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的双重风暴后，意大利在普遍的贫穷、宗教的慰藉与和平的粉饰之下，日渐臣服于西班牙。根据《卡特—坎布雷西斯和约》（Treaty of Cateau-Cambrésis，1559年），萨伏伊公国割让给埃马努埃尔·菲力伯（Emmanuel Philibert）。热那亚、卢卡、威尼斯及圣·马力诺仍以独立共和国存在。曼图亚依然归顺贡萨加公爵，费拉拉归顺艾斯坦斯，帕尔马则归亚历山德罗·法尔内塞。美第奇家族统治托斯卡纳-佛罗伦萨、比萨、阿雷佐、锡耶纳，但他们的港口全都在西班牙的控制之下。上述胜利使西班牙统治了米兰公国和那不勒斯王国，包括西西里岛与整个意大利教皇国的南部。这些由地中海横过半岛中部至亚得里亚海的地域，一向在教皇的统治之下，现在全被西班牙的势力包围。
西班牙势力并非军事侵略性的，除米兰和那不勒斯外，它不干涉诸王国的内政。但对商业的厌恶与对自由知识的畏惧，使意大利人的生活笼罩着一片阴影。与东方和美洲的贸易，现在已转移到西班牙人手里，这些财富曾支持了文艺复兴，现在则充裕了西班牙、英国、荷兰的文化勃兴。由于宗教改革，教皇的税收减低，意大利受创至深。富有忍耐性的农民继续努力不懈并热切地祈祷，无数的教士祈求，商人们失去社会地位和财富，贵族们则沉迷于对名衔的追求与奢侈的享受。
虽然处于政治大混乱，意大利产生了当时最伟大的科学家伽利略。除此还有：布鲁诺的冒险与预言哲学；杰出的雕刻家贝尔尼尼；闻名遐迩的作曲家蒙特威尔第；最勇敢的传教士们；最优秀的诗人之一托尔夸托·塔索；在博洛尼亚、那不勒斯和罗马的艺术学院，仅次于富裕的荷兰。就文化成就来说，意大利始终是首屈一指的。
·阿尔卑斯山麓
在埃马努埃尔·菲力伯的英明领导下，同时在女王——法国与萨伏伊的玛格丽特对文学与艺术的鼓励之下，都灵成为一个主要的首府。米兰虽然隶属他国，仍不失其灿烂辉煌。伊夫林形容其1643年的情形是“欧洲最庄严的大都市之一，有100间教堂、70所修道院、4万居民、奢华的皇宫、杰出的艺术家”。1573年，一场大火烧毁了圣洛伦佐·马焦雷长方形会堂的内部，米兰的大主教卡罗·博罗梅奥（Carlo Borromeo）委任马丁诺·巴希（Martino Bassi）依照拉文纳（Ravenna）的圣维塔莱教堂庄严的拜占庭式风格重修其内部。卡罗的侄儿，枢机主教费得里戈·博罗梅奥（Federigo Borromeo）兴建了安布罗西亚诺宫（1609年），并在其内建立著名的安布罗西亚诺图书馆。布雷拉（Brera）的宫廷在1615年原为一所耶稣会书院，从1776年起成为贝拉·阿蒂（Belle Arti）艺术学院的发源地，1809年后更成为闻名世界的布雷拉画廊的发源地。它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惨遭蹂躏，现今已得到恢复。人们可以在这里找到许多最显赫的米兰绘画家族——普罗卡奇尼（Procaccini）和克雷斯皮（Crespi）的精美杰作。
热那亚——最安宁的公主，依然在她富丽堂皇的宫殿式的山上，骄傲地眺望地中海内散布的热那亚船只。这个商业共和国虽已失去在东方的特权而转属土耳其，一部分与东方的贸易也被大西洋国家接收，但她的大海堤赐予她一个优良港口，使之继续保持意大利的首要海港。很多商业巨子都在意大利立足，并创建他们富有的家庭。伊夫林认为由鲁本斯设计，面对辉煌大理石皇宫的那条新街（Strada Nova），“远胜于欧洲任何一处”。大部分优美的建筑，都是由加利亚佐·阿莱西（Galeao Alessi）和他的学生们设计的，以其艺术的画廊、堂皇的阶梯、画板或壁画和豪华的家具而著称——“全部桌子与床架都用巨大银块铸成。”热那亚的商业泰斗都精于以血汗换取金银。1587年，吉亚科莫·德拉·波尔塔（Giacomo della Porta）建起桑蒂西马·阿农齐亚塔（Santissima Annunziata）这个长方形建筑物，其凹槽、精美无瑕的讲坛、华丽壮观的拱形圆屋顶，为热那亚人虔诚奉主的骄傲证明。这些及其他许多热那亚教堂和宫殿不幸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被毁。
