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据西班牙在孩子出生那天为纪念圣徒而替孩子取名的风俗，创造出堂吉诃德和桑丘·潘沙（Sancho Panza）两个人物的作者，于1547年10月9日在阿尔卡拉受浸而命名为塞万提斯。他——或者他父亲也是——在名字前加上萨维德拉（Saavedra）一词，这个词来自一个卡斯提家族，他的加里西亚（Galicia）祖先们在15世纪曾和这个家族通婚。他父亲是一位医生，耳朵不好，贫困，常常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替人接骨或疗治一些轻伤。显然，年轻的塞万提斯曾陪伴他到过瓦拉多利、马德里、塞维利亚等地。这孩子的教育情形我们一无所知，虽然他出生在一座大学城中，但似乎不曾接受大学教育。他不曾受到古典文学的磨炼和洗礼，必须从生活中拾取关于生活的知识。
除了他的受浸记录，我们所知有关他的第一件资料是1569年一位马德里的学校校长印行了一卷书，其中包括6首诗，由“我们可爱的学生”塞万提斯所写。同年9月，一位名叫米格尔·泽班兹（Miguel de Zerbantes）的人，因决斗遭逮捕，被判割去右手，之后离开西班牙，有10年之久。在12月的档案中，我们发现这位米格尔在罗马一位高级教士家中服务。1571年9月16日，同一位米格尔，或许（像卡蒙斯一样）为了逃避监牢而选择服兵役，此时正在奥地利的堂·胡安舰队中的“复仇号”战船上，从墨西拿出发。那支舰队在莱潘托遭遇土耳其人时，塞万提斯正因热症卧病舱中。由于他坚持执行自己的任务，因此被派去对付船边一艘小艇中的12个敌人。他身受3处伤，两处在胸部，另一处创伤使他的左手永远残废——“右手托天之幸”，他说。他回到墨西拿的一所医院中，而由西班牙政府付给他82杜卡特。此后他又在那瓦里诺、突尼斯、格莱塔等地参加其他的战役。最后，他被允回西班牙，但在回国的航程中，他和他的兄弟罗德里戈被巴巴里海盗所执（1575年9月26日），而后在阿尔及利亚被卖为奴。他从堂·胡安和其他人那里带来的信件，使俘虏他的海盗们相信米格尔是一个相当值钱的人。他们要他付出大笔赎金，虽然他的兄弟在1577年就被释放了，他则被羁押5年之久。他一再尝试脱逃，结果只是使他所受的惩罚更加严酷而已。他的母亲尽力筹措使他获释需要的500克朗，他的姐妹们也因为同样的原因牺牲了她们的嫁妆，最后（1580年9月19日），他终于获得自由。经过一段艰苦的行程，他回到马德里的故居。
一文不名而肢体残废，他发现除了再去当兵之外简直没法活下去。有迹象显示他在葡萄牙和亚速尔群岛等地寻求服役的机会。他爱上一位比他小18岁的女士，这位女士——卡塔利娜·德·萨拉萨尔·帕拉西奥斯——除了名字长之外，别无长物。受到爱情和贫困的双重刺激，塞万提斯写了一本田园爱情故事《伽拉泰亚》（Galatea），这他卖了1336个瑞尔。那位女士现在和他结婚了（1584年）。婚后，他将他一年前一段露水姻缘中生下的一名私生女交给她，而且说服她当作自己的孩子抚养。卡塔利娜自己没有生孩子。她常因他的贫困责骂他，但显然她是一直忠于他的。她活得比他久，而且在临死时要求葬在他的墓旁。
