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时书籍数不胜数，日见增多。巴纳比·里奇（Barnaby Rich）于1600年写道：“这个时代的最大通病之一，就是全世界书的印行数目一直增多，大家难以消化这么多的无聊事。因为它们每天都在生产，然后传于全世界。”伯顿也说（1628年）：“我们已由于这么多的书而引起分歧纷扰，我们受这些书的压迫，我们的眼睛疼痛了，手指也翻痛了。”但这二人都写书。
贵族阶级知书达理，在物质上赞助那些献书助兴的作者。塞西尔、莱斯特、西德尼、雷利、埃塞克斯、南安普敦、彭布罗克伯爵及夫人都是很好的赞助人，他们在英国贵族与作者之间建立了一种关系，这种关系甚至塞缪尔·约翰逊（Samuel Johnson）在查斯特菲尔德（Chesterfield）讲学以后，仍然存在。发行人给予作者每小册约40先令，每部书约5镑。两三位作者试图专以摇笔杆为生，“文人”这种绝望的职业，此时已在英国成形。很多富有人家有私人图书馆，公立图书馆还很少见。1596年自加的斯返国途中，埃塞克斯暂时在葡萄牙的法罗（Faro）一地逗留，并尽取主教杰罗姆·奥索利亚斯（Jerome Osorius）的图书馆藏书。他把这些书赠予托马斯·博德利（Thomas Bodley）爵士，博氏又将之藏起，后来遗赠给牛津大学（1598年）的博德利图书馆。
受到国家法律和群众兴趣的控制，书商是在焦虑中求生存发展的。伊丽莎白时代的英国共有250个书商，因为此时印刷和卖书仍然是同一种生意，他们多数自营印刷。伊丽莎白时代晚期，印刷和发行两个行业才分开。发行人、印刷人及卖书人联合组成“印书公司”（Stationers’Company，1557年），印刷品在这个行会登记就有版权，不过版权不是保护作者，而是仅保护发行人。通常该公司登记的只是取得合法印刷执照的那些出版物，凡是著作、印刷、贩卖或持有损害女王或政府书籍的，印刷或进口异端书籍或教皇圣谕或教书的，或持有主张教皇权力优于英国国教书籍的，均犯重罪。违反这种禁令而受刑者不算少数。印书公司获得授权可以搜查印刷厂，可以焚毁无照的印刷品和拘禁其发行人。伊丽莎白时代的出版检查较宗教改革以前的任何时代都要严厉，文艺仍然欣欣向荣，就像18世纪的法国一样，出版危机反而使智慧更加敏锐。
学者很少，这是一个创造而非批评的时代，在炽热的神学变革年代，人文主义的洪流已经枯竭了。多数的历史学家仍是编年史家，以年代来做不同的历史叙述。不过，理查德·诺里斯（Richard Knolles）的《土耳其通史》（General History of the Turks，1603年）是一部比较优秀的作品，很令伯夫利欣赏。拉斐尔·霍林斯赫德（Raphael Holinshed）的《编年史》（Chronicles，1577年）供给莎士比亚英国历朝帝王的史实，因而其声名意想不到地大为增加。约翰·斯托（John Stow）的《英国编年史》（Chronicles of England，1580年）具有“某种智慧的色彩，劝人为善，及对那些不适当的事情产生强烈的憎恨感”，其中的学识却贫乏得可悲，其文章具有引人沉沉欲睡的特性。其《伦敦观测》（Survey of London，1598年）一书显得较有学问，但并未使他赚到更多钱。到了老年，他甚至穷得要发给他乞讨许可证。威廉·卡姆登在其《大不列颠》（Britannia，1582年）一，以流利的拉丁文描述英格兰的地理、景观及古物。《伊丽莎白时代英格兰和爱尔兰编年史》（Rerum Anglicarum et Hibernicarum Annales Regnante Elizabetha，1615—1627年）一书是基于小心研究原始文件而写成的。卡姆登一味增加伟大女王的荣光，推许斯宾塞，忽视莎士比亚，赞赏罗杰·阿谢姆，但令人痛心的是，这样好的一个学者，竟因喜爱赌博和斗鸡致死，死时一贫如洗。
阿谢姆曾任“血腥玛丽”的国务大臣、伊丽莎白的家庭教师，死时（1568年）曾留下英国最著名的教育论文《教师》。主要论述拉丁文的教学，但另以雄浑淳朴的英语，吁请以基督的仁慈教育取代伊顿学院严厉的手段。他曾提到一次与伊丽莎白政府要员吃饭时，话题转到鞭打教育的情形，并说塞西尔赞成采取较温和的方法。而理查·沙克维尔（Richard Sackville）爵士私自对阿谢姆供认，“一位好笑（愚蠢）的教师……使我为了恐惧鞭打，再也不爱读书了”。