由于佛罗伦萨在文学、学术、科学及艺术上的兴盛，迟至瓦萨里时，仍被称为意大利的雅典。万事皆蒸蒸日上，唯独贞操例外。在大公爵弗朗西斯科一世时代，庞大的美第奇家族完全沉沦为放纵与通奸的巢穴。枢机主教斐迪南·美第奇辞去其神圣职位而变成大公爵斐迪南一世，在位22年（1587—1609年）。他使托斯卡纳处于公正与进步的统治之下，借助开发里窝那（Livorno）为自由港口，对所有贸易商与信仰开放，以扩展托斯卡纳的商业，借助本身的道德恢复人民的道德意识。他的继位者科西莫二世，即斐迪南二世，以经济援助伽利略著称。巴尔托洛梅奥·亚曼那第为佛罗伦萨城内的皮萨·德拉·希格诺里亚雕刻了伟大的海神喷水池，又在卢卡设计了杜卡尔宫。乔凡尼·博洛尼亚在1583年完成了现今竖立在洛基亚·兰齐的《萨宾人的劫掠》和亨利四世的雕像，这是科西莫二世献给玛丽亚·美第奇用来装饰在巴黎的新桥（Pont Neuf）。阿洛里·亚历山德罗及其子克里斯多芬诺继续色彩奇妙的佛罗伦萨绘画，而彼得罗·科尔托纳在比蒂宫（Pitti Palace）天花板上的壁画，则描绘了科西莫一世的美德。
这一时期，帕尔马有一位极负声望的公爵法尔内塞，由于终日在荷兰率领西班牙军队作战，以致从未善尽君王之职。帕尔马大学在他儿子拉努乔（Ranuccio）的管理下，在欧洲颇享盛名。1618年，阿略奥第（Aleotti）建立法尔内塞剧院，这个半圆形剧场足可容纳7000名观众。在今天的意大利，仅有其师帕拉迪奥的奥林匹克剧场可与之媲美。
曼图亚现正迈进兴盛时期，重振伊莎贝拉时的光荣岁月。蓬勃的纺织工业使曼图亚的布匹声名远播，甚至可以和英国、法国媲美。自1328年贡萨加统治公国以来，他的宫廷人才辈出。公爵文森佐一世（Vincenzo Ⅰ）再次具体地呈现一位文艺复兴时代君子的特质：英俊、庄重；快乐的鲁本斯与忧愁的塔索的赞助人；古代及中国艺术品、音乐器材、佛兰德斯花毡、荷兰郁金香与美女等的收藏家；诗歌与赌博的爱好者，战场上威武无惧，政坛上勇敢无畏，可惜疲于奸淫与战争，于1612年逝世，时年50岁。3个儿子依次登位，最后一位文森佐二世没有后嗣。法国、奥地利与西班牙为决定并控制其继位者，使整个公国陷入战争之中，几乎把曼图亚排出历史之外（1628—1631年）。
维罗纳的文化在当时依然停留在文艺复兴时期，呈现出一片懒散现象。在维琴察、帕拉迪奥的古典建筑物正形成一种特殊风格，为英国建筑家雷恩（Wren）追随模仿。文森佐·史卡莫斯（Vicenzo Scamoi）完成帕拉迪奥的奥林匹克剧院，并设计了特里西诺·巴顿（Trissino Barton）宫。史卡莫斯对装饰具有敏锐的鉴别力，几乎凌驾于帕拉迪奥之上，他成为古典主义至巴洛克式之桥。
·威尼斯
亚得里亚海的王后威尼斯，跟古罗马一样，有一段长期而平静的落后时期。她与印度的海上贸易落于葡萄牙之手，不久又面临荷兰的竞争。土耳其扩张海上领域，威尼斯首当其冲。她精良的海军与灵活的指挥是当年在莱潘托（1571年）战胜土耳其的主因。但仅仅几个月后，她就放弃了塞浦路斯，此后她与东方地中海沿岸的商业来往完全受制于土耳其。她勇敢地迎接挑战，不顾一切地奋勇前进。在阿勒颇（Aleppo）与来自中亚的旅行队联系，稍微弥补了与东方在海上贸易的衰退。其舰队仍然控制整个亚得里亚海。她也分享了奴隶买卖的利益，至今这种利益仍使葡萄牙、西班牙和英国蒙羞。至于其大陆则依靠维琴察、维罗纳、特里雅斯特、特伦特、阿奎利亚、帕多瓦等地经济的繁荣与激增的人口。工业方面，玻璃、丝绸、螺丝及艺术奢侈品始终首屈一指。她的贸易中心班科·里亚尔托（Banco di Rialto）成立于1587年，在许多私人银行倒闭后，集中全国财源以支持威尼斯财政，同时成为纽伦堡、汉堡和阿姆斯特丹类似制度的典型。旅行者惊讶于威尼斯建筑、妇女的美貌、街道的整洁及其政府坚强的稳定。
