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知清教徒统治后的英国情况者，不会了解音乐在伊丽莎白时代扮演的欢乐角色。在家中、学校、教堂、街上、舞台上、泰晤士河上，升起了圣乐与世俗音乐——弥撒曲、经文歌、情歌、民歌以及伊丽莎白时代戏剧演出的一整套爱情抒情诗等。音乐是学校教育的主要课程。在威斯敏斯特学校，每周上两小时音乐课。牛津大学置有音乐教授一职（1627年）。每位绅士都能看懂乐谱且会弹某些乐器。在托马斯·莫利（Thomas Morley）《简易音乐入门》（Plaine and Easie Introduction to Practicall Musicke，1597年）一，一位善于想象、受教育甚少的英国人自觉羞耻地供认：
早餐完毕，依据习俗，乐谱就带到桌上来了，女主人给我某部乐曲，热切地恳求我唱一段。但在找了很多借口难以推辞后，我真诚地抗议说我实在不会唱，座中诸人立感怀疑，有些人就交头接耳，低声询问我的出身。
理发店也准备各种乐器，让等待的客人弹奏。
伊丽莎白时代的音乐多为世俗的。某些作曲家，如托马斯·塔利斯（Thomas Tallis）、威廉·伯德（William Byrd）及约翰·布尔（John Bull）不顾法律规定，仍然信天主教，而且编写有关罗马教会仪式的圣歌，但这类作品已无法公开演奏。许多清教徒反对教会音乐，认为那是不虔诚的表现。伊丽莎白挽救了英国教会的音乐，犹如帕勒斯特里纳（Palestrina）和特伦特宗教会议（Council of Trent）挽救了意大利教会音乐一样。女王以其惯有的坚定，支持在皇室教堂及天主教堂中备有大合唱队和正式音乐的那些教堂牧师。《通用祈祷书》成为英国作曲家的伟大歌剧剧本，国教礼拜式几可匹敌欧陆天主教的圣乐飘飘和高贵尊严。甚至清教徒，服从加尔文的领导，也赞成会众齐唱赞美歌。伊丽莎白嘲笑这些日内瓦捷格舞曲（Jigs），但它们很快地成熟为高雅的赞美诗。
女王具有一种世俗精神，而且喜欢别人的追求，其在位时音乐的辉煌成就仅是“情歌”。理所当然——所谓情歌是指配合旋律的爱情歌曲，无乐器伴奏的单部歌曲。1553年，意大利情歌传入英国，并形成一个格调。莫利试图定其形式，在其引入的对话中加以解析，并欢迎大家模仿。约翰·威尔比（John Wilbye）的五声情歌暗示了这些“曲调”的主题：
唉！这是何等龌龊的生命，何等龌龊的死亡呀！
在那里暴君喜欢指挥！
我那春花盛开的黄金时代已趋衰败！
我那自负的抱负也已无望，而生命是一场胡缠。
我的欢乐此起彼落匆匆归去，
留下奄奄一息的我，
因为她轻蔑我的哭泣。
哦！她从我怀中离去，我的爱情已渐萎缩，
为了她的铁石心肠，唉！我死了犹有余恨。
威廉·伯德是伊丽莎白时代音乐界的莎士比亚，以善作弥撒曲、情歌、声乐或管弦乐曲驰名乐坛。当代人敬之为值得忆念的人。莫利说：“音乐家提起他的名字无不充满尊敬。”地位同样崇高、多才多艺的皇室教堂音乐家奥兰多·吉朋斯（Orlando Gibbons）和布尔，这两人和伯德联合写出英国第一部键盘音乐的书《为小键琴印行的音乐处女作》（The Maidenhead of the First Music that Ever Was Printed for the Virginalls，1611年）。同时，英国人编成许多富有英国乡村健康淳朴风味的独唱曲，堪称一绝。约翰·都兰德（John Dowland），这位琵琶名手，因著有《唱曲》（Songs）而深受赞赏。托马斯·坎皮恩（Thomas Campion）也不甘落后，亦步亦趋，有谁不知坎皮恩的《樱桃熟了》（Cherry Ripe）呢？
音乐家有一个强有力的工会，在查理一世时受到内战的纷扰。当时乐器种类之多几与今日不分轩轾：琵琶、竖琴、风琴、小键琴或小方形钢琴、翼琴或大键琴、横笛、古箫（今日之哨笛）、木箫、小音栓铜喇叭、伸缩喇叭、小喇叭、鼓、各种今已为小提琴取代的弦乐器。音乐家演奏和伴奏喜用琵琶，年轻妇人至少在婚前较喜欢小键琴，那是钢琴的前身。乐器演奏主要是指小键琴、弦琴和琵琶。有一种室内音乐是由样式和音域不同的各种弦琴交响演奏的。有一次在詹姆士一世的王后御前表演的舞剧中，坎皮恩曾指挥了琵琶、大键琴、铜喇叭及9种弦琴齐鸣的交响乐（1605年）。由伯德、莫利、都兰德及其他人编写的多数管弦乐均流传至今。这类音乐大体根植于形式，依照意大利风格，而且在细腻和柔美两方面见长，而非以强壮或宏伟方面取胜。赋格曲（fugue）和对位法（counterpoint）已经有了进展，但并无主旋律变换和变调的技巧，也无决定性的音调不协或变音的和谐。但我们的神经受现代生活严重的刺激而趋于紧张时，我们发现伊丽莎白时代的音乐有净化治疗的功效，不会疲劳轰炸，不会有讨厌的不和谐，没有震耳欲聋的终曲，只有那些英国的青年或女孩痛切或高兴地为了挫折的爱情而歌咏的永恒赞美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