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是近代史的两个源泉，也是近代生活中知性与道德的两个敌对的根源。人会由于好恶和传承而互相分化，会感激文艺复兴解放人的心智和美化人生，或者会感谢宗教改革鼓舞了宗教信仰和道德意识。伊拉斯谟与路德的争论会持续下去。
依某种意义而言，这是种族战争与地缘战争，是拉丁人与条顿人之争；是空气清爽、多愁善感的南方与多雾、严肃的北方之争；一边是被罗马征服后接受古典遗产的民族，一边是抵抗罗马——也有征服罗马的——喜爱自己的根本与气候，而不是希腊人的天赋或罗马人的法律的民族。意大利与德意志在形成近代的心魂方面分道扬镳：意大利回到古典文字、哲学与艺术，德意志却恢复了早期的基督教信仰与仪规。意大利在第二次征讨德意志方面几乎是成功的——这回是在什一税与人文主义方面；德意志一样起而抵抗，驱逐罗马教会，逼使人文主义者沉默无语。宗教改革斥责文艺复兴及其强调现世的事务与愉悦，而独独回到了中世纪以人世的成就及欢乐为琐屑与无益的方面，认为人生是泪水之谷，召唤罪人皈依信仰、悔改与祷告。对于已经有了马基雅维利与阿雷蒂诺的作品可读的意大利人而言，这近乎是中世纪的反动，是信仰的时代在理性时代挣扎着的青春期的回复。这时的意大利人已听到蓬波纳齐的大名，而文艺复兴时期教皇们的统治又很松懈，他们看到路德、加尔文、亨利八世保留了中世纪教规的所有令人讶异的教条，反而舍弃了中世纪基督教的真正精神，不免觉得好笑。
真诚信神的天主教徒对宗教改革有不以为然的说辞。他们一样谴责什一税，但是要摧毁教廷是他们做梦也想不到的。他们了解僧侣们越来越不像样了，但是他们以为世上应有让人沉思、研究、祈祷的地方与机构。他们接受《圣经》的全部，只是附带两项条件：基督的律法已经取消了摩西的律法，而天主教会是神子所立，理应与《圣经》具有同等的权威，也应有解释《圣经》和使《圣经》调适于变迁中的人生的权力。要不然，如果让《圣经》中歧义和显然矛盾的字句留给各人去自由解释和判断，那会发生多严重的问题——那岂非使《圣经》让千千万万的心智去撕成碎片，也使基督教分裂成千百个相争不已的教团？
近代的天主教徒从近代生活的每一方面继续他们一贯的论辩。“你们强调信仰而反对工作是有害的，你们的宗教貌似虔敬，心里隐藏的却是冷漠；百年来慈善事业几乎在你们几个胜利的心中死去。你们停止了忏悔，却在人们的灵魂里引生本能与文明间争斗的千百种紧张，虽然现在你们用各种令人难以置信的形式来复原那个有治疗作用的机构，但是太迟了。你们几乎摧毁了我们建立的所有学校，也逼使天主教会创办的大学软弱到死亡的边缘。你们的领袖也承认，你们瓦解信仰的结果，在德意志与英格兰导致了危险的道德败坏。你们纵容的个人意义，使道德、哲学、企业与政府陷于一团混乱。你们把所有的愉悦与美从宗教中剥除，而用魔鬼与恐怖来代替；你们酷责人类大众应受天谴而永不能得救，而以‘选民’和‘得救’来安慰傲慢的少数人。你们使艺术的生长窒息，你们胜利的地方，却使古典的研究萎谢。你们把天主教会的产物移转到国家与富人手里，使穷人更穷，却还要罪责不幸的人。你们原谅高利贷与资本主义，却剥夺了仁慈的天主教会赋给工人休息的假日。你们拒斥教皇权柄，只是高捧了国家。你们赋予自私的主仆们决定他们子民的宗教之权力——宗教许可了他们的战争。你们使国与国分裂对立，使许多国家和城市对自己不利；你们毁坏了国际对各国权力的道德审核，产生各民族国家间的混战局面。你们自己招供，你们拒绝了神子所创的天主教会的权威，却准许了绝对独裁，提升各国国王的神权。你们很不聪明地破坏了‘圣道’的力量，使在金钱与剑之外别无选择。你们要求私下做判断的权利，可是你们得手之后，却不再给别人。