她外交政策的目标在于维持法、西两国的权力均衡，唯恐其中某一国会吞并这个弱小的共和国，因为很早以前她就晓得亨利四世一直在积极重振历经战争摧残的法国。1616年，西班牙在那不勒斯获胜，欧逊纳（Osuna）公爵与西班牙驻威尼斯大使图谋推翻元老院，并设法使这个共和国成为西班牙的属国。菲利普三世在审慎考虑后，支持这件事，但嘱咐欧逊纳：“切勿让任何人知道你是在我认可之下做这件事，要假装你是没有依法行事。”威尼斯的领主团体希格诺里（Signory）在欧洲有最精明的密探，他们破坏阴谋并缉拿国内的阴谋者。一天早上，人民被召去看那些阴谋者被吊死在圣马可广场。死者的眼睛注视着逍遥自在的白鸽。
这个平静而苦修的寡头政府，跟任何教派的人民都有商业来往，并给予宗教自由。它对教皇采取一种不寻常的独立态度。规定教士们要缴税，服从国内法，禁止未经许可建立神龛、修道院及将土地让与罗马教会。由莱昂纳多·多那托（Leonardo Donato）与尼科罗·孔塔里纳（Nicolo Contarini）领导的一群威尼斯政治家，激烈反对教皇延伸其权力于俗事的要求。1605年，卡米罗·博格斯（Camillo Borghese）成为教皇保罗五世，次年多那托被选为总督。多那托任威尼斯驻罗马大使时，两人曾为好友，但现在分别处于教会与国家之间相互敌对，这与5世纪前格列高利七世与亨利四世的冲突相似。当时，教皇保罗异常惊异地发现，威尼斯反教士团体的领导者也叫保罗，名为保罗·沙比（Fra Paolo Sarpi），是一位圣母玛利亚教派的修道士。
莫尔门蒂（Molmenti）称：“沙比是威尼斯有史以来最高超的智慧者。”沙比是商人之子，13岁参加塞维特教会，热切追求知识。18岁时，他在曼图亚一个公开辩论会中成功地为318篇论文辩护，被当地公爵任命为宫廷神学家。22岁时，他被任命神职，并成为哲学教授。27岁时，他被选为教会在威尼斯共和国的总主教。他继续研究数学、天文学、物理学及其他各方面的学问。他发现虹膜的收缩性能。曾经写过一些科学论文，但今天已经失传。他还参加法布里齐奥和波尔塔的研究与实验工作。波尔塔曾说他未见过比沙比“更有学问或在知识的领域内更敏锐的人”。可能这些凡俗知识伤害了沙比的信仰。他喜欢结交一些新教徒朋友，于是威尼斯的宗教裁判所——后来逮捕布鲁诺的同一机构——收到许多控告他的信件。他曾经3次被元老院提名竞选主教，但3次皆遭梵蒂冈拒绝。这些挫折加深了他对罗马的憎恨。
1605年，元老院拘捕两位神父并控以重罪。教皇保罗五世要求将他们两人移交教会的司法管辖之下，并命令废止一切反对新教堂、寺院与各宗教教派的法律。但威尼斯的领主团体婉拒。教皇限定总督、贵族和元老院在27天内答复此事。他们邀请沙比做宗教法规顾问。沙比忠告他们应坚持教廷势力仅限于精神之事，元老院采纳其意见。1606年，教皇将多那托与贵族除籍，停止威尼斯区域内所有神职人员的教权。总督指示威尼斯教士们不必理会禁令并继续行使职权。除耶稣会与圣方济各教派外，他们都遵行总督所示。由于耶稣会会章保证必须服从教皇，全体离开威尼斯，虽然贵族们警告假如他们离开则永远不准回来。当时沙比为回答枢机主教贝拉尔米内（Bellarmine），立即出版数篇论文，限制教皇的权力，并宣布民众议会比教皇有更高的权力。
教皇保罗五世求助于西班牙与法国，但西班牙一向拒斥教皇的诏书，法国的亨利四世则正对威尼斯表示谢意，派遣一位明智的枢机主教乔伊斯（Joyeuse）至威尼斯，他提出一个挽回面子的方法。神父们获释至法国领事那里，后来解送他们至罗马。元老院反对废止那些抗议的法律，但（希望教皇协助反抗土耳其人）答应威尼斯以“惯常的虔敬修敛自己”。教皇悬其责难未决，乔伊斯赦免了被逐籍者。一位天主教历史学家说：“教皇保罗五世的要求，性质太过中古化，以致很难很好地施行。”这是最后一次整个国家处于禁止教权之下。