《伽拉泰亚》一书不曾给他带来更多的钱财，角色们的对话——除了作诗之外——过分雄辩。虽然塞万提斯曾计划写一本续集，而且一直认为这是他的杰作，他始终不曾有时间和灵感来完成它。有25年的时间他尝试写作剧本，他编了约30个剧本，认为它们都是杰作，他肯定它们“都上演过，未遇到任何冷场”。但这些剧本中并没有一本触及公众的嗜好，也不曾替作者掘到金矿的矿脉。他隐退到陆海军的一个补给部门（1587年），借着这个职务，他旅行了一二十个城市，将妻子留在家里。他协助补给西班牙的“无敌舰队”。1594年，他被指定担任格拉那达的收税员。由于账目不合，他被囚禁在塞维利亚，3个月后获释，但被免除了政府职务。他在塞维利亚又过了几年穷困潦倒的日子，想靠笔杆子为生。然后，他在西班牙各地浪游时，又在阿加马西拉（Argamasilla）被捕。据说，在牢房和苦难中，他继续写作一本世界上最欢乐的书。回到马德里后，他将《拉曼卡的堂吉诃德的传记与冒险》（The Life and Adventures of the Renowned Don Quixote de la Mancha）一书的手稿卖给弗朗西斯科·罗贝尔（Francisco de Robeles）。1605年印行，现在，经过58年的艰苦奋斗，塞万提斯终于触到了成功之门。
除了批评家外，每个人都盛赞这是一本幽默而富于哲学意味的不朽之作。菲利普三世（据一个古老的故事说）“有一天站在他马德里宫廷的阳台上，看见曼扎纳雷斯（Manzanares）河对岸有一个学生手里拿着一。他正在阅读，但他不时地中断阅读而用力地敲打自己的前额，伴着无数乐极入狂的动作。‘那个学生，’国王说，‘如果不是神经错乱就是在读……《堂吉诃德》。’”
正如每本杰作，在这800页的篇幅中少不了白璧之瑕。结构不太精巧——一连串插曲，大多是些不相关的故事，而全书的结构就像的骑士那样毫无计划，他“骑马前进，由着他的马，愿意到哪里去就到哪里去”。结构中的某些线索到最后都松软无力，或者纠缠不清，如桑丘失去其骡子，而后又复现，但未解释原因。生动的叙述不时陷入沉闷，文法松弛不严，用语粗俗不驯。地理学家们则断定的地理背景是不可能的。但是这一切何伤大雅？我们读这时，我们会在有意无意中越来越被一种亲切的引力左右，我们会惊奇，塞万提斯在一切苦难中能对理想主义和幽默做如此的融合，能将人性中这距离遥远的两极如此高明地并置一起。体裁是长篇故事应有的体裁——不是枯燥无味的滔滔雄辩，而是一条清澈舒畅的小溪，偶然会闪现一两个隽永的语词（“他一脸福相”）。全书的故事皆显示其创造力，桑丘的格言永无竭尽，最后的一个幽默或哀愁绝不逊于第一个。塞万提斯所谓：“这个最庄严、自负、精细、厚道和幽默的历史”中包括的，就是西班牙的人民和生活，用一种无偏的爱，并借着无数生动活泼的琐碎细节加以描述。
塞万提斯引用了一个古老的手法，伪称他的“历史”是采自一位阿拉伯作者西德·哈米特·本恩吉利（Cid Hamet Ben-Engeli）的手稿。序文中，明白地宣布他的目的是：描述对骑士风尚的一个讽刺……“那些曾如此奇妙地迷惑大部分人的……一大堆未加设计的有关骑士风尚的浪漫故事的衰灭……做了一个讽刺。”
乔叟曾在《坎特布雷故事集》中的《托帕斯爵士的押韵诗》（The Rhyme of Sir Topas）一文中做过类似的工作。拉伯雷在《巨人传》一书、普尔奇（Pulci）在《莫冈特·马焦雷》（Morgante Maggiore）、特奥费罗·佛兰格（Teofilo Folengo）和其他“混淆体”诗人也曾讥讽过骑士，而阿里奥斯托在《奥兰多的暴怒》一曾讥嘲过的男女主角。塞万提斯并不是毫无保留地否决浪漫故事，有些，如阿马蒂丝·高拉和他自己的加拉蒂，他是保留下来的，他在他的故事中穿插了一些游侠的浪漫韵事。最后，历经无数的挫败和不名誉的抛弃，富有骑士精神的堂吉诃德仍是故事中的秘密主角。
