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塞克斯的头颅仿佛在日夜凝视着她，这或许是伊丽莎白晚年情绪低迷的重要原因。她经常独自一人，沉默、忧郁地坐着。她仍维持宫中娱乐，有时勇敢地强颜欢笑，可是健康已失、其心已死。英国已不再敬爱她，觉得她已活得过久了，应该让位给另一位年轻的帝王。在位时的最后一届国会较以前更激烈地反对她侵犯国会的自由、她迫害清教徒、她日增的开销需求、她赐给宠臣贸易垄断的权利。令大家惊奇的是，女王对最后一点终于让步，答应不再滥用此权。平民院议员纷往谢恩，他们屈膝拜听她最后悲伤的“黄金演说”（Golden Speech，1601年11月20日）：
纵使是价值最昂贵的珠宝，也不如……你们的敬爱更受我的珍视。因为我比尊敬什么宝贝都要尊敬它……虽然上帝令我们位居要津，但我在乎的是王冠的荣誉和在你们的敬爱下统治……
她令他们平身，继续说：
即位戴上王冠成为国王，旁观者感到这是很光荣的事，而当事人并不那么愉快……对于我而言，假如不是为了依照良心去尽上帝赋予我的义务，维持上帝的光荣，并保护你们的安全，依我的脾气，我真愿让位于他人，并放弃那努力求得的光荣，因为我并不希望长生或长治，我的生命和统治应以谋取你们的福利为前提。虽然你们已有、即将有许多强有力的贤君坐在此位，但是你们过去没有，将来也不会有像我这样爱你们的君主。
她已尽其可能搁置王位继承人的问题，因为其王位合法继承人苏格兰女王在世时，伊丽莎白根本不愿让玛丽·斯图亚特继承，而破坏改奉新教的解决方案。现在玛丽已死，玛丽之子苏格兰王詹姆士六世已成为理所当然的继承人，值得告慰的是，不管其人如何的不稳定或古怪，总算是一位新教徒。她知道罗伯特·塞西尔及其他廷臣暗中正和詹姆士谈判其顺利入继问题，以从中获得好处，而且他们已经在预计她在世尚有多少天了。
欧洲各国都谣传她染患癌症离死不远，事实上她是因为不耐烦活得太长才渐渐走向死亡。她的身体已无法忍受欢乐与哀愁、无情岁月的折磨与打击。其教子约翰·哈林顿（John Harington）爵士试图以蕴蓄智慧的诗句博得她高兴时，她驱走他说：“当知道大限已近时，对这些蠢事就毫无兴趣了。”1603年3月，她大胆地暴露于冬天的冷风下，以致大发高烧。经过三周折磨，病魔已耗尽了她的体力。在这些日子里，她大半耗在椅子上或躺在软垫上。她不要医生，只要音乐，因此有许多演奏者入宫，最后她才接受劝告躺到床上。大主教惠特吉夫特期望她可以活久一些，她反而加以斥责。他跪在床边替她祈祷。他自认祈祷够了想要起来时，她却令他继续祈祷。而当“老人双膝已软弱无力时”，她又一次要他祈祷。直到深夜她沉沉睡去，他才得以休息。她永远不会醒来了。第二天，3月24日，约翰·麦宁汉（John Manningham）在日记中这样记载：“今晨约3点钟，女王陛下去世，温和得像一只小绵羊，安详得像树上落下的熟苹果。”
英国长久以来一直等待她的逝世，但听到这个消息时大家都感到震惊。许多人意识到伟大的时代已经结束，一只有力的手已经离开了船舵。另有某些人，如莎士比亚，深恐政权悬缺期间会引起内乱。培根认为她是一位伟大的女王：
假如普鲁塔克仍然在世，让他来写当代历史人物的传记。他会很难在妇人堆里找到一位与她类似的人物。她在女性中独赋才学，即使是在男性君王中也很少见……关于其政府……在这岛上从未有这样安乐的40年时光。而这并非来自季节性的安静，而是得自她统治的智慧。因为若从一种角度来看，她已考虑到宗教建立的真理，是经常的和平与安全；良好的司法行政，适当地使用王权……学术研究的光辉灿烂……再从另一角度看，她顾及宗教分歧，邻近国家的侵扰，西班牙的野心和罗马的反对；她却是单独一人，无人可以分忧。这是我认为应加以注意的事情，我已无法另外找到更近和更适切的典型。同样，我也认为我已无法找到另一位更杰出、更优越的人物……如果考虑到君王的博学多才能与人民的幸福有适当结合的话。
如今在作“后见之明”的回顾时，我们似应稍减这个人物的光明面，要注意和宽恕这位盖世女王的许多缺点。她绝非圣人或贤哲，而是一位有脾气有感情、热爱人生的妇人。“宗教的真理”此时尚未完全建立，而像莎士比亚所说的，并非其全部臣民均能“在自己的葡萄林下吃他们自己种的东西，唱和平的欢乐之歌”。其统治的智慧部分为其朝臣的智慧。她的善变常常反而证明对她有利，这或是时局改变的结果。有时候他们决定了失当的政策，只有赖其敌人的内乱助她幸存。但通过公平或不正当的手段，她终究生存了下来，而且日益兴隆。她从法国手中解放了苏格兰，使之与英国结合；她使那瓦尔的亨利发布《南特诏书》（Edict of Nantes），宽容新教徒，以与巴黎的天主教弥撒抗衡；她即位时发现英国已经破产、受人轻视，死后所留下的英国是富裕而强盛的；而在人民富裕中，学术和文学的力量日见增强昌盛了。她继续其父的专制，但是因其人道和吸引力而减少许多专制色彩。她既无丈夫也无小孩，她把母爱施予英国，忠诚地爱护它，并鞠躬尽瘁地为它服务，她是英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君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