1607年10月5日，沙比遭刺客暗算，凶手误以为他已命绝随即离去。他恢复健康后，曾说过一句太好以至难以令人信其为真的隽语：“我认识了罗马教会的刻字刀。”刺客们在教皇国得到保护并获得欢呼。此后，沙比安静地隐居在修道院内，每天做弥撒，但写作从不停顿。1619年，在一家伦敦公司的帮助下，他以笔名出版了《特伦特会议的历史》（Istoria del Concilio Tridentino），是一部控诉特伦特会议的巨册。他以新教徒式的观点叙述宗教改革，又责难宗教会议完全臣服于教皇之下，而使各教派无法妥协。各处的新教徒极力推崇该书，弥尔顿称沙比为“伟大而未戴面具的人”。耶稣会委托一位他们教派内的学者斯福扎·帕拉维奇诺（Sforza Pallavicino）写一本与之对抗的历史著作（1656—1664年），以揭露沙比的偏见与谬误。不管双方的敌对态度如何，这两在搜集与处理原始资料的技术上，都向前迈进了一步。沙比庞大的摘要是后来附加的，滔滔的雄辩构成具有危险性的吸引力。在鼓吹教会与国家完全分离的运动中，当时他是站在时代最前沿的。
在这个骄横的政府之下，在那些平静与香味弥漫的运河之间，威尼斯继续追求财富与美女，以建筑业讨好基督，以连祷讨好圣母。每星期必有一位圣徒提供理由而为之举行庆典。在瓜尔迪的油画中，我们能看见他们的集体狂欢。在肖像画中，我们又可发现肉欲的放纵、东方式的服装与珠宝的奢华。几乎每一天晚上，都会听到小船里传出的乐声。假如你踏进他们的神奇小舟，船夫便会一言不发地带你到一间房内，里面聚集着许多高等妓女。蒙田跟其他男人一样，没什么偏见，非常惊讶威尼斯妓女的富有与自由。她们缴税给国家，然后获准住她们喜欢的地方、穿她们喜爱的服装。国家保护她们并应付那些违约的主顾。
随着逐渐增多的华丽的教堂、富丽的新皇宫和一座座优雅的桥梁，威尼斯的大运河及其支流一年比一年兴盛。1631年，元老院委托隆盖纳（Longhena）建立一座庄严的圣玛利亚教堂，作为对圣母的奉献，感谢她保佑威尼斯城在经过一次大瘟疫后迅速恢复元气。1588年至1592年，安东尼·庞特以新的里亚尔多桥取代了破旧的木桥，并筑一道90英尺长的大理石单拱桥横跨大运河，两岸商店林立。约1600年，“叹息之桥”高建在道奇宫与圣马可监狱之间的一条运河之上——“一边是皇宫，一边是监狱。”史卡莫斯完成了帕拉迪奥的圣乔治教堂和圣索维诺的维几亚图书馆（Libreria Vecchia）。圣索维诺和隆盖纳合建了一座与圣马可广场毗连的新行政宫（Procuratie Nuove，1582—1640年），作为威尼斯行政机关的办公处所。大运河沿岸陆续兴建了一些闻名遐迩的宫殿：巴尔比宫、康塔里尼宫和拜伦曾经在1818年住过的摩塞尼哥宫。那些只看见威尼斯皇宫外表的人，无法想象其内部的辉煌奢华：画上壁画或饰以饰板的天花板，绘画或挂着绣帷的墙壁，覆以丝缎的椅子、桌子、柜子全是雕刻的，镶嵌工装饰的小私室及耗时数世纪修建的堂皇阶梯。由数百个家庭组成的一个相互猜疑的寡头政府，坐享商业王国的财富和古老的贵族政治的阶级划分。
当时只有一位威尼斯雕刻家亚历山德罗·维托里亚（AlessandroVittoria）超群出众，但绘画界里也诞生了两位二流的画家。经过几个时代，帕尔马·维琪奥（Palma Vecchio）把颜料都传给侄孙帕尔马·乔万尼（Palma Giovane），也就是“年轻者”雅可布·帕尔马（Jacopo Palma the Younger），他较其叔祖晚100年逝世。乔凡尼常常漫不经心地速写，因此被贬为颓废派艺术家。不过他有一部分作品，如那幅挂在克罗西费里（Crociferi）教堂的几近伟大的佳作《教皇安那利塔斯》（Pope Anaclytus），莫尔门蒂的字里行间提到这位漫不经心的“年轻者”：
帕尔马·乔凡尼除了自己的工作外，别无其他目标，即使最深切的痛楚也绝对无法扰乱他。他从艺术作品中找寻痛失二子的安慰，一个儿子死在那不勒斯，一个死于淫乐。他的妻子被抬进坟墓之后，他就开始专注于绘画，以逃避痛苦的折磨。