你们不能宽容叛教者，比我们的更不可理喻，因为我们从不辩称自己是宽容的；人们除非漠不关心，不然怎能宽容。同时，看看你们的私自判断引出什么结果来。每个人无形中都自以为是教皇，在他的年岁不够成熟，尚不足以体会宗教在社会与道德方面的功能及人们对宗教信仰的需要时就判断教义。某种导致碎裂的狂热，在没受到任何统整的权威影响之下，导致你们的徒众陷于荒谬与残暴的争执，人人开始疑虑所有的宗教，基督教本身也会解体，而人们在面对死亡时精神上也就没什么防卫了；我们天主教会在各种意见与争辩的泛滥中，在各种科学与哲学的时髦中，不是屹立无恙吗！当你们之中的真正基督徒开始了解，而把你们个性与知性的骄傲托付给人类的宗教需求，不再介意这个不幸时代的那些渎神的意识形态而回到能保存宗教的这一圈时，我们不是一直把我们的羊群照顾得好好的吗？”
新教徒听了这项指控，会有什么答复呢？
“可不要忘记了导致我们发生歧见的原因。你们天主教会在实践与人事方面早已腐败，你们的僧众不再发生作用，你们的主教们都是市侩，你们的教皇是基督教世界丑闻最多的人；你们的史家不正是这样招供的吗？诚实的人呼吁你们改革，而同时又死心塌地地忠实于天主教会；你们答应改革，佯装改革，实际上毫无诚意；相反，像胡斯及布拉格的杰罗姆这类人，由于极力呼吁改革，都被你们活活烧死了。你们曾千百次试图从内部改革，在我们的宗教改革迫使你们行动之前，却总是失败；甚至当我们起而反叛之后，连想要清理天主教会的教皇都成了罗马城中的灾柄呢！”
“你们认为自己造出了文艺复兴而沾沾自喜，殊不知文艺复兴进行中的不道德、暴力及欺诈狡黠，是从尼禄以来的欧洲所未曾听过的；我们誓反这些在梵蒂冈里耀武扬威的异教徒难道不对吗？我们并不否认宗教改革初始时曾有短暂的道德颓堕出现。然而要重建宗教基础与行政业已崩溃的道德生活总得花上一段时间。到后来，新教地域上的道德就远比天主教的法国与意大利好得多了。我们愿意把心智上的觉醒归功于文艺复兴，然而道德生活的康复却是宗教改革的功劳。知性的舒展之上，又增加了性格的强化。你们的文艺复兴只有贵族与知识阶级享受到。它冷眼看待平民，对摊贩及僧侣从神学上图利却装作视而不见；这种在人们的希望与恐怖上的大肆敲诈难道不应该受到挑战？我们之所以要拒斥你们乱置在教堂里的那些画像与雕像，是因为你们容许人们崇拜那些形象的本身，每每这些被尊为圣的偶像游行经过大街时，你们都要人们跪向他们。我们宁可让我们的宗教奠基在坚强积极的信仰上，而不要那些让人们当作心灵药物用的礼拜仪式。”
“我们之所以尊崇世俗的权威当局为圣，就像你们自己的神学家们早在我们前面做过的一样，是因为社会秩序需要受尊敬的政府来维护。我们之所以拒绝教皇权威，是因为他们并不用那权威来仲裁正义，反而用来增进他们的物质利益。你们那些只顾自己的教皇不能统一全欧来组成对抗土耳其人的十字军，某些不诚实的教皇远在宗教改革之前就已破坏了基督教世界的统一。尽管我们支持国王们的神权，我们也在英格兰、苏格兰、瑞士及美国支持民主政治的发展，而你们的僧众却在法国、意大利及西班牙屈从国王；我们反叛你们天主教会的权威，破除专制暴政的迷梦，使欧洲人不再信任所有宗教的与世俗的极权。你们认为我们使穷人更穷，然而这也已经成为过去的事。最初剥削穷人的那个资本主义，如今已经增加了一般平民的财富，远非往常可堪比拟；而新教的英格兰、德意志及美国的生活水准，也确实比天主教的意大利、西班牙和法国为高。”
