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祖父是一位葡萄牙贵族，失去所有财产后，便和他的妻子从奥波多迁到塞维利亚。委拉斯开兹是胡安·塞尔瓦和多娜·耶罗尼玛所生的。他和凡·戴克同年，较苏巴朗和贝尔尼尼晚一年，较牟里罗早18年。他被取名迭戈·罗德里格斯·席尔瓦·委拉斯开兹，通常他以母亲的名字自称，这种做法在西班牙南部很普遍。他受过良好的教育，学过一些拉丁文和哲学，有段时间也尝试学习科学，而后转向绘画，跟艾莱拉学习一段时间，跟帕凯科学得较长。“我把女儿嫁给他，”帕凯科告诉我们，“因为我看中了他的年轻、正直、良好的品质及他伟大的天赋将会给他带来的远大前途。”
委拉斯开兹建立了自己的画室，不久就因他偏爱俗世的主题而引人注意，他和出身低微的人混在一起，喜欢将他们的思想和身世画在他们的脸上。他还是一个20岁的少年时，画了一幅伟大的画：《塞维利亚的挑水夫》，包藏在破衣和耐力中的是诚实的贫穷表现的尊严。23岁时，他以成熟的透视力描绘诗人贡戈拉——眼睛和鼻子惟妙惟肖，使他声名大噪。
这幅画可能是委拉斯开兹第一次到马德里（1622年）时画的。塞维利亚和那里的教士们对于他来说太狭隘了。热切的野心促使他前往西班牙的首都，手臂下挟着“挑水夫”那幅画。他想投身宫廷，但未能如愿，因为菲利普四世和奥利弗雷正忙于政治、婚姻和战争，除此之外，那些借此进身的艺术家也太多了。他回到塞维利亚。一年过去了，这时英国的查理·斯图亚特王子来到马德里，向公主求婚，并表示了对艺术的兴趣，于是奥利弗雷将委拉斯开兹召来。这位黑眼、黑发的青年，再一次骑马进京，成为宫廷画师。为了迎合国王，他将他画成一位无畏的骑士，骑在一匹腾跃的战马背上。菲利普不仅本人替委拉斯开兹做了10余次模特，并鼓励他的家人和朝臣轮流地出现在这支不朽的画笔之前。他在皇宫里拥有一间画室，在那里，或在附近，他几乎度过了剩余的37年。那是一个重要的机会，但也是一个狭窄的监禁。
两个主要的影响扩大了他的眼界。鲁本斯是当时世界上最著名的一位画家，1628年，他再度造访马德里，他是一位善于调和光和影的大师，一位不知顾忌的画家，他画异端的邪神，也画刺激肉欲的裸像，委拉斯开兹被他鼓动了。鲁本斯劝他到意大利，尤其到威尼斯研习那些色彩的精髓。他向菲利普请求，菲利普答应了，并送他400杜卡特作为旅费。委拉斯开兹于1629年8月10日离开巴塞罗纳、于8月20日抵达热那亚时，我们可以大致推算出当时的航海速度。他穿过意大利来到威尼斯。在丁托列托和韦罗内塞的伟大油画前，及提香的肖像和神话中诸神的画像前停留了很多天。然后继续前往费拉拉和罗马，在罗马广场中描绘古代的大理石像，以羡慕的眼光注视米开朗基罗在西斯廷大教堂天花板上作的壁画。那些庄严的形象，协助委拉斯开兹越过卡拉瓦乔黑暗的阴影，而进入在明确的光线中更锐利地表现形象。然后他南下到那不勒斯拜访里贝拉，再从那不勒斯回航西班牙（1631年1月）。
是否由于虚荣——这是每个自私的人终身无法拂去的阴影——促使菲利普经常坐在一位具有如此敏锐的眼光而明察秋毫的艺术家面前，或由于他想将他的画像给予每一个向他求画像的朋友？从早期画像中那位修挺的翩翩公子，变成晚期画像中显示的白发苍苍的老者形象，因岁月和打击而从冷静的蓝眼睛和卷曲的哈布斯堡下额中，显示出阴郁专横的固执。如果这些君王画像都有某些肤浅的话，那必然是由于在目见的外壳下空无一物。如果那里有东西的话——像在贡戈拉和奥利弗雷等人画像中所有的——一定会在画布上表现出来。