伯纳多·斯特罗齐（Bernardo Stroi）的声名跨立这只神奇长靴的顶端。他生长于热那亚，逝于威尼斯（1644年），其生前名画散布每一个画廊。他曾经是圣方济各修会的托钵僧，后来脱去僧衣，但永远除不掉其绰号——卡普奇诺（Cappucino）。历经无数磨难后，他发现威尼斯充满容忍与富庶，便创作出他最卓越的作品。一个例子足以代表：他的《一个圣多明我修士的肖像》（Portrait of a Dominican Friar）——那顶高贝雷帽把宽阔的前额衬托得更为分明，紧锁眉头与专心思索的两眼，从他的鼻子和嘴巴可流露其性格，还有一双显露家世的双手。提香也比不上他。这些大师们的弟子在任何一国也可被视为大师。
·从帕多瓦到博洛尼亚
帕多瓦的光荣全在于它的大学。这一时期，哈维在此地求学，伽利略也任教于此。在费拉拉，阿方索二世对自1208年便一直统治公国的埃斯特（Este）家族，丝毫未显松懈。大英博物馆中有一幅佚名的版画描绘他有力的头颅、权威性的胡子及眼中露出果断与阴郁的才智。他对阻碍他的人毫不留情，但对其他人很仁慈。他对塔索的脾气尽力忍耐，在战场上从不惧怕，征税没有限制。他延续埃斯特家族喜爱文学、科学和艺术的传统，并将这些作品纳入他宫中的文化、光辉及欢乐中。人民必须满足于现状，享受他们劳苦的成果。他虽已尽全力，前后3个妻子却没有为他生出一个儿子。根据1539年的协定，素为教皇采邑的费拉拉在1598年成为教皇国领土。它的文化史终于结束。
博洛尼亚自1506年以后始终受教皇统治，此时又有了一段光辉灿烂的好景。它的一个画派支配意大利两个世纪之久，其影响远及西班牙、法国、佛兰德斯和英国。一位有钱的屠夫之子洛多维科·卡瑞奇（Lodovico Carracci）在威尼斯、佛罗伦萨、帕尔马和曼图亚学习艺术之后回返博洛尼亚。丁托列托（Tintoretto）曾警告他说他没有绘画天才，但洛多维科·卡瑞奇觉得勤勉能代替天才，何况他也有天才。他以热诚鼓动了他的两位堂兄弟阿戈斯蒂诺（Agostino）和安尼巴莱（Annibale Carracci）——一个是金匠，一个是裁缝。这两个人到威尼斯和帕尔马研究提香与柯勒乔。回来之后，与洛多维科一起开了“启迪”（Incamminati）学会（为那些初学者）。他们指导艺术的要素、历史及技巧，仔细研究名家，不“固守”任何一位名家的旧风或特性。他们将拉斐尔的女性温柔、柯勒乔的细致有力、米开朗基罗的男性活力、达·芬奇的明暗对比、提香的温暖色调等，表现于一个丰富的形式中。这一个“折中画派”使博洛尼亚媲美罗马，成为意大利的艺术都城。
卡瑞奇家族遗赠的画难以计算，很多现存于博洛尼亚艺术学院，有些存于卢浮宫，但它们无处不在。洛多维科自己的作品最缺乏吸引力，但《报喜》（Annunciation）和《圣乌秀拉的殉道》（Martyrdom of St.Ursula）两幅很出色。阿戈斯蒂诺的代表作是强有力的《圣哲罗姆的圣餐》（Communion of St.Jerome）——这并不能阻止他迎合大家对淫秽绘画的需求。安尼巴莱在这家族中对技巧最有天赋，曾从柯勒乔处学得线条和色彩的精练，那是他的堂兄弟们缺乏的。看看沃夫兹画廊他那幅《女祭司》（Bacchante）中的女性美，比蒂宫中《仙女与半羊神》（The Nymph and the Satyr）完美的女性及保存在德累斯顿宫的《著名的天才》（The Genius of Fame）画中完美的男性。在《基督与撒玛丽亚妇人》（Christ and the Samaritan Woman）一画中，他创作了这个时代的代表作——人物比得上拉斐尔，风景方面则成为普桑的先驱。