“即使今天你们比过去强壮，那也是我们造成的。要不是宗教改革，还有什么会逼使你们改革罗马教廷，把你们的教职人员从纳妾的堕落中救赎出来，让真正的宗教人士，而不是异教徒登上教皇宝座。今天你们的僧职人士有如此团结的美名，你们又能归功于谁呢？归功于特伦特的宗教会议吗？然而特伦特宗教会议之所以有成，若不归功于宗教改革，又能归功于谁呢？若没有这个会议的审核，你们天主教会恐怕将继续从基督教堕到异教去，到后来你们的教皇统辖的恐怕将是一个不信神的、享乐的世界，即使你们天主教会因我们的压力而再生之后，接受你们教规的人还是比较忽略宗教，更怀疑基督教，接受宗教改革的人就不如此了。把法国和英格兰拿来比比就清楚了。”
“我们已经学会使宗教的虔敬与心智的自由取得协调；使科学与哲学最能开花结果的人都生活在我们新教的土地上。我们希望调整基督教义，使它能适应知识的进步——而你们天主教会拒不承认已往四百年的所有科学。想想，若要人类有所进步，你们这样能办得到吗？”
人文主义者也起来论辩，而且还肩挑评估新旧教的责任。
“新教的精神重视知性，而知性是善变的，这是新教的光荣，也是它的弱点；天主教的力量在于不依附科学理论，从史学的体验观之，科学理论很少能够立足百年。天主教教义最适合那些很少听到哥白尼、达尔文、斯宾诺莎、康德的学说的人的宗教需要；这类人很多，而且又多子嗣。但是，一个重视知性、强调布道的宗教，一旦发现这个曾经容纳神子的行星，在日益扩张的宇宙里，原只不过是太空中迁流着的小沙粒，而主牺牲生命去救赎的物种也不过在生命的梦幻中生存片刻时，将何以自适？而且，一旦发现他们那唯一不坏的信仰基础《圣经》，从主的道变成希伯来的文学、变为保罗的神秘神学，面对这样更高的批判，新教会有怎样的变化？”
“近代心灵的真正问题并不存在于天主教与新教之间，也不在宗教与文艺复兴之间，而是基督教与启蒙运动之间。启蒙运动的时间很难追记清楚，大约是随弗朗西斯·培根而起始于欧洲，志在理性、科学与哲学。就像艺术是文艺复兴的主调，宗教是宗教改革的灵魂，科学与哲学也就成为启蒙运动的神。从这个立足来看，文艺复兴的确传承了欧洲心灵发展的主流，后来导出了启蒙运动；而宗教改革却逸出常轨，排斥理性，重新肯定中世纪的信仰。”
“然而，尽管有宗教改革原先的不宽容，它在两方面还是对启蒙运动有所贡献：它破坏了教条的权威，产生了上百个在以往应该火烧的教团，容许他们激烈争辩，到后来使理性成为各教团找寻理由的依据（除非他们有了别人无法抵抗的实力武装）。在这些争辩中，在攻击与防卫中，所有的教团与权威都软弱下来；在路德高呼信仰万岁100年后，弗朗西斯·培根声称知识就是力量。17世纪的思想家，笛卡儿、托马斯·霍布斯、斯宾诺莎、约翰·洛克，都提供哲学来取代宗教。18世纪，爱尔维修（Helvetius）、霍尔巴赫、拉梅特利公然主张无神论，而伏尔泰则因为信神而被骂为冥顽不灵。这是基督教面临的挑战，这个危机的深邃远非天主教与新教对中世纪教规的不同解释可比。”
我们现在回顾这千余页的漫谈时，发觉我们对所有的斗士都能同情。我们能了解路德看到罗马的腐败与统辖时的愤怒，德国王公眼看着在德国聚集的资财养肥了意大利时的焦虑，加尔文与诺克斯急欲建立标准的公益社会的热诚，及亨利八世要求子嗣与国内威权的欲望。但是我们也能了解伊拉斯谟的祈望以及没有被恨毒化了的教会的改革；对像孔塔里尼那样虔诚的高僧眼看着曾经是西方文明的看护而依然防范不道德、混乱与绝望的天主教会即将陷于解体时的那种失望，我们也是能够感觉到的。
所有的努力都没有失败。虽然个人死了，然而只要他于人间有所留传，他就未尝死去。新教的出现及时帮助了欧洲道德生活的再生，而天主教会经过自身的净化之后，已经成为政治上衰弱而道德上比以前更坚强的组织。从战场的烟火中燃起了一道教训：任何宗教必须在竞争中求生存是最好不过的。若不面临挑战而显得至高无上，它就会趋向不宽容。宗教改革带来的最大礼物就是提供这种信仰上的竞争，使每种宗教奋力而为，提醒它们应当宽容大量，并把自由的热望与尝试带给我们脆弱的心灵。
