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一时期，西班牙的海上优势为英国所夺，陆上优势复沦于法国，而经济又全部陷入失败或破产，她仍能建造塞格维亚大教堂，引导赫尔南德兹（Hernández）和胡安·马丁内兹·蒙塔涅斯（Juan Martinez Montaes）等人的雕刻，供给埃尔·格列柯、苏巴朗（Zurbarán）、委拉斯开兹和牟里罗等人的绘画以灵感，对这种现象我们应该如何解释？是否由于西班牙教会依然富有，西班牙的王室依然富裕，美洲的黄金仍旧进入塞维利亚，而靠信仰和财力支持的西班牙艺术家们感觉到一个光荣时代的余晖仍未完全逝去？
这一时期建筑方面的成绩最小，因为过去在这一方面的成就已满足了信仰上的一切要求。在塞维利亚，大教堂的建筑超过摩尔人的成就，它的顶端加上一个基督教钟楼，使清真寺的尖塔更加完美（1567年）。一年后，巴托隆·摩瑞尔（BartoloméMorel）又在这整个结构上冠上一个“信仰”的形象，这个形象重达1吨，但安放得如此轻巧，一遇微风便能转动。一位埃斯科里尔的建筑师艾莱拉于1585年开始在瓦拉多利建造庄严的升天大教堂，教堂的规模非常宏伟。在俯视塞格维亚的一座山上，建筑师和工匠于1522年开始建造不朽的大教堂，费时200年之久，那座教堂骄傲地象征着西班牙信仰的优越和坚定。在萨拉曼卡，胡安·摩拉（Juan Mora）用多利安式加上圆顶的形式替耶稣会设计巨大的塞米纳里奥·康西利亚（Seminario Conciliar，1617—1755年）。
即使西班牙逐渐俗世化了，教堂和宫廷也要求艺术。菲利普二世于1575年在阿兰胡埃斯（Aranjuez）建造了一所夏宫，那凉爽的花园使他免受埃斯科里尔的酷热和严肃之苦。菲利普三世扩建了帕多王宫作为他游宴的中心，该宫装饰豪华的大使厅以它的枝形吊灯闻名于世。菲利普四世和奥利弗雷在马德里的东门建造了一座游乐园（Buen Retiro，1631—1633年），这几乎为凡尔赛宫提示了蓝图，在它的宫廷剧场中上演过很多韦加和卡尔德隆的戏剧。在莱昂和阿斯托加建立起庄严的市政厅，在托莱多的那一幢是由埃尔·格列柯设计的。
在形式和气派上，雕刻几乎全部是教会的。哥特式的风格受到意大利的影响和巴洛克装饰的修改，但肖像画在意大利非常流行，在西班牙却不受欢迎。画家们——即使是一代大师如苏巴朗和牟里罗等人——都使他们的雕刻品让礼拜者印上基督受难或殉教的真实感，几乎所有的雕像都是以多色的木头雕刻。一位非常热爱西班牙艺术的博学之士，苏格兰人威廉爵士，认为胡安·朱尼（Juan de Juni）是西班牙最好的雕刻家。朱尼因在瓦拉多利的大教堂中雕刻了一座祭坛而闻名，并在另外一座教堂中刻了一座雕像《悲恸的母亲》。那座雕像被群众珍爱，以至——在他们信仰感动的内心深处——他们请求让它穿上昂贵的衣服。西班牙通常将格里格利奥·赫尔南德兹（Gregorio Hernández）的地位排得更高，他也在瓦拉多利刻了一座《悲恸的母亲》，使用他特殊的写实手法，在她的袍服上画上血迹，而在她脸上用玻璃镶出泪痕。这位“悲恸的母亲”——死去的基督就躺在她的膝上——可能是这个时代西班牙雕刻中最好的作品。