1600年，安尼巴莱和阿戈斯蒂诺接受枢机主教法尔内塞的邀请，到罗马为他宫殿中的画廊作画。他们选了适当的题材，画出《酒神的胜利》（The Triumph of Bacchus），具有荷兰画家鲁本斯作品那种奔放的女性魅力。然后阿戈斯蒂诺前往帕尔马，为别墅画了一幅很大的壁画。安尼巴莱前往那不勒斯，该城的国家博物馆至今仍展览着他那两幅对比强烈的《圣家》（The Holy Family）与《维纳斯与战神》（Venus and Mars）。这三位堂兄弟，在艺术上向来联结在一起，死时却各分东西：阿戈斯蒂诺死于帕尔马（1602年），安尼巴莱死在罗马（1609年），洛多维科仍然忠于博洛尼亚——最先来临，最后离去（1619年）。
这个新画派训练出几位当时最有名的画家，其中圭多·雷尼（Guido Reni）在欧洲画家中最受推崇。在他早期受卡瑞奇家族栽培、启蒙之后，臣服于罗马的吸引（1602年），在那里工作了20年，然后回返博洛尼亚，画了不少杰作。虔敬的淫荡和伤感的优雅风格，使那些画成为正统信仰与情欲异端之间颇受欢迎的桥梁。雷尼似乎对宗教很虔诚，以保持圣洁到底闻名。国会博物馆中，有一幅他的自画像，年轻，美得像少女，头发金黄，面色白皙，眼睛是蓝色的。他的代表作是罗马罗斯皮格里奥斯（Rospigliosi）宫中天花板上的壁画《曙光女神》（Aurora）：黎明女神飞过天空，后面跟着壮丽的马群；马车里坐着蓬松乱发的太阳神，由一群面貌体态很可爱的跳舞女孩陪伴着，她们象征一天中的各个小时；还有一位带翼的天使，使异教的激情得到了基督教的认可。雷尼也画其他的神话——卢浮宫中的《海伦的掳掠》（The Rape of Helen），那不勒斯的《金苹果园的苹果》（Apples of the Hesperides），德累斯顿艳丽的《维纳斯与丘比特》（Venus and Cupid）。从《旧约》中他取得题材画了《苏珊娜和长者》（Susannah and the Elders）。但大体说来，他还是满意于一再绘画那些人民及教会均亲切的古老题材，基督与他母亲的故事，批评家责难这些画都是“令人伤感的”，感情夸张。然而，他画使徒画得很好，梵蒂冈的《圣马太》（St.Matthew）即是一例。他还画了圣约瑟壮丽的头颅，而在梵蒂冈的《圣彼得的殉道》（Martyrdom of St.Peter）一画中，他尝试了卡拉瓦乔（Caravaggio）粗糙的写实风格。重新返回感伤风格之后，他为画廊画了著名的《圣塞巴斯蒂安》（St.Sebastian），画中的圣人安静地让箭射入他完美的形体。在所有杰作中，我们洞见训练良好的技术，但是我们把这些感伤的尊严与拉斐尔的《斯坦齐》（Stanze）或米开朗基罗为西斯廷教堂所绘的天花板做一比较，感动我们的，不是多彩的颜色与滑润的线条，而是雷尼艺术中“神经的失落”。他写道“我愿把天堂中的美给予我要画的形体”时，他的梦是可以原谅的。但他夸口说他有“两百种方式使眼睛仰望天堂”时，他就把秘密完全泄露了。
多梅尼基诺（Domenichino）追随雷尼立即讨好异教徒与虔诚派的政策，因为这两种人其实是同一种，这个计划证明是有利可图的。他比雷尼复杂、谦和而害羞，深爱音乐与妻子。他也在博洛尼亚学习艺术，然后寻找罗马与钱币。他在该地的成功引起他同乡竞争者的嫉妒，他们控告他抄袭。他退隐到博洛尼亚，被教皇格列高利十五世召回担任梵蒂冈的首席建筑师与首席画家。运用一些文艺复兴时代的多重变化的技巧，他设计了现已消失的罗马卢多维西（Ludovisi）别墅及弗拉斯卡蒂（Frascati）的阿尔多布兰蒂尼（Aldobrandini）别墅的一部分。然后移向那不勒斯，开始了大教堂的一连串壁画。不顾那不勒斯画家们给他制造的麻烦，他去世时（1641年）几乎完成了全部的工作。死时61岁。他最伟大的名画是现存梵蒂冈的《圣哲罗姆的最后圣餐》。以这幅代表作为基础，普桑把多梅尼基诺列为仅次于拉斐尔的画家，我们尊敬这份热诚更甚于这种判断。罗斯金（Ruskin）认为多梅尼基诺“显然不能在任何方面、以任何方法，把任何种类的事情做得很好、很伟大或很正当”。我们既不赞成这种判断，也不赞成这种浮夸的言词。
