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出生在克里特岛，在那里他自称为基里亚科斯·西奥托科普洛斯，意为“上帝的神圣儿子”；在意大利，他被称为多米尼科·迪奥托科普罗；在西班牙，被称为多明各·迪奥多科普利；他用希腊字母把名字改成多米尼科斯·西奥托科普洛斯（Domenikos Theotokopoulos），时间一久这个名字就变成埃尔·格列柯，这是他在西班牙时别人给他的绰号。他在克里特岛的生活我们一无所知。他的祖先可能是在穆斯林征服了克里特（1453年）后，从君士坦丁堡迁入该城的。无论如何，他能在克里特，正如以后在威尼斯，感觉到拜占庭镶嵌画的严肃影响。在他生活的那段日子，克里特隶属威尼斯。这位青年艺术家听说那里正是绘画全盛期时，满怀激动地希望搭船驶向那众多的碱湖所在地，并加入那个世界性的大都会，这并不奇怪。他在提香的指导下研究绘画两年或两年以上，他倾慕丁托列托在一幅拥挤的画中画着一群人像的艺术，也可能捕捉到韦罗内塞对鲜艳多彩袍服的鉴赏力。他以忍耐的谦恭在威尼斯、雷吉奥·埃米利亚（Reggio Emilia）、帕尔马、佛罗伦萨等地描摹名画，在米开朗基罗去世（1564年）不久后抵达罗马。
我们所有关于他的第一个肯定的文件是一封由朱利奥·克劳维欧（Giulio Clovio）于1570年11月16日从罗马写给枢机主教法尔内塞的信：
一位年轻人从坎迪亚来到罗马，是提香的一个学生，我认为他是一位拥有少见才能的画家……他曾替自己画了一幅画像，那画受到罗马所有画家的赞赏。我希望他能受到阁下的资助，除了在法尔内塞宫供给他一个房间外，并无须捐助其他的生活所需。
那位枢机主教同意了，埃尔·格列柯用一幅杰出的画像报答了克劳维欧的善意。米开朗基罗《最后的审判》那幅画中的裸像引起议论时，他建议，如果那幅画能够拿下来，他愿用另外同样好或更胜于它的着衣服的画像代替它。他和罗马艺术家们共处的希望失败了。有些住在罗马的西班牙高级教士告诉他，菲利普二世正在寻求画家装饰埃斯科里尔。1572年，他迁往西班牙，从衣服和鞋袜上拂去了罗马的尘埃，但在他画笔的尖端，却保留着一些意大利守旧作风的笔触。
直至1575年我们没有关于他的记录。那年，我们发现他设计并负责美化那位于西班牙宗教首都托莱多城中的圣安迪格奥教堂。他替它的祭坛画了那幅华丽的《圣母升天图》，现在在芝加哥艺术学院中占有显著的地位——那幅画部分是模仿威尼斯弗拉里教堂中提香的那幅《圣母升天图》，依然保有意大利那种健康年轻的形体，配上庄严的旧有的风格。他替托莱多大教堂画了一幅著名的画《掠夺上帝的外衣》。指定评判那幅画的一个委员会抱怨耶稣衣服的红色过于耀眼，还有左下方的那些女人——三位玛利亚的位置不当，因为《圣经》上说她们是从远方旁观。虽然如此，那些裁判者仍然预言性地宣布：那画“难以估价，它的价值太高了”。三位玛利亚中的一位是那位画家的情妇多娜·耶罗尼玛·拉斯科瓦斯，她那忧郁而可爱的容貌出现在大部分埃尔·格列柯的圣母像中。他如此忠于她和教会，却未曾和她结婚。这不是一个古老的西班牙风俗，而是一个长期在艺术家的画室中尊崇的习惯。
30年后，有一位作者琼斯·马丁内斯（JoséMartinez）已相信埃尔·格列柯将会不朽，描述他：
他住在……托莱多，掀起一个至今仍无与之匹敌的放纵风格，尝试讨论他会使最健全的心智也感到迷惑……他了解没有任何东西能超出他的作品……他的本性就如他的绘画一样放肆……他总是说他的作品是无价之宝，所以他将那些画典押给它们的所有人，那些人心甘情愿地将他所要的东西预付给他……他是一位著名的建筑师，且能言善辩。他几乎没有学生，因为没有人愿意学他那种善变而放肆的画风，那种风格只适合他自己。
约1580年，菲利普二世召见埃尔·格列柯，要他画《圣莫里斯及底比斯军团》。经过4年的辛劳，艺术家将成果呈献给国王。菲利普发现那些成群的图像太混乱了。他买了那幅画，但不曾接受那幅画。他怀着忧伤的心情回到托莱多，据我们所知，他从未再离开那个地方。