塞万提斯把自己描画成一位想象中的乡绅——豪侠而机敏——非常沉迷于图书馆中的小说，所以将自己从头到脚穿上骑士的服装，携着骑士的武器，骑着马——罗西南特——冲出去保护那些被压迫的人，纠正邪恶，护卫圣洁和天真。他憎恨不公，梦想那金色的过去。那时没有黄金，那时“那两个不祥的字，‘你的’和‘我的’，压根儿就没有区别。在那个圣洁的年代，一切东西都是公用的……那时一切都是联合，世界上都是爱和友谊”。遵照骑士风俗的要求，他不但将他的武器，而且将他的生命奉献给一位女士——拉杜奇尼·德尔·多波索。他未曾见过她，但他能将她描绘成纯洁、优雅、一无瑕疵。“她的粉颈像雪花石膏，她的酥胸像云石，她的玉手像象牙。将白雪和她的玉体并列，白雪也将失去光彩。”这“云石”使他坚强，“白雪”使他温暖，于是堂吉诃德出发向全世界的邪恶作战。在这以寡敌众的战斗中，他并不感觉自己势单力薄，因为“我一个人抵得上100个”。陪伴着他进出小酒店和磨坊，跨过污秽的沟渠和冲过惊慌四窜的猪群，作者塞万提斯爱上了这位“不吉的骑士”，不仅把他写成疯人，也把他写成圣徒。历经那一切的灾祸和痛苦的挫败，堂吉诃德仍然保存着谦恭同情和慷慨的心灵。最后，这个忧郁的狂人被作者改写成一位哲学家，他即使身在泥淖中，仍仁慈地言及良知，而且原谅那个他不了解的世界。作者按照预定的计划仍使堂吉诃德一败涂地时，我们开始迁怒于作者的安排，而当桑丘告诉他城里唯一的一位拉杜奇尼·德尔·多波索只是“一个粗壮的老妈子……一个高大、壮硕如男人一样的丑妇”时，我们开始同情这位梦成幻影的骑士。骑士用一句金言回答了桑丘，他说：“美德使肉体高贵。”“每一个人，”他说，“都是自己作品的继承者。”
堂吉诃德缺乏的就是幽默，而幽默是哲学的妻子。因此，塞万提斯给他一个健壮的仆人——一位庄稼汉的儿子桑丘——作为跟班。他替那位骑士服务，而骑士则管他吃喝，而且答应将来征服土地中的一部分由他管辖。桑丘是一个头脑简单、胃口奇佳的人，虽然常在挨饿的边缘，但直到最后一页，他一直是一个胖子。他是一个心地善良的家伙，爱他的驴子就像爱自己一样，看重它的“甜蜜的伴随”。他不是一位典型的西班牙农人，因为他太富于幽默而缺少威严。但是，正如任何从过度狂热的神学中解脱出来的西班牙人一样，他居心善良而仁慈，聪明但文盲，忠于他的主人。他不久就断定堂吉诃德疯了，但也变得爱他了。“我一直紧随着我的好东家，这些月来一直和他做伴，”最后他这么说，“现在他和我已经合成一人了。”这话是对的，因为他们两个人代表着人性的两面。那个骑士转过来尊敬他这位随从的智慧，认为即使不如他本人那么高贵，也和他本人一样有好的根基。桑丘用谚语来表现他的哲学，这些谚语一个接一个，几乎占了他思想的全部：“母鸡女人爱漫游，游来游去迷了途。”“女人是不是真难分，中间容不下一根针。”“医院门开，有病无钱莫进来。”“孩子天真可爱，长大了越变越坏。”塞万提斯或者使用了一本这类谚语的谚语集，他说这些谚语是“长期经验凝结成的简短语句”。桑丘辩解他的“慢板”，说是由于这些谚语阻塞了他的喉咙，必须吐出来，“先来的先请”。堂吉诃德对这滔滔不绝的谚语毫无办法，只有认了。“老实说，”他说，“你似乎没有我清醒，我宣判你‘精神错乱’。我原谅你，而且已经这么做了。”
《堂吉诃德》的成功使塞万提斯得到两位赞助人，一位是莱莫斯（Lemos）的伯爵，一位是托莱多的枢机主教。他们给他一笔小小的年金。现在他可以供养他的妻子、私生女、守寡的姐妹和一个侄女了。这印行后几个月，他和他全家突然因涉嫌参与发生在塞万提斯家门口的加丝帕·埃兹贝雷塔（Gaspar de Ezpeleta）谋杀案而被捕。谣言说加丝帕曾爱上了那个私生女，但调查证明并无其事，又全被释放了。
塞万提斯好整以暇地进行《堂吉诃德》的第二部。1613年，他中断这个心爱的工作，印行了12本《训诫小说集》（Novelas Ejemplares）。“我曾给这些故事一个名字，叫作‘模范’，”他在序言中说，“如果你细读此书，你会发现没有一个故事不提供一个有用的范例。”第一个故事关于一群盗贼和塞维利亚警察，可作为模范的和谐。另外一个故事《狗的对话》（Colloquy of the Dogs）描述该城市的礼节和道德。在这的序文中，塞万提斯描绘他自己：
