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塞留以同样的决心平定主张各自为政的贵族的叛乱，其手段不如上述对新教徒的宽大。这时封建制度并未根除，为取得中央政府的控制权，贵族曾多次参加宗教战争。势力雄厚的贵族有其坚固的城堡，拥兵自重，交战不休；自定法律，各有私人法庭和执行法律的人员；他们仍然拥有佃农，遇有人通过他们的领地，则强收过路费。法国受封建主义和宗教的祸害而成四分五裂的局面，不复为完整的国家。她是一个不稳健和骚动的结合体，由傲慢、半独立的伯爵控制，他们随时能够破坏和平，动摇国家经济。大部分省区则受公爵的统治，他们宣称拥有终身统治权，并将其传给子孙。
黎塞留认为，收拾这种混乱局面，唯一切实可行的办法是实行中央集权，由国王总揽大权。可以想见，他之所以恢复某些市政自治权就是为了抑制这种权力，不使其过分伸展。但他无法恢复中古的自治区，因为它是建立在同业公会及保护性的地方经济的基础上。由城市演变为国营市场的过程，使公会和自治区的制度受到破坏，而且将中央立法的重要性提升于地方立法之上。以我们今日的眼光来看，黎塞留恢复专制君权之举，似乎是一种反动的暴政；但就历史演进及当时17世纪大多数法国人的想法而言，这是从封建的暴政趋向全国统一的一种开明的进步。那时法国实行民主政治的时机尚未成熟，大部分法国人仍然恶衣恶食，目不识丁，笃信怪力鬼神，社会黑暗异常。法国的乡镇大多为商人控制，他们除自己的利润盈亏外从不热心公益，造福桑梓。而这些人因受到封建特权的限制，也无意笼络次要的贵族，组织类似英国的国会以遏阻君权。法国的议会不是代议和立法（Legislative）的议会，它们是超然的法庭，墨守成规，不是由人民选举产生。这些机构却成了保守主义的堡垒。中产阶级、工匠和农人赞成实施专制的君权，因为这是他们所能想见的唯一可以免遭封建领主专政迫害的途径。
1626年，黎塞留以国王的名义颁布了一道诏令，使封建制的基础受到很大的打击：他下令摧毁法国边界之外所有的堡垒，往后任何私人住所不得设有防御工事。同年，（由于他的哥哥在与人决斗中被杀）他宣布决斗非法。蒙特莫伦西·布特维尔（Montmorency Bouteville）和康特·查普利斯（Count des Chapelles）对此置之不理、依然进行决斗时，两人均被处死。为此，他坦承“良心不安”，但他告诉国王说：“这是一个根除决斗或陛下令出不行的问题。”贵族们为此怀恨在心，誓言复仇，企图逼他下台。
他们发现太后是志同道合的人。她一度支持过黎塞留，后来见黎塞留反对她的政策，才开始憎恨他。路易患重病时（1630年7月），太后和王后细心照料。他病体复原将半，两人乘机挟恩索报，欲以黎塞留之头为酬。太后在其卢森堡皇宫，心想黎塞留现远征外地，再三向国王催逼要求，并建议以掌玺大臣米歇尔·马里亚克（Michel de Marillac）取而代之。黎塞留这时由秘密通道到来，未经通报径自闯入房中，适和太后相遇。她坦承曾对国王说过与黎塞留势不两立。国王为此颇感左右为难，决心退出这场纠纷，骑马到了凡尔赛专供狩猎的别墅。朝臣以为太后将再得势，都向她靠拢。不料路易遣人召唤黎塞留，重申他继续留任首相之职，保证给予皇室的支持，同时下了一道命令拘捕马里亚克。参与此项阴谋的贵族受此“愚人节”（1630年11月10日）的愚弄，陷入愤怒之中。
马里亚克留住了性命，但其身为法国元帅的弟弟，后来被控盗用公款，旋即被处死（1632年）。路易在事情过去之后，诏请太后退隐到摩兰（Moulins）的别墅修身养性，不再插手政治。她置之不理，竟逃至佛兰德斯（1631年），在布鲁塞尔组织流亡政权，继续为打倒黎塞留的工作奋斗。从此，她未再与国王晤面。
她另外一个儿子加斯顿先生，即奥尔良公爵，在洛林省筹募了一支军队，公开反抗他的哥哥（1632年）。一些贵族响应并加入阵容，其中包括法国地位最高的蒙特莫伦西公爵和朗格多克总督亨利。成千的贵族也参加了这次叛乱。37岁的蒙特莫伦西在卡斯特尔纳达里（Castelnaudary）附近与黎塞留遣派的大军决战。他奋勇杀敌，直至身受17处伤后始被擒获。他和加斯顿的部属均空负盛名，缺乏良好的军纪，一受到攻击即溃不成军。蒙特莫伦西被俘，加斯顿见大势已去，只好投降，他供出同谋的名单后获释。路易命令图卢兹的法务院以叛国罪审讯蒙特莫伦西，经判决裁定死刑。蒙特莫伦西王族的最后一个公爵从容就义时说：“我认为国王的旨令就是上帝的恩诏。”大部分法国人指责国王和黎塞留冷酷无情，路易回答：“我若有私情作祟，也不配为人君了。”黎塞留则辩称，这次的死刑是一个警告，使贵族们引以为戒，知道他们也必须遵守国家的法律。他说：“惩罚一个穷凶极恶几与其官爵相等的达官，实是申张法治最好的方法。”
至此黎塞留要获得政权尚需剔除两大障碍：摆平各法务院和各省总督的势力。他对贵族总督、资产阶级或小贵族的地方官的渎职和无能，而使各省财政的收入受到严重损失之事感到愤怒，因此他在各区设置“监督者”（Intendants），监督财政和司法的管理及法律的执行。这些朝廷命官比任何地方官的职位都高，地方分权从此式微，而行政效率和税收也大大提高了。中央派遣专员到地方执行政务的制度，在亨利四世时期已实行了一部分，后来被弗朗得（Fronde）的贵族所阻。路易十四即位后，使这一制度奠定基础，拿破仑又加以修改，监督制度成为中央集权政治的主要特色，由此进一步统筹运用全法国的法律。
巴黎法务院认为在脆弱的君主政体下，将该院现有的登记和解释法律的功能，扩展为国王的咨询机构，时机已经成熟。黎塞留不能忍受法务院与他的参议院（Council of State）为敌，或许是在他的锋利言词激励之下，法王路易召集了巴黎法务院的领袖们，并告诉他们说：“法务院的职责仅在判决彼得大爷和约翰大爷们之间的是非，如果你们贪求无厌，当心我打断你们的狐狸尾巴，那时你们后悔都来不及了。”巴黎法务院只好让步，各省的法务院也步其后尘，甚至连他们传统的职能都被削减。黎塞留又设立了一些“特别委员会”（Extraordinary Commissions），审判特殊的案件。至此，法国已成为一个警察国家。黎塞留的特务充斥各地，甚至娱乐憩息的场所也有这些人的影子，密令变成政府部门常用的手段。这时的黎塞留，事实上已是法国的国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