夹在国王画像中的有伊莎贝拉皇后的画像，而后有玛丽安娜王后和菲利普的妹妹——匈牙利的玛丽亚王后的画像，都是普通的坐姿像。菲利普的弟弟——枢机主教斐迪南王子——扮成一名猎人，带着一只肌肉发达、激动而机警的狗。存放在普拉多博物馆的一张奥利弗雷的画像，骑在一匹黑色的战马背上，而一匹白色战马也有同样姿势的那幅画则存放在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中。至于马鞍上坐的是谁，这在西班牙是毫无争论的。这些西班牙宫廷画像中最可爱的是年轻的巴尔塔沙的那些画像，那个王朝的一切希望都寄托在他身上。委拉斯开兹一再用明显的愉快感来描绘这个可爱的孩子：1631年他和一位陪伴的矮人一起；1632年他已经成为宫廷的宝贝；1634年的那一幅，他摇着一位将军的官杖（5岁），并骄傲地骑在一匹巨马身上；1635年他扮成一位猎人，小心翼翼地握着枪，但很明显，他太文雅而不会杀伐和统治。那一派纯真的脸，是对那些认为委拉斯开兹只会描绘表面者最好的解答。他替巴尔塔沙画了同样一系列的画，从他2岁一直画到16岁，那年这位可爱的王子因感染热病去世。
这些图画中的一幅里见到的那位侏儒，是宫廷里数名侏儒中的一位，这些侏儒给菲利普宫中那些失意者一种自感卓越和伟大的安慰感。这种习惯由罗马帝国或更古老的东方流传下来。甚至在教皇的宫廷也有侏儒，枢机主教维特利搜寻了44名侏儒侍候他的宾客。第一任白金汉公爵送给亨丽埃塔·玛丽亚王后一块饼，它的馅为一名18英寸高的侏儒。为了使他们满意，也为了取乐大众，菲利普四世的侏儒们穿着豪华的衣服，闪耀着珠宝和黄金。委拉斯开兹用同情和幽默的笔法描绘他们：有一位名叫安东尼·艾尔·因格尔斯的，因为比他的狗高而神气得不可一世，虽然他赶不上那狗一半漂亮；另外一名塞巴斯蒂安·摩拉，从他那大胡子后面露出满面愁容，握紧拳头反抗他的命运。宫廷中也有小丑，委拉斯开兹画了其中的5个：第一个叫“地理学家”，因为他指着一个地球仪，那神情比奥利弗雷还要理智；第二个“巴巴罗萨”，凶恶地握着一柄剑；第三个把他自己打扮得和奥地利的堂·胡安一样；第四个满头大汗地读着一本厚书；第五个，在《白痴》一画中扮演一个不伤害别人而善于逢迎的疯子。
虽然他一直是宫廷中的一员，而且毫无疑问是一位绅士，但委拉斯开兹私底下喜欢研究那些点缀在西班牙各个地方的庄严的普通人的生活来松弛自己。在他画家生涯的早年（1629年），他说服两位漂亮的青年和五六个农夫替他的《酒徒们》（Los Borrachos）一画做模特：一位几乎全裸的酒神坐在一个酒桶上；头上戴着葡萄藤的，是一个跪姿的形象；围绕他们的，是一些粗犷的嗜酒者，有些因工作而形容憔悴，有些因年老而头发斑白。这或许是西班牙艺术的黄金时代中，唯一著名的酒徒画像。较这些酒徒画像更著名的，是两幅奇怪的图画，一幅委拉斯开兹命名为《埃索普斯》（Aesopus），画的是一位年老而忧郁作家的像，贫困、半盲，手里拿着他多年写的书；另一幅《美尼普斯》（Menippus），是一位公元前3世纪的犬儒派哲学家的画像，这些都是令人难忘的面孔。委拉斯开兹遗留在世上的动物画像也不少：那些马现在看起来好像壮得不好看，但这缺点由那骄傲的头部和闪闪发光的眼睛得以弥补；一匹雄马的富有哲学意味的面部，给人一种人类狰狞的感觉；那些狗对各种行动都很警觉，或是机警地睡熟了。
