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有创造力的国王(1594—1610)

时间:2023-10-23 19:39:02关键词:亨利四世

亨利披荆斩棘,发现国家重建的工作比权力的征服更为艰难。32年的宗教战争使法国的景象萧条混乱,几乎像100年前“百年战争”后一样,法国商船已从海上消失。30万家园惨遭摧毁。战争的仇恨使道德坠落,复仇的狂欲已经毒化了法国。复员的士兵横行于道路和乡间,到处抢掠、谋杀。贵族们以效忠为条件阴谋敲诈,要求恢复封建领主的主权;各省长久以来自谋发展,使法国分割成一些自治政府;而胡格诺教徒叫嚣着政治独立与宗教自由。神圣同盟仍有一支仇视的军队继续作战。亨利以金钱收买该军指挥官马耶纳同意休战,最后于1596年1月达成全面和平。在签订议和条件时,亨利让这位胖公爵步行得气喘如牛精疲力竭,然后告诉他这是给他唯一的惩罚。这时亨利手下一位将领比龙公爵查理·贡托阴谋叛变,亨利愿意给他一个悔过的机会。比龙公爵加以拒绝,被处以极刑(1602年)。至此全法国才意识到那瓦尔是法国国王了。厌倦无政府混乱状态的法国人开始拥护他——商人阶级请求他——奠立新波旁君主专制政体。王室的专制政治是英国内战的起因,却是法国内战的结果。

政府首要之需既为金钱,亨利下令征税。现在的法国财政委员会因贪污声名狼藉,亨利以不畏任何势力的索利公爵主管财政,并授以全权来清除纳税人与收税者之间沆瀣一气的污浊气氛。马克西米利安·贝苏尼(Maximilien de Béthune)是与亨利交往达25年之久的知己,随他南征北讨已有14年,现在(1597年)才37岁,他采取铁腕措施攻击盗用公款和腐败无能的官吏,使自己成为法国内阁中最重要但不受欢迎的阁员。挂在卢浮宫内一张杜蒙斯蒂尔(Dumonstier)所画的人像显示:他大头浓眉,有一双锐利而表示怀疑的眼睛。对辅助一个风流成性的国王——像卡萨诺瓦(Casanova)一样忙于女人的事情,因此无法做出查理曼那样的伟业,他是所需要的真正的天才。索利以政府的守望者自居。他身兼财政、公路、交通、公共建筑、防御工事、炮队的监督者,巴黎巴士底监狱狱长,巴黎总检察官。他无所不在,无事不管,坚持做事要有效率、节约及正直。他从起床一直工作到就寝时,生活在一间朴实无华的房间中,墙壁上仅挂着加尔文和路德的画像。他维护胡格诺教教友们的利益,稳定金融货币,重新整顿官僚,并加以训练,强迫盗窃公款公物的官吏如数退还,要求老百姓将战时据为己有的国家财产和岁收退还给政府,并强迫4万个逃税者缴税。他上任后,发现国家财政负债达2.96亿里弗,他不仅偿清了这些债务、平衡了预算,而且积存了盈余达1300万里弗之多。他保护、鼓励开创各种经济的新局面,如筑路、建桥、计划开凿大运河以沟通大西洋和地中海之间的航运,并使法国内部的卢瓦尔河衔接塞纳河。他宣布所有可资航行的河川均属于王室领土,禁止任意封锁,重新舒畅陆上货物的流通。

