱者、文人骚客的益友及法国研究院（The French Academy）的创办者。但以历史的眼光来看，他的丰功伟绩在于解救法国，使其脱离西班牙统治。在此之前，法国由于宗教战争，几已沦为西班牙的附属国。他完成了弗朗索瓦一世和亨利四世渴望而未能达成的目标。他破除哈布斯堡王朝环绕四周欲置法国于死地的包围。对于法国本身而言，他以独裁与君主专制政体的代价换取了法国的统一和富强，而独裁与君主专制在后来终于导致了大革命的爆发。若说一个政治家最主要的任务是为人民谋幸福与自由，黎塞留在这方面则离标准太远了。雷斯大主教——一个精明但不公正的判断人——指责他“建立最丑陋与危险的暴政，使整个国家沦为奴役”。黎塞留将会回答说，政治家必须考量本人及后代的自由和幸福，因此须先使国家富强，防止外力入侵和统治，为达到这个目的，政治家有正当理由牺牲这一代，以便其继承者获得安全。从这个观点，黎塞留的西班牙劲敌奥利瓦累斯称赞他为“基督教世界数千年来最能干的首相”，英国政治家和作家查斯特菲尔德公爵把他列为“当代最能干的政治家，置之其他时代可能也是如此”。
他从鲁西永胜利班师回朝，简直像一个活人的出葬行列一般。在罗讷河之上，他乘坐一艘御船自塔拉斯孔（Tarascon）航行到里昂。到了里昂，他停留直到辛马斯和图两人受审和处死。因为痔疮剧痛，他的身体越显虚弱，卧于抬轿之上，由其24名扈从扛护。该抬轿甚大，除能放下一具病人的卧床之外，尚可放置一张桌子、椅子，并容纳一位秘书，记录外交训令和军事命令等。死亡之旅共历6周，沿途民众引颈观看这位集宗教和政治大权于一身、不为人民所爱却令人敬畏的大人物。到巴黎后，被连人带病床移入他的宫内。他即向国王提出辞呈，但获慰留。路易亲自来到他病榻之旁看护他，喂他食物，担心他一旦去世后自己能否应付那种局面。黎塞留听告解的神父给他施了最后的圣礼，问他是否已饶恕了他的敌人。他回答，他一生从未曾有过敌人，除非是国家的公敌。他昏迷一日后，于1642年12月4日去世，享年57岁。国王下令以一周时间举行葬礼，人们花了一天半的时间瞻仰遗容。但在很多省区，人们点燃了庆祝的火烛，感谢这位“铁血主教”的逝世。
他推荐马扎然为首相的继任人，路易答应了。他留下了10册回忆录，记述国家大事俨如出于人君之笔。在晚年，他将一本《政治圣经》（Testament Politique）献给路易，“我死之后，可作为治理国家大事的参考”。虽说是老生常谈，但也不乏言简意赅、确切可行的行政箴言，文藻足以与当时任何名作媲美。他劝告国王要避免战争，因为陛下天生不适此道。“能够协调一打敌人，比摧毁一个敌人更有利、更光荣。”此外，法国不适合战争，法国人虎头蛇尾，一开始显得热忱勇敢，但在紧要关头缺乏耐性和冷静，最后“意兴索然，变得比妇女们更软弱”。人君应该像一个雄才大略的将领，必须具备英武勇猛的气质始能克服情感上的好恶。他不应予妇女有置喙政治事务的余地，因为妇女受制于情绪和欲望多于理智。女人拥有才智是不相称的，“我从未见过多才多艺的女人未受其知识所伤”。女人不能守密，而“机密则是政治家精神的灵魂”。“一个小心谨慎的政治家多闻寡言”，避免因失言而冒犯他人，除非为了国家的利益而外，绝不说人之长短。路易应对“诸国，尤其是其本国的结构和历史，有广泛的认识”。黎塞留希望国王了解他的为人处世和政治措施。“伟大人物被授命掌管国家大事，就像那些罪犯送去服刑一般，唯一不同之处，即后者因罪须受刑罚，而前者则是因功。”
国王较黎塞留多活了约5个月，他短暂的仁政深获民心，人民欢声载道。他释放政治犯，准许在国外的流亡分子返国定居，并开放言论。他抱怨黎塞留未能让他随心所欲作为一番。他的母后较黎塞留早逝数月。他将她的遗体自科隆运回巴黎，以隆重葬礼安葬，而且在他即将去世时，一再地祷告，要求上帝和人民宽恕他对母后的无情。
他清楚自己逐日衰弱，但眼见他4岁大的儿子的俊美和活泼，也甚觉安慰。他开玩笑地问道：“你叫什么名字？”孩子答道：“路易十四。”“吾儿，未到时候，未到时候。”国王回答。
他吩咐朝中文武大臣尊崇王后为摄政，直到太子即位为止。左右告诉他死神降临时，他说：“啊！上帝，我现在死而无憾了。”他于1643年5月14日去世，享年41岁。塔拉曼特记道：“人民奔丧，如同参加结婚庆典一样欢愉。他们出现在王后面前，又像参加竞技一般。”经过令人望而生惧的黎塞留的苦心经营，“泱泱大国”和“伟大世纪”已现曙光，伟大的日子即将降临于法国国土之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