这些是委拉斯开兹画笔触到的旁支，或许是为了减少因画图而未对朝中显要表示敬意的危险。我们看到图画中的这些贵族穿着非常谦逊的袍服，用一种骄傲的信心面对着这个世界，而他们心爱的祖国几乎因衰败而瘫痪时，我们对17世纪的西班牙人的评价更高了。堂·迭戈·克拉尔·阿雷拉诺，枢机主教加斯帕·包亚·维拉斯科，那壮健的雕刻家蒙塔涅斯，那傲慢的《圣地亚哥的骑士》，那漂亮而害羞的弗朗西斯二世，那庄严、威风凛凛的弗朗西斯·皮曼塔尔（Francisco Pimental）——这些都是画笔触及灵魂的画像。如果罗马卡皮多林画廊（Capitoline Gallery）中陈列的《人像》中画的确是委拉斯开兹自己，我们无法不爱他——那漫不经心的卷发、谨慎的服饰、柔和而沉静的眼睛。
在委拉斯开兹画中，非常显著的是宫廷画如何超过了教会和神圣的宗教主题，他在画满面皱纹的年老使徒和圣者方面，不是埃尔·格列柯和苏巴朗的对手，他的宗教画中只有《圣母的加冕礼》一幅表现出他的力量。他对俗世的景象更加喜爱。在《拉斯·兰萨斯》（Las Lanzas）——这画更常见的名字是《布雷达的投降》（Surrender of Breda）——一画中，他倾全力使它成为艺术史上最大也是最详尽的一幅油画（120英寸宽、144英寸长）。在西班牙对抗荷兰反叛分子的长期战争中，安布罗西奥·斯皮诺拉（Ambrosio de Spinola）替西班牙攻占了那座位于布拉班特（Brabant）北部的战略城市布雷达（1625年）。1629年，委拉斯开兹从意大利回西班牙时曾遇见过斯皮诺拉，那位伟大将军侠义的高贵情操，曾留给他深刻的印象。现在，他将其表现在一幅杰作中，那幅画显示出胜利的西班牙枪手们高举他们的矛；被占领的城市正在四处被焚；战败而投降的将军拿骚岛的贾斯汀正将该城的钥匙交给斯皮诺拉；那位勇武的得胜者则正在赞扬失败者守城的英勇。在颜色显明的对比和图中人物个性的刻画上，委拉斯开兹得到非凡的成功，菲利普四世很高兴地将它陈列在布恩·雷蒂罗（Buen Retiro）宫中。
1649年，为了报答他26年的工作，菲利普出资让委拉斯开兹第二次造访意大利，委托搜求古典雕像的铸模，并购买意大利诸大师的画。委拉斯开兹发现价格已高得惊人。那些伟大威尼斯人的主要作品几乎很难买到，为了5幅画他必须付出1.2万克朗。是否那些百万富翁和其他人已经使用艺术作为防止通货膨胀的樊篱？
1650年，意大利最好的画是委拉斯开兹的英诺森十世的画像。这位教皇同意坐下让他作画时，那位艺术家自感荒疏太久，因而替他黑白混血的奴隶胡安·帕雷亚（Juan de Pareja）先画了一张像，来做手和眼的准备工作。 这幅画受到罗马艺术家们的一致赞扬。他们立刻将委拉斯开兹选进圣卢克艺术学院。教皇只在画家面前摆过少数几次姿势，委拉斯开兹对教皇头部作过多次的预备研究，这些研究画中的一张，现存于华盛顿国家艺廊，几乎和那张完成图的头部毫无分别。那张完成图一代一代地流传下来，成为教皇所属的多利亚家族的传家之宝。它被保藏在多利亚·帕费里宫，雷诺兹在那里看到它，断定它是“罗马最美的画”。