学者最主要的成就是使外国的思想灌输到英国人的心智中。16世纪末，希腊、罗马、意大利、法国等国作品的译文，形成一股浪潮并横扫了整个英国。荷马史诗要等到1611年才由乔治·查普曼加以翻译。当时缺少希腊戏剧英文译本，也许就是伊丽莎白时代的戏剧采取浪漫派形式而非古典派形式的主因，但是已有下述作品译本：西俄克里图斯（Theokritus）的《田园诗》，穆塞俄斯（Musaeus）的《海洛与利安得》（Hero and Leander），埃皮克泰图斯（Epictetus）的《手册》（Enchiridion），亚里士多德的《伦理与政治》（Ethics and Politics），色诺芬的《居鲁士劝学录》（Cyropaedia）和《国家经济学》（Oeconomicus），狄摩西尼和伊索克拉底的《演讲集》，希罗多德、波力比阿、狄奥多鲁斯·西库拉斯（Diodorus Siculus）、约瑟夫斯（Josephus）及亚比安（Appian）等5人的历史著作，赫里奥多拉斯（Heliodorus）和朗戈斯（Longus）的小说，托马斯·诺思爵士（Thomas North）将阿米奥（Amyot）所译的普鲁塔克的《传记》（Lives）法文翻译本，转译成生动的英文本。译自拉丁文者有维吉尔、贺拉斯、奥维德、马希尔（Martial）、卢肯（Lucan）等人的作品，也有普劳图斯、泰伦斯及塞涅卡的剧本，李维、萨卢斯蒂、塔西佗及苏多尼乌斯（Suetonius）等人的历史作品。译自意大利的有彼特拉克的十四行诗，薄伽丘的《菲洛科珀和菲亚玛塔》（Filocopo and Fiammetta，但是1620年以前未将《十日谈》译成英文）、圭恰迪尼和马基雅维利的《历史集》、阿里奥斯托（Ariosto）的《奥尔兰多》（The Orlandos）、卡斯底里欧内的《廷臣》（Libro del Cortegiano）、塔索（Tasso）的《被解放的耶路撒冷》（The Gerusalemme Liberata）和《阿明塔》（Aminta）、瓜里尼（Guarini）的《菲都牧师》（Pastor Fido），班戴洛（Bandello）及其他作者的寓言小说，后来集入威廉·班特（Welliam Painter）的《欢乐之宫内》（Palace of Pleasure，1566年）。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迟至1640年才译成英文，可是伊丽莎白时代的人都很熟悉。哈维说，剑桥大学中，“邓斯·司各特（Duns Scotus）和阿奎那的理论，因受学生骚动的影响……在校园中完全被摒弃了”，被马基雅维利和让·博丹（Jean Bodin）的学说取代。译自西班牙的有最长的爱情故事《阿玛迪斯·高拉》（Amadis de Gaula）、第一本描写恶汉的小说《小癞子》（Lazarillo de Tormes）、第一本古典乡土作品蒙特梅尔（Montemayor）所著的《戴安娜》（The Diana），取自法国的最佳战利品是普莱亚迪（Pleiade）的诗、蒙田的散文，均由弗洛里欧译成英文（1603年）。
这些译文对伊丽莎白时代的文学影响甚巨。模仿古典作品开始——继续了两个世纪——阻碍英国诗和散文的发展。多数令人追念的伊丽莎白时代的作家，均熟知法文，因此翻译并非必要。意大利吸引着英国，英国的田园派仿自桑纳扎罗（Sannazaro）、塔索及里尼，英国十四行诗仿自彼特拉克，英国小说仿自薄伽丘和寓言小说。这些作品供给马洛、莎士比亚、约翰·韦伯斯特（John Webster）、菲利普·马辛格（Philip Massinger）、约翰·福特（John Ford）等人著作的材料，并使许多伊丽莎白时代的戏剧都以意大利城镇为背景。排斥宗教改革的意大利，不谈宗教改革而排斥旧神学，甚至基督教的伦理观也受扬弃。伊丽莎白的宗教独自摇摆于天主教与新教之间、不知抉择之际，伊丽莎白时代的文学却已不顾宗教的纷争，径自恢复文艺复兴的精神与活力。有一段时期，意大利受到贸易路线改变的影响而一蹶不振，只好将文艺复兴的火炬传给西班牙、法国和英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