似乎为了报复，他替圣书教会画了他最著名的一幅画（1586），那是绘画艺术中登峰造极的作品之一。合约中规定他应该表现僧侣们正在庆祝圣传，圣徒们自天而降，来埋葬堂·冈扎罗·鲁伊斯奥加兹伯爵；圣史蒂芬和圣奥古斯丁（穿着主教的法衣）要被画成正将尸体放进墓中，周围围着一群敬畏的贵族。在这些图像上端的天空——空处——将显示荣耀中的“上帝之子”。所有一切都按照合约绘制，而且绘得比约定更好，因为每个头都是一幅精巧的肖像，那些袍服是金色、绿色和白色组合成的奇迹，伯爵的甲胄闪着亮光；同时，在圣史蒂芬身后我们可以充分看出埃尔·格列柯自己。这幅杰作之中的杰作是长着胡须、戴着法冠的圣奥古斯丁的头像。或者我们会更喜欢那具漂亮的尸体？或者那可爱的圣史蒂芬的面部？或者那位正在宣读葬仪的秃头牧师？或者是埃尔·格列柯的8岁儿子乔治·曼纽尔正愉快地擎着一只火炬，让一方手帕从口袋中显露出来以展开埃尔·格列柯的签名？在弗朗西斯·比萨的《托莱多史》（History of Toledo，1612年）一，我们读到或许如我们料想到的一些事：这幅《奥加兹伯爵的葬礼》“是全西班牙最精美的绘画之一。人们怀着特别景慕的心情从外地来看它，而托莱多的人民从未厌倦它，他们不断地从画中发现新的事物。在那幅画中，可以看见许多描绘逼真的当代人物画像”。然而，教区会议却在润资上斤斤计较，这位性格急躁的希腊人因此诉诸法庭，他赢了那次官司，得到了2000克朗。
他现在不缺钱了。他发现了自我。他不再想到提香或丁托列托。他能够实验形象的拉长，他这么做并不是由于视觉上有任何缺点，而可能是由于他感觉如此可以象征他的图像在精神上的超脱。普拉多博物馆中《圣安德烈》和《圣方济各》两幅画中这种憔悴似乎无法理解，除非我们考虑到这种象征性，同时想到哥特式的雕像由于建筑物的限制而细长化。我们看到他为伊利斯卡斯（Illescas）城的卡里达德医院所绘的《圣艾尔德古索》时，一切都被谅解了。这里，那位中古大主教值得尊敬的精神、全神贯注的心智、苦行者的面容、细长的白发及纤弱的双手是埃尔·格列柯最深刻的概念之一。“这一幅画就使西班牙之旅值回票价。”
从我们对埃尔·格列柯生平的这一点了解，我们无法相信他是西班牙式的虔诚信徒，他似乎倾向于享乐而非宗教。他替特维拉（Tavera）医院绘《神圣家庭》一画时，他赋予那位圣母以肉体的美丽而不是母性的奉献。《耶稣受难》一画在构造上是属于学术性的，但情绪是冷静的。格吕奈瓦德（Grünewald）对那个悲剧的感觉更为深刻。在宗教绘画中，他最长于表现那些附随的人像——如在《圣灵降临节》一画中的自己，白胡须和秃头。在一个挤满宗教人士的城市中，他可以毫无困难地使有力人士坐下来让他画像：他的朋友帕拉维奇诺之像，生着一副半学者、半宗教裁判所法官的脸；或宗教裁判所的主席法官，枢机主教格瓦拉之像——不如委拉斯开兹摹绘英诺森十世的画像那么好。埃尔·格列柯自己在《特维拉的枢机主教》一画中更为醒目，他瘦削的脸、突出的骨头和阴沉的眼睛，再次表现那位画家宗教神圣化的概念。所有人像画中最好的是科瓦卢比亚斯兄弟的画像：一位是安东尼奥，俗世的、灰白的、幻灭的、倦乏的、仁慈的；另外一位是迭戈，穿着牧师的服装，但表情较前者有更多的俗世意味、更多的诙谐，调和得相当好。只有伦勃朗和提香的少数作品和拉斐尔的《尤里乌斯二世》超过这些深刻的研究。
它们夹杂在托莱多城的卡萨德尔博物馆收集的珍品之中。那里还有一幅名为《托莱多平面图》的画，在那幅画中，这位艺术家好像自云中俯视全市和包围那座城市的群山。在格列柯晚年，在《托莱多的风景》一画中，他将那幅画又画了一次，这次是在暴风雨的天空之下——那是一幅印象主义的绘画，完全鄙弃了写实主义的正确性。1600年以前，这位“希腊人”已成为该城最出名的市民之一。他那骄傲而善变的精神、神秘而爱钱的个性，在一个旧皇宫中占用了24个房间，雇用乐师在吃饭时替他演奏，将托莱多城的知识分子聚集在他四周，而被尊称为“杰出的哲学家”，这些事已为全城熟知。约1605年，他画了一幅被假定为是他的自画像——秃头、灰发、近乎憔悴的容貌。1611年，帕凯科发现他已虚弱得无法举步。虽然他保有他的24个房间，但无力偿还债务；市议会一再给予他大笔的金钱。他死于1614年，享年73岁。
他在艺术世界中的地位来自身后的变化。贡戈拉替他写了一首十四行赞美诗，委拉斯开兹也承认他的天才，但他那奇怪的艺术引不起别人模仿的兴趣，也无法归入任何学派。1650年之前，他在委拉斯开兹盛名的光辉下显得黯然无光。有两个世纪之久，他几乎被人遗忘。而后，德拉克洛瓦（Delacroix）重新发现了他，德加（Degas）、莫奈（Manet）、塞尚（Cézanne）等人则从他的情绪描写中找到榜样，而高更（Gauguin）则从其中看到他们自己的前辈。1907年，格拉佛（Graefe）的《西班牙之旅》将埃尔·格列柯的地位提升到远超过委拉斯开兹，而至西班牙绘画的最高地位。这种声望的时高时低是不稳定的，完全取决于“趣味的剧烈变化”。但埃尔·格列柯对以后许多世纪那些超出形象而进至概念和感觉，及超出肉体而至灵魂领域的艺术家，是一个具有鼓励作用的榜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