今日我们在那里见到这幅画，会感觉画中有一股力量，一种同属于人物和艺术的力量，那种力量使之得以与拉斐尔的《尤里乌斯二世肖像》和提香的《保罗三世肖像》并列于所有时代最能感人的画像中。英诺森十世被画时已76岁高龄，5年后便去世了。如果他不是穿着教皇的衣服、戴着教皇的指环，我们会将他误认为一个使如此众多教皇大伤脑筋的土匪头目。但经仔细研究那幅坚强而决断的画像后，我们了解英诺森十世实在不得不像画像中的他——一个治理无法无天的意大利人的统治者，一个领导由不像基督徒的基督徒组成的教会的教皇，所辖之地从罗马到菲律宾群岛，再从罗马到巴拉圭；他必须具有坚定的热血、刚毅的眼神及尊严的容貌。委拉斯开兹看到这一切而将它们融入画中。看到这幅画像后，教皇作了一个离谱的评论：“太逼真了！”罗马的艺术家们钦慕那精密的构图，那红色、白色和金色惊人的和谐，那蓝灰色眼睛中显出怀疑、搜查、斜视的眼神及那将个性表露无遗的双手。委拉斯开兹离开意大利时（1651年6月）不再是一个访寻名师的学生，而成为当世公认的名家。鲁本斯现在已死，没有人会想到这位卑贱的荷兰人，被债务弄得焦头烂额而且不久就退隐阿姆斯特丹的犹太人区，将会在几个世纪后从坟墓崛起，向他的优势挑战。
回到马德里后，委拉斯开兹做了一件生平大错事：他要求被指定为宫廷管理员，或许他已倦于绘画，或许他感觉自己在绘画方面已达于极限。他的新差事并不是一个闲缺，它涉及对宫廷、家具、装饰、取暖和卫生各方面的亲自监督；更有甚者，他要安排宫廷中的表演、舞会和比赛，并在皇室旅行时为宫廷人员预备住所。他必须陪伴国王从事一切主要的旅行，无论是为游乐、为政治或为战争。对于一个曾替英诺森十世画过像的人来说，还有任何其他的事情比这更为荒谬的吗？对于委拉斯开兹而言，地位的虚荣超过了他对天才的意识。
在他所余的9年中，只有在公余之暇他才作画。他重新替王室、宫廷中的达官显要和国王本人画像。他替玛格丽特公主画了3张可爱的画像，再一次把她画成其杰作《宫娥》（Las Meninas）一画的主角；仆役、侏儒和狗围绕着这位公主，在背景中可以看见委拉斯开兹本人，他将他们一起置于画布之上。他再一次描绘她穿着那条大蓝裙子的像，使她的腿成为神圣而不可测的神秘。他死前不久，将她画成一个穿着花边衣服的天真无邪的奇迹。1657年，他离开宫廷的主题，画了一幅《编织挂毡的人》（Las Hilanderas）——由工作的喧闹和尊严中捕捉到的庄严形象。同年，他不怕得罪宗教裁判所和愤慨而欢愉的西班牙，画了一幅罗科比·维纳斯漂亮而绰约的背部及臀部的画像，该画如此命名是由于它长期被保存在一个英国家庭中，那家庭以500镑将它买进而以4.5万镑卖给伦敦国家画廊。这幅画曾被一位女权主义运动者撕成6块，但又被补合起来。
在《宫娥》一画中，我们看到委拉斯开兹在晚年描绘的他自己的形象——浓密的头发、骄傲的胡髭、略现忧郁的眼睛。嘴角有一丝浪荡，然而从他的记录中，我们不曾听说那些大多数艺术家都有的性放纵和个人的冲突。他美好的仪表、他的幽默感及他庄重的家庭生活，使他在宫廷中得到很高的地位。他留给我们他的妻子胡安娜（Juana）和女儿弗朗西斯卡的画像，《拿扇子的淑女》一画中的主题可能又是弗朗西斯卡。她的丈夫胡安·包蒂斯塔·马佐画了一幅《艺术家的家庭》，在画室的背景中显出委拉斯开兹和那5个孩子。