这些雕刻家中最伟大的是蒙塔涅斯（Montaes）。他和他的妻子来到位于塞维利亚的修道院时，只有18岁（1582年），他向它呈献了一座圣母像，他的报酬是终身自由在那里居住。他用伊格那修和格扎维埃等人的雕像赢得耶稣会的好感，又用圣哲罗姆的雕像取悦于圣哲罗姆教派（Hieronymite）的僧侣们。塞维利亚大教堂中仍然陈列着他的《耶稣受难像》，一位艺术史家认为那“可能是对那位神圣牺牲者最好的描绘”。教皇保罗五世应大众的要求强迫所有天主教徒接受“圣灵怀孕”说时，西班牙特别高兴，因为她和法国一样，在此之前即将虔敬集中于圣母玛利亚。蒙塔涅斯利用这个机会雕刻了他的《切夫·奥佛雷》——上帝的年轻母亲正在沉思她由原罪中解脱出来的神秘。这座雕像也被列入世界雕刻杰作中，但这位安达鲁西亚少女像似乎显得太平静和满足，虽然垂有帷幔。
我愿简洁公正地列举并赞美图画在西班牙艺术中所占的较小的成就，那些铁栅、屏风、铁式铜制的门；很多祭坛后面屏风上的木制品以及类似摩那（Pedro de Mena）为马拉加大教堂所刻的唱诗班座位；灯、十字架、圣餐杯、用银或金铸造的圣体器和圣柜，有如世界著名的胡安·阿佛（Juan de Arfe）的卡斯多迪亚（Custodias）；用木材、象牙、大理石或铜等刻成的小像；美化祭坛和女人的刺绣及锦缎，巴塞罗纳的搪瓷玻璃以及塔拉维拉的上釉锡制品。
委拉斯开兹之前，教会几乎是绘画的唯一资助者和仲裁者。西班牙神学和信仰的忧郁激情，反映出那个地区幽暗的巉崖和炽热。这种激情很少容许在处理主题时表现幽默、愉快或优雅，禁止裸体画，对人像和风景画也不赞同，鼓励的是一种粗糙的写实主义，这种主义强调的是信仰中的畏惧而不是慰藉的情感，图画是要以鲜明的形象和修道院似的庄严，将教义灌输并使它在灵魂中燃烧。最后，画家们自己看见种种幻象而声称受到神的启示。菲利普二世足以与教会匹敌而成为画家的资助者，图画的主题仍然是宗教性的。贵族们使用图画时，他们通常也服从于同样的规则，一直到委拉斯开兹和菲利普四世才真正使图画世俗化。有些外来的影响力修正了这种宗教影响。卡尔杜奇、朱卡罗和约18位其他意大利人将一种较柔和的情绪带进西班牙的艺术领域中。1572年，安东尼斯·摩尔（Anthonis Mor）自佛兰德斯来到西班牙，那些正在荷兰访问的西班牙画家，受到凡·戴克的影响。而才华洋溢的鲁本斯本人，于1603年旋风似的降临马德里，他要求当地的艺术家们看重生而不要看重死。
除了在这一时代主宰西班牙画坛的四位大家外，还有很多次要的画家：阿隆索·桑切斯·科伊罗（Alonso Sánchez Coello），他以佛兰德斯的风格为菲利普二世的皇子堂·卡洛斯和公主伊莎贝拉绘像；桑切斯·科伊罗的学生胡安·克鲁兹，留给我们一幅忧郁的《菲利普二世》和一幅有力的《圣奥古斯丁》画像；里巴塔以黑暗包围光明的特殊风格出现在《天使慰藉生病的圣方济各》一画中；弗朗西斯·帕凯科——他教导委拉斯开兹，并将一个女儿嫁给他——他在《绘画之艺术》（Arte de la Pintura）一解说西班牙绘画的原则（1649年）。“艺术的主要目的，”他写道，“是说服人们虔诚并倾向于主。”1611年，他在托莱多访问埃尔·格列柯，鄙夷地批评希腊的图书是“粗陋的画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