得益于这几位精选的贤能部长的辅助,亨利才能着手重建法国的工作。他使朝廷和议会恢复其合法的职权和威信,如他批准官吏把职位让给他们的儿子,不仅可收集一笔款项,还可稳定政府,使中产阶级抬头——特别是合法的团体或法官等高贵阶级,以与敌视的贵族阶级互相抗衡、抵消。亨利平时忙于享受生命和工作,很少有时间看书,但对奥利维·塞尔斯(Olivier de Serres)的《农业剧场》(Les Théatre d’Agriculture,1600年)细心研读。该书详介更科学的耕种方法,他将这些改良的方法用于皇家土地,作为忙碌度日的农人耕作的鞭策和榜样。他曾说,他渴望看到每个家庭星期日用餐时锅中都有一只鸡。他下令禁止贵族们狩猎时在葡萄园或稻田上骑马奔驰,也严禁军队践踏农田。他取消农民欠缴的2000万里弗的税款(可能是因为他知道他永远收不回这笔款项),将人头税从2000万减至1400万里弗。在柯尔伯(法国政治家、财政家)之前,就实施以关税来保护本国现存的工业,并将制造精致陶瓷和玻璃、丝织等新工业引进法国。他在土伊勒里皇宫和枫丹白露两处的花园种植桑树,要求每个主教辖区必须种植1万株桑树。他帮助并扩展巴黎戈布林工厂(The Gobelins)的织挂毛毡。为使工人免受同业公会中工头们法律规章的束缚,他重组法国的工业,使其建立在一个共同的基础——各行业的雇主与受雇者联合而受国家法律的约束。但贫穷继续存在,部分是由于战争、瘟疫、税捐,部分则因各人才能不等,但贪欲则一,使大多数的物资历代都被少数人占取。国王本身生活俭朴,只在情妇身上挥霍无度。为了辅导失业者就业并清除乡间成群好吃懒做的老兵,他筹资兴建一系列公共工程:铺平并拓宽街道,开凿运河,沿着公路栽培树木;开放公园和广场——如皇家广场和多芬广场,好让巴黎有足够的活动空间。国王还为残废的穷人创设慈善医院。这些改革在他突然去世以前虽未能一一实现,但终他统治之期,法国确已享受到弗朗索瓦一世以后未有的繁荣。

最重要的是他结束了宗教战争,而且教导天主教与新教徒和平相处。双方并不友善,因为虔信的天主教无法容忍胡格诺教徒权利的存在,而狂热的胡格诺教徒也视天主教的崇拜为异端的偶像崇拜。1598年4月13日,亨利冒险颁布历史性的《南特诏书》,赋予除17个天主教徒占绝大多数(如巴黎)的城镇外法国800个市镇信仰自由。自此胡格诺教徒担任公职的权利已经确定,国会中已有两名胡格诺教徒担任要职,而胡格诺教徒蒂雷纳(Turenne)将出任法国元帅。政府将支薪予新教徒部长和每一所新教教会学校的校长。新教徒的子女与天主教徒的子女享受同等待遇,得以进入小学、学院、大学和医院,由胡格诺教徒控制的城镇——如拉·罗契尔、蒙彼利埃和蒙托邦将保留原状,其城堡和驻军将由政府维持。像这样已经放宽的宗教自由仍未臻完美,因它仅针对天主教和新教而已,其他宗教则未受惠,但它已在欧洲创立最进步的宗教容忍范例。唯有这么一个对信仰充满怀疑的人才能改变“笃信基督教的国王陛下”成为一个基督徒。

富有创造力的国王(1594—1610)

法国各地的天主教徒呼吁反对这个诏书,认为这是背叛了亨利支持他们信条的诺言。教皇克莱门特八世指责“这是人们能够想象的最不幸的事件,人人享有良心的自由,那是世界上最坏的事情”。天主教作家再次宣称异教国君应被废或被杀死,而像霍特曼之流的新教作家,在亨利三世时曾为民权论辩护,现在对新教国君专制的德政大加赞扬。巴黎议会在很长的时间中拒绝给予该诏书官方的登记,依照惯例,如果没有这项登记,任何皇家谕令均无法成为被接受的法律。亨利召集该会会员,解释其所作所为是法国和平重建不可或缺的。议会终于让步,并接受6位胡格诺教徒为会员。

1603年,亨利允许耶稣会会员重返法国,可能是平息天主教反对势力和抚慰教皇的一种手段。索利坚决反对这一措施。他辩称,耶稣会教士都是“天才人物,但巧言令色,诡计多端”;他们为哈布斯堡王族效力,是法国之敌——西班牙和奥地利的人;他们宣誓无条件效忠教皇,而教皇地理上是哈布斯堡王族的阶下囚,财政上是其依赖者;他们迟早会左右亨利的政策,此计未能得逞,他们将会说服几个狂人“以下毒或其他方法取你性命”。亨利回答,如获耶稣会教士的支持,对法国的统一工作是一大助益,若继续予以放逐和敌视,对于他的生命及政策而言,可能比让他们回到法国更危险。他以耶稣会教士皮埃尔·科顿(Pierre Coton)为听他告解的神父,后来发现他忠诚、人缘好、热心于法国的行政和慈善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