他的死归因于他的职务。1660年春，他安排《比利牛斯和约》的签订，以及玛丽亚·特蕾莎公主和路易十四订婚同时而来的复杂庆典，那条约将在边境的毕达索亚河（Bidassoa）中的一座小岛上签订。委拉斯开兹必须安排宫廷横越西班牙至圣·塞巴斯蒂安的运输，并照顾那4000头驮着家具、图画、挂毡和其他装饰用品的驴子。画家现在迷失于公务，“因为夜间旅行、白天做工而疲惫不堪”，返回首都后，他向一位朋友这样报告。7月31日，他因隔日热而卧病。8月6日，或者，依据他第一本传记中的话：“在基督变容节那天……他将他的灵魂交还给那位将他造成人间奇迹的上帝。”8天后，他的妻子也被埋在他的墓旁。
我们这些不懂绘画技术的人只能欣赏委拉斯开兹的作品，而无法判断它们的品质，只能让它们向我们显示一个时代、一个朝廷及一个高傲但文雅的灵魂。即使如此，我们能够赏玩那些画中古典的澄澈、单纯、庄严和真理。我们可以推测那潜伏在成功之下的劳力和技巧，那试验性的草图，那用来实验的图像分配，那色彩的配合、深度和透明，那光暗的铸造。批评家们已倦于陈腐的谄媚，他们已指出这位西班牙大师的缺点：一些小瑕疵，如公主画像中笨拙的头饰，那些马像酒桶一样的肚子，《罗科比·维纳斯》一画中不相称的镜中之脸。主要的缺点，如他的缺乏感情、想象、理想或情趣，他几乎专注于女性的形貌而忽略了概念，他显然盲于任何他肉眼看不见的东西。甚至在委拉斯开兹还活着的时候，他的对手之一卡尔杜奇指责他是一位近视的自然主义者，把图画艺术的最高功用误认为外表真实性的诚实再现。
谁愿替委拉斯开兹答辩（他即使听到这些话也不会答辩）：他对那些头饰和那些马的腹部是无须负责的，含蓄的情绪较表现在外的情绪更能感人。堂·卡洛斯王子和那些公主的画像，《宫娥》和《布雷达的投降》画中表现的是一种细致的情感；《埃索普斯》和《美尼普斯》是哲学的研究；贡戈拉、奥利弗雷和英诺森十世等人的画像，不仅绘表面，而且触及灵魂深处。在委拉斯开兹的画中没有明显的唯美的追求，而是一种对启示的寻求。些微女性的持重使女人可爱，但线条和性格赋予大多数男人生命。
委拉斯开兹一直被誉为西班牙最伟大的画家，但很少为比利牛斯山以北的人所知——或是由于他大部分画收集在普拉多博物馆中——一直到1761年拉斐尔·曼格斯（Raphael Mengs）将他介绍给德国，及拿破仑在西班牙的诸次战役将他显示给英国和法国，他的声望才越出西班牙。莫奈和印象主义诸画家向他欢呼，认为他在对光线和气氛的研究和模仿方面是他们的先驱；有半个世纪，委拉斯开兹被排在最高的地位。维斯特勒（Whistler）称他为“画家中的画家”，将他视为所有人的老师。罗斯金承认其“权威地位”，“委拉斯开兹所做的一切，都可被认为绝对正确”。米埃尔·格拉佛到西班牙的普拉多博物馆去寻委拉斯开兹，他在托莱多发现了埃尔·格列柯，并宣布“委拉斯开兹停步的地方正是埃尔·格列柯的起点”及“永远逗留在艺术的接待室中”。霎时间，半个世界都相信委拉斯开兹是二流画家。
美名如同时尚。我们已倦于用我们的笔再复述以前的赞美，我们发现将陈腐的偶像从我们想象中抛开是一件乐事。同样，我们也乐于将已死的伟大人物移下他们的宝座，而换上对新神的赞美。这些新神由我们的创见所捧起，或由一些新的名望发掘。我们无法预知，兴趣的风向针再度转动时，委拉斯开兹又会变得如何伟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