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尔·格列柯之后三十年，西班牙绘画的特点是出现了一些次要的角色，他们尽力而为，然后消逝无踪。几乎是在同时，苏巴朗和委拉斯开兹将伟大的艺术带进西班牙。在这三十年中，二人互补不足：苏巴朗像一个被恐吓而敬慕和靠近上帝的修道士般作画，委拉斯开兹则在俗世中发达，更接近国王。
1598年11月7日，苏巴朗在西班牙西南部的佛恩特·坎托斯（Fuente de Cantos）受浸命名，他是一位成功的零售商之子，他的父亲有足够的能力将他送到塞维利亚去发展他的才能。研习两年后，他在他的第一张记有日期的图画上签名（1616年），一幅《圣灵受孕图》几乎毁了他的一生。一年后他迁往雷累玛（Llerema），距他的出生地15英里。附近散布着修女院、教堂和隐士住所，在那里他赚取微薄的佣金和灵感。为了使他的孩子身份合法化，他和长他9岁的玛丽亚结婚。她在替他生了两个小孩后便去世了。1625年，他和一位长他10岁但有一份诱人嫁妆的寡妇结婚，她替他生了6个孩子，其中5个夭折了。她死之后，他又和一位有钱的寡妇结婚。她又给他6个孩子，其中5个也于童年夭折。爱情总是很辛苦地使他面对死亡。
在艺术上，他的创作期始于一份绘画的合同，6个月中为塞维利亚的圣多米尼克教派的修道院圣保罗画了21幅画（1626年）。完成这个任务后，他显然访问过马德里，并受到委拉斯开兹的影响。在此之前，他的绘画中反映出卡拉瓦乔，也许是里贝拉的深色而魁伟的画风。现在，他在他严格的自然主义风格中加进一些阴影使它更精巧优雅。此后不久，我们发现他在塞维利亚替圣母教团画了22幅巨幅油画，致力于赎回被捕的基督徒。这些画中流传下来的4幅称不上杰作，但值得纪念的是在其中一幅画中，有个孩子气的脸，或许是那位艺术家的儿子胡安。塞维利亚的群众一定爱上了这些画，因为1629年，该城正式要求他定居下来——“塞维利亚将深感荣幸……认为绘画艺术是该政府主要的装饰之一。”他同意了。
1630年，他替圣布纳芬杜拉（San Buenaventura）的圣方济各教会画了一些他最伟大的作品。其中之一是《圣布纳芬杜拉为圣阿奎那指示耶稣受难像》：那位伟大的神学家——不幸是一位圣多米尼克修士——被温和地告诫，宗教不存在于哲学的理论，而存在于对基督的冥想。这幅画——苏巴朗艺术的主题画——于1810年被马沙尔·苏尔特（Marshal Soult）从西班牙盗走，送入柏林的凯瑟尔（Kaiser）博物馆，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被毁。这一系列画中的另外一幅：《圣布纳芬杜拉在他的棺架上》也被苏尔特盗走，1858年卖给卢浮宫存留至今，其左边的4个图像非常精巧。更好的一幅是《圣阿奎那被封圣徒》，这幅画是他替塞维利亚城中一所圣多米尼克的大学绘的。他惊讶地从一个深刻的面孔转到另一个——安布罗西、格列高利、杰伦、奥古斯丁和查理五世。然而，委拉斯开兹替该画做框却拿到6倍于作画的苏巴朗的报酬。
1630年，为圣阿尔贝托的圣衣会教堂，这位忙碌的画家画出圣方济各全神贯注于谦卑的祈祷，而修道士圣彼得·托马斯则因等待天堂而形容枯槁。1631年，他回到圣母教团，他为该院一些最受尊崇的修道士画像。这些肖像中有一幅是华丽的《弗雷·佩德罗·马卡多》。1633年，他接受别人的委托作了许多画：他替里斯本的一家教堂画了十二使徒像，替加尔都西教派画了3幅画，又替那大教堂中的圣彼得礼拜堂画了10幅画。其中之一《忏悔者圣彼得》仍留在原来的地方，那是写实主义的引人注目的小品文，或许令人想起里贝拉。
现在各处都要求苏巴朗作画，很多作品他都委托助手代作。他替埃斯特雷马杜拉修道院画了《圣哲罗姆的考验》一画，其中那位圣者的头和手是绘画技术上的奇迹，而那些正在玩弄乐器的女士的诱惑几乎令人无法抗拒。求画的订单甚至来自秘鲁和危地马拉。一套使徒画像送往利玛，另一套送往安提瓜。《伊姆瓦斯的耶稣》一画则送往墨西哥城，画中将复活的耶稣画成一位强壮而快乐的农夫，正在用餐。这些油画中的某些部分是仓促草成或由别人代作，而苏巴朗必须到利玛取他的报酬。
1645年起，他在塞维利亚的优势受到年轻的牟里罗的挑战，牟里罗以非常亲切的基督故事的图画供给当地的教堂和修女院，以致人们对苏巴朗那种杂乱的写实主义的需求急剧减少。这位年长的艺术家尝试使他的画柔和，有一段时间他也努力以虔敬和驯良的情感与牟里罗对抗，如《圣母、圣子和圣约翰》，但这种新的画风不适合他的艺术和情绪。他迁往马德里（1658年），企图重拾他的运气，但这时菲利普四世自己也一文不名，除了请他装饰一个猎舍外，没有更好的事请他做。委拉斯开兹待他很好，但突然过世。苏巴朗活得比他的朋友长，也享受了较久的盛名。
他的声望本来是很难越过比利牛斯的，直到拿破仑的将军们爱上了苏巴朗画的那些不朽的修道士和忧郁的圣者，而将其中的一些带回法国。西班牙的那些修道院在1635年俗世化后，他的更多作品被带到巴黎。1638年，菲利普四世在卢浮宫放置了一个西班牙画廊，共藏400幅画，其中有80幅是苏巴朗的。以我们现代人的眼光而论，他的范围太窄，修道院的气氛太重，他的精神太郁闷而恍惚。我们在他的画中找不到牟里罗画中那些衣衫褴褛的人和委拉斯开兹画中的那些哲学家和美丽的公主。然而，在他的作品中有一种固定的真诚、一种奉献的深度、一种彩色和形式上的强而有力，这些使他超出无常的好恶领域，进入人们的记忆深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