卡瑞奇家族的三位著名学生中，最后一位被称为圭尔西诺（Guercino）——“斜视眼”——因婴儿时代遇到意外事件，眼睛变形，但是他的母亲叫他巴比埃里（Barbieri）。在他向卡瑞奇家族学画之前，已是画家，曾受卡拉瓦乔男性风格的影响，所以他在艺术方面居于博洛尼亚与罗马之间。他与雷尼一样终生未娶，过着半僧侣式的生活，在他平静而虔诚的一生中表现着天主教改革的最好特质。他留给后人很多优秀的画，分散于罗马、芝加哥等地。他是博洛尼亚画派中最弱也是最可爱的一员。
“折中画派”的基本理论认为，结合前辈画家不同的特色可以培养出伟大的画家。这显然是错误的，因为表现个性、创出新路往往是天才的特质。但启迪学院传达了一项传统和一种教条，若没有这些，天才会趋向极端与怪异。这个画派的兴盛，部分由于它愿意迎合教会的需要。改革后的教廷和日渐扩展的耶稣会，需要代表基督教故事的新鲜作品和鼓动虔诚与信仰的生动画面。博洛尼亚画家触动了仰慕者情感的每一根琴弦，他们的圣母像和“抹大拉的玛丽亚”像传遍天主教世界。谁能否认人民感激这些启示，或否认为教会提供这些作品的人正是历史上最体现民意的心理学家呢？
·那不勒斯
教皇国很早就合并了福尔利、拉韦纳、里米尼、安科纳等地，乌尔比诺也于1626年并入，佩萨罗则于1631年并入。由此向南经过福贾、巴里、布林底希，到达“神奇长靴”的跟部，经由特伦特、克罗同和雷吉奥·卡拉布里亚到其尖部，再横越斯奇拉到查理蒂丝，经由西西里，向北沿着西海岸到卡普阿，当时都是那不勒斯王国的领土，该国自1504年以来素为西班牙的管辖区。整个蔓延的领域里，300万激动的生灵在炙热的贫困中奔波着，只为了供养其辉煌首都的繁华景象。伊夫林曾于1645年到过那不勒斯，并加以描写：
行政首长们都异常贪婪，利用可怜人民的劳力中饱私囊……这座城市的结构以它的大小而论，是当时欧洲最壮丽的：街道极宽，铺得很好，有很多地下管道来排除污物。街道亲切而整洁……它有3000座以上的教堂和修院，无论建筑或装饰都是全意大利最好的。人民大大地影响了西班牙人性格中的严肃一面，也喜欢好马，街上都是骑在马背上、坐在躺椅或轿中的风流绅士……女人大体上外貌很好，但非常淫荡。
每个人似乎都很快乐，喜好音乐、罗曼史和虔诚，但是，在歌唱的表面之下，在宗教裁判所的监视之下，异端与革命在酝酿着。哲学家泰莱西奥（Telesio）在这里生活、逝世（1588年）。在靠近那不勒斯的诺拉（Nola）一地，布鲁诺出生了。1598年，康帕内拉参加一次叛乱，志在促使雷吉奥·卡拉布里亚成为独立的共和国。计划失败，这位诗人哲学家以后27年的岁月便在监狱里度过。
1647年，那不勒斯因为一次歌剧式的暴动一时阻碍了意大利的农业开发，并陷入骚乱。托玛索·阿涅罗（Tommaso Aniello），俗称马萨尼洛（Masaniello），是一位鱼贩，他太太曾因走私谷类被罚重款。西班牙官员要征水果税作为海军费用时，果农与果贩们予以拒绝，马萨尼洛便号召一次武装暴动。当他闯入总督府要求撤销那笔税时，10万意大利人追随他。受惊吓的总督立刻投降。马萨尼洛当时年仅24岁，成为那不勒斯的主人，统治那不勒斯10天。1500个反对者在独裁狂热中被处以死刑。他要求面包价格降低，一位不依从的面包师被活活放在自己的炉上烤死——但是这段历史是马萨尼洛的敌人写的。据说马萨尼洛穿着金制的衣服，把他卑微的家变成沸腾着权势的宫殿，并乘着华丽的飞艇巡视海湾。7月17日，他被西班牙雇凶暗杀。他支离的身体由其随从们重新组合成整体，给以光荣的葬礼。这场失去领袖的叛变于是告终。
在大主教与总督手下，一种阴郁的艺术仍然存留着。1608年，教会花了100万弗罗林，在圣杰纳罗（San Gennaro）大教堂中建立“宝物堂”卡佩拉·泰索罗（Cappella del Tesoro），作为容纳那不勒斯守护神圣耶纽里（St.Januarius）两小瓶圣血的圣龛。据说那个固态血液两年液化流动一次，使那不勒斯在维苏威火山之下仍昌盛安全。