本你看见的那个容貌倾斜，长着栗色头发，平顺而不纠结的眉毛，明亮的眼睛，钩形但比例均匀的鼻子，银灰色的胡子——不到20年前，还是金黄色的，上唇长着很长的髭……牙齿不多，不值得一数……中等身高……略微下垂的肩膀，相当大块头的人。这个人，我告诉你，就是《伽拉苔亚》和《堂吉诃德》两书的作者。
1614年，《堂吉诃德》第二部的出现使他惊奇，因为这书不是他写的，而是由一位自称阿维拉内达（Avellaneda）而身份不明的人所撰写的。序文中取笑塞万提斯受伤，而为这个可能毁坏塞万提斯本人第二部的诡计自喜。这位被打扰的作者于是匆匆地完成了续集，于1615年付印。文化水准颇高的西班牙读者很高兴地发现这个续集无论在想象、精神和幽默各方面都不逊于第一部。经过这额外的500页，兴趣一直维持到那悲哀的——如果不是痛苦的——结尾。有人认为堂吉诃德和他的随从在那位公爵宫廷中——桑丘的恶作剧及关于他挨打屁股的痛苦故事，使第二卷成为较好的一部分。桑丘被命为巴拉塔里亚总督时，每个人都预料他会成为有史以来最昏庸的一位地方官。恰恰相反，他善良的心地和常识，他简单而公正的管理和改革及他在一次抢劫案中聪明的判决，都足以使当时政府蒙羞。但那些残酷的邪恶势力太强大了，它们不断地折磨他，终使他怀着解脱的心情挂冠而去，恢复他做堂吉诃德随从的生活。
剩下来的是骑士同样由梦想中逃回现实。他出发去做种种新的冒险，但遭遇到最后的失败。在那次失败中，他得胜的对手逼迫他做出保证，他将回家去过一年非骑士的平静生活。这位疲惫的战士同意了，但他美梦的幻灭使他生命的源泉枯竭。他将他的朋友们召到床边，分送礼物，预立遗嘱，解除骑士的誓言，而让自己的精神加速崩溃。桑丘回到自己家中，满足地耕耘着田园。他入世已深，更使他感觉自己家乡的可爱。最后，他温和的现实主义显然胜过他主人丰富而虚幻的理想主义，但也不完全如此。那位骑士在墓碑上留下最后一句话：“如果我没有完成伟大的事业，那么我就是为追求它们而死。”那位现实主义者继续活着直至死去，但那位理想主义者那时开始新生。
剩下的最后一年中，塞万提斯印行了8个剧本，时间还不曾肯定他对它们的估计，但已经给予他的《拉纽曼西亚》（La Numancia）一个崇高的地位，那是一首美丽有力的诗剧，赞美那个西班牙城市抵抗罗马人的包围（公元前133年）。他和他笔下描写的骑士一样，自己深信的事物遭受幻灭。他以为后世子孙们会由于他的剧本而记住他，他以带有不适切却值得原谅的嫉妒语气，谈论有着惊人成就的韦加。嘲笑了大部分的浪漫故事之后，他在生命的最后，自己写了另外一个浪漫故事《贝雪莱斯和西吉斯蒙达历险记》（Pérsilesy Sigismunda）。死前4天，他将它奉献给莱莫斯的伯爵：
昨天，我接受了临终涂油礼，今天我提笔写下这献词。时间不多，我的痛苦渐增，希望渐灭……所以我向诙谐，向我生动的幽默及愉快的朋友们告别。我感觉我行将死去，我别无欲望，只希望在另一个生命中见到你们快乐。
他死于1616年4月23日。
用他特有的堂吉诃德方式，他曾预计他的《堂吉诃德》一书会卖到3000万册。世人对他天真的话发出微笑，结果不止3000万册。除了《圣经》外，没有再比这本伟大的故事有更多的各国文字译本。在西班牙，最单纯的乡下人也知道堂吉诃德，大概除了《圣经》外，他是“所有文学作品中最生动、最可爱、最著名的一个角色”，比历史上成千骄傲的著名人物更真实。塞万提斯使他的故事成为生活方式的深刻描绘，这种做法树立了现代小说的规范，也替勒萨日（Lesage）、菲尔丁（Fielding）、斯摩利特（Smollett）和斯特恩（Sterne）等人做了开路先锋。他使这个新形式的小说揭露并启发了人类道德的全域，因而使它升入了哲学的境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