那不勒斯的绘画一度曾被3位善妒的艺术家科隆齐奥（Corenzio）、卡拉乔洛（Caracciolo）和里贝拉（Ribera）控制，他们决定所有那不勒斯的绘画都要由他们或他们的朋友完成。他们威胁安尼巴莱·卡瑞奇，迫使他逃回罗马，安尼巴莱在该地竟因烈日下劳苦奔波死去。雷尼前来布置宝库教堂（Chapel of Treasure）时，有人警告他离开那不勒斯，否则将会死亡。他立刻就走了，工作简直就没有开始。两位留下来的助手被放在木船上，从此下落不明。多梅尼基诺来了，虽然作品一再被抹去，仍在这里完成了4幅壁画，然后在里贝拉威胁他之前逃走。他在总督保护的特权下回来，但不久去世，可能是被毒死的。
虽有这些罪恶，里贝拉仍应被视为当时意大利最伟大的画家。因为他出生于瓦伦西亚（Valencia）附近的泽提瓦（Xátiva，1588年），西班牙承认他是西班牙人。他曾一度向弗朗西斯科·里巴塔（Francisco de Ribalta）学画，但早年时就决心到罗马。在那里，他贫穷而褴褛，抄袭壁画，以捡面包屑为生。后来有一位热爱艺术并感受文艺复兴时代灵感的枢机主教，把他带到自己宫里，供给他住宿、膳食、颜料、衣服。里贝拉勤勉地抄袭梵蒂冈宫中拉斐尔的作品及法尔内塞宫中卡瑞奇家族的作品。然后，这位“小西班牙人”发现他的热情已因舒适而削弱，便跑到帕尔马和摩的纳研究柯勒乔。他回到罗马，和多梅尼基诺发生争执，于是搬到那不勒斯。在那里或罗马，他受到卡拉瓦乔的影响，那种兽性的体裁使他局限在黑暗的自然主义中，也许他早已从里巴塔学到这种风格。一位有钱的画商迷上了他，愿意把漂亮的女儿嫁给他。一文不名的里贝拉以为这是开玩笑，但重复提起几次之后，他便结婚并发了财。
现在他画了《圣巴托罗缪的劫掠》（The Flaying of St.Bartholomew），血腥场面非常逼真，因此当众展露时，引来一群对血腥比对艺术更有兴趣的观众。总督——阴谋对抗威尼斯的那位欧逊纳——订购这幅图画并找其作者，他简直着迷了，立刻让里贝拉负责整个宫殿的装饰。这位贪心的西班牙人吓走了所有竞争者，后来为宝库教堂作壁画的任务落在他的朋友乔万尼·朗法兰哥（Giovanni Lanfranco）手里。他自己负责圣龛，画出不会燃烧的圣耶纽里在炽热的炉中丝毫无损的情景。
从此，里贝拉在那不勒斯成为绘画界的泰斗。他似乎可以随其意而与拉斐尔与柯勒乔的温柔格调匹敌，却不会落入雷尼与牟里罗的感伤气氛中，更可以借着观念的密度与颜色的深度把卡拉瓦乔的写实主义表现得更有力量。我们只举圣马丁诺教堂与修院中《圣殇》和《哀悼》两幅画为例——“这幅作品表现了一种很庄严的悲痛，在它面前，该世纪所有类似作品都沦入戏中景观而已”。或者我们也可以举现存普拉多（Prado）的取材自神话的《阿基米德》作为一例——那样传神地画出了一个满脸皱纹的老西西里人，正和现在叙拉古（Syracuse）可以发现的老人没有两样。从《圣经》和历史中走出来，步入街道，里贝拉也从日常生活的真实速写中发现了艺术的各种题材。他那幅现存卢浮宫的《赤足男童》（The Barefoot Boy）给委拉斯开兹和牟里罗不少指导。
里贝拉的缺点一眼可见——夸张的暴力，酷嗜皱纹和肋骨、渴望血腥。拜伦曾说：
小西班牙人以所有圣者的血，
染红了他的画笔。
他强调暗淡的颜色和阴沉吓坏了我们，也使我们沮丧，但是习惯于西班牙的统治与格调的那不勒斯，立即接受了这种风格。每一个新教堂或修道院争相聘请他，菲利普四世和那不勒斯总督们都是热心的主顾。里贝拉的绘画与蚀刻图画在西班牙比委拉斯开兹的作品流传更广——委拉斯开兹在意大利曾两度拜访他。他的家是那不勒斯最精致的建筑之一，他的两个女儿则是棕肤美人的典型。其中一个据说曾被菲利普四世的儿子堂·胡安（Don Juan）拐诱，他把她带到西西里，不久厌倦了她，把她遗弃在巴勒摩（Palermo）修女院。里贝拉悲痛、羞愧欲绝，他以记忆中他失去的玛丽亚·罗莎（Maria Rosa）的形象来画圣母，以求安慰。在她的悲剧发生4年后，里贝